白银时代：《金瓶梅》的重大价值！

《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中蕴含经济内容最为丰富的一部著作。《金瓶梅》蕴含的经济内容，在“不经意的叙事”中透视着明代经济生活细节，涉及到了许多明代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

《金瓶梅》在描写明代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白银交换的细节，从日常的吃喝穿戴、丧葬嫁娶、打卦做寿等，到社会经济结构信息的披露。它表现的货币交换，基本上是以银为主，而且交换总额高达18万两。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正一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730多两白银。正九品官全年的收入，大约是44.8两白银。相形之下，可见《金瓶梅》写白银使用额之巨大、使用面之普遍、使用人之众多，在当时的民间社会是很典型的现象。

但是，明代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中，惟见“钞法”和“钱法”，不见白银。这说明白银在明朝的中晚期之前不是法定的货币，也就没有制度可言。白银在明朝的货币化进程，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现象。这就是白银的周流始于明代的中后期，民间交易惟用白银的强势造成白银货币化的结果。这种不寻常的现象造成典籍的记载与历史的现实是不一致的，因白银崛起于民间，典籍记述缺失，所以明代小说、笔记不经意的描写，便给我们留下一笔宝贵的原生态的素材。

《金瓶梅》展示明代白银的使用和周流最典型的特征，是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这些“国计”层面的大事。而表现“国计”层面的白银货币化，恰恰是其他中国古典小说与《金瓶梅》不可比拟之处。

1、

民间大量白银的交换，必然催生初期的金融机构的开设，进行兑换和借贷。“银行”这个字眼在《金瓶梅》里的内涵，却不是金融机构，指的是制造银器的行业：“我便投在城内顾银铺，学会了此银行手艺。”而《金瓶梅》写的最早的银行，当时却叫“钱铺”。

“那时朝廷运河初开，临清设二闸，以节水利。不拘官民，船到闸上，都来庙里或求神福，或来祭愿，或讨卦与答，或做好事。也有布施钱米的，也有馈送香油纸烛的，也有留松篙芦席的。这任道士将常署里多余钱粮，都令手下徒弟，在码头上开设钱米铺，卖将银子来，积攒私囊。”

钱米铺，又称钱铺。《金瓶梅》妓女冯三宝对陈经济说：“昨日听见陈三儿说，你在这里开钱铺，要见你一见。不期你今日在此楼上吃酒，会见一面，可不想杀我也。”《金瓶梅》写的钱铺最基本的金融功能则是兑换。当人们拿着散碎的银子进行交易时，既要称其重量，又要看其成色，然后才能定出其实际的货币价值。

于是自然就形成社会专门从事银钱兑换的机构，先是经营小规模银钱的兑换摊子，如“钱桌”“钱摊”。继而，有了固定的门面和字号。如“钱店”“钱铺”。此外还有“钱肆”、“钱庄”等称谓。这在描写明代社会生活其他小说中也有披露：《醒世姻缘》第11回:“又想起那一日在钱庄上换钱，晃住正在那钱庄上换金子。”

货币化进程中典当行业也具有了金融借贷的性质。《金瓶梅》第20回写西门庆在骗娶李瓶儿得到一笔横财之后，他首先想打开门面两间，开当铺，赚钱的路子更野了。当铺主要是接当，同时也放款。西门庆经常以借贷，获取暴利。《大明律》规定：“凡私放钱债及典当财物，每月收利并不得超过三分，年月虽多，不过一本一利。”第19回西门庆唆使几个泼皮暴打蒋竹山一顿，迫使他立下借据：

“立借契人蒋文蕙，系本县医生，为因妻丧，无钱发送，凭保人张胜，借到鲁名下白银三十两，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约至次年，本利交还，如有欠少时，家中值钱物件折准。恐后无凭，立此借契为照者。”

虽然这张借据是虚的，但它反映了明代中晚期私人借贷的基本形式，从借据的形式及以产抵债的内容来看，一是“借贷”与“典当”不同，“典当”是“俗以衣物质钱谓之当”，以物易银；而“借贷”是白银直接交易，只是到了还不了的地步，才不得不以产抵债。

二是“借贷”说明货币财富不再完全采取窖藏的方式，而是采取钱生钱方式积累财富，将靠经营赚来的钱重新投入到金融经营中去。第49回写曾巡按在给皇帝的表章中，提到“天下之财，贵于通流”。可见当时对货币的流通职能有了充分的认识。西门庆就说钱“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第7回，孟玉楼也说：“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这可以说是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

三是“借贷”表明货币财富向高利贷资本的转化。西门庆几次放款给李三和黄四，都是“每月五分行利”。西门庆一直到死，都很看重这行当。临终交代吴月娘与陈经济守着当铺和生药铺过日子。

2、

随着一条鞭法的实行，明后期逐渐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但是官方文献，田赋始终是以实物粮食的“石”为单位计算，而不称银两，这会形成当时赋税征收仍然以实物为主的假象。而《金瓶梅》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许多真实而可靠的历史原生态的资料。

明代中后期白银货币化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以江南经济区为中心的各区域间商品贸易的新型格局，形成了南北方跨区域的商品流通，而且是以民生用品为主的定向性趋势。钞关税收急剧上升。

明代的税收机构——钞关，设在了运河和长江这两条国内最重要的商道要冲之处，主要有临清、河西务、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九江七座。弘治八年税收折银7万两。一百年后，天启元年税收折银34.1万两。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东南沿海发达的棉布和丝绸等手工业，棉布则主要出自松江、嘉定、常熟三地；南运的棉花，主要产自河南、山东。《金瓶梅》第67回描写西门庆“因问:‘两边铺子里卖下多少银两?’韩道国说:‘共凑六千余两。’西门庆道:‘兑二千两一包，着崔本往湖州买绸子去，那四千两，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过年赶头水船来。”第81回描写:“不想那时河南、山东大旱，赤地千里，田桑荒芜不收，棉花布价一时踊贵，每匹布帛加三利息。各处乡贩，都打着银两，远接在临清一带码头，迎着客货而买。韩道国便与来保商议:‘船上布货约四千余两，现今加三利息，不如且卖一半，便宜钞关纳税。”商品贸易繁荣，成为临清钞关税收上升的重要因素。

《金瓶梅》写西门庆为了赚取更多的钱财还采取与官吏勾结的方式偷税漏税。第58、59两回，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从杭州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缎绢货物，到临清钞关需要上税，西门庆派人给钞关的钱老爹送去了五十两银子，让他“过税时青目一二”。结果韩道国回来说:“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作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去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

《明史·食货志》记载:如果按明政府“凡商税三十取一”的规定，西门庆一万两银子的货物，至少应交纳三百三十余两税银，而他却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除去送礼用去的五十两，一次就少交税二百余两。偷税漏税并不奇怪，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上下求银，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金钱至上，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盐课税收是朝廷财政的重要收入，据万历年间户部尚书“李汝华奏疏，万历时期盐课银收入240万两，占朝廷年收入银400万两的60%”。食盐是专卖制度，严禁私盐贩卖，也不准宗室皇亲进行商业活动。

所谓“盐引”，就是由盐政衙门按分区界限发给盐商运输、出售官盐的凭证。成、弘以后，“朝野率皆用银”，市场上大大小小买卖都以白银计算。盐课开始由实物向货币化转化，官府的盐引、茶引成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有价证券流通社会，可以买卖、转让，反映了货币化的扩大和发展。

盐引这种信用票据，在专卖垄断下，造成本身就是金钱的象征，由于利润很大，所以竞争专卖权十分激烈。上至王府、权贵、太监，下至奸商，无不钻营，相互勾结，就成为明代宗室和官僚的商业活动和特权，获得盐引之利。

《金瓶梅》第48回写西门庆勾结官僚获盐引专卖权。西门庆派来保到东京行贿“曾御使参劾提刑官”一事，却带回来一个信息，“户部侍郎韩爹题准事例：在陕西等三边，开引种盐，各府州郡县设立义仓，官巢粮米。令民间上上之户，赴仓上米，讨仓钞，派给盐引支盐。”来保对西门庆说：“咱旧时和乔亲家爹高阳关上纳的那三万粮仓钞，派三万盐引，户部坐派。倒好趁着蔡老爹巡盐，下场支种了罢，倒有好些利息。”

扬州是明清时代两淮巡盐御史衙门所在地，当时蔡御史被任命为两淮巡盐。西门庆得到消息后，立刻张罗，一送厚礼；二用美女，打通了两淮巡盐蔡御史的关节，在宴请时提出对所支三万盐引“青目青目，早些支放”的请求。蔡御史曾受过西门庆的恩惠，眼下又得到盛情款待，自然一口答应:“我到扬州，你等径来察院见我。我比别的商人早掣取你盐一个月。”第51回西门庆打发三个人带上一千两银子到扬州买盐。因提前一个月将所支之盐投放市场，而大获其利。

第78回，西门庆通过揽头李三得到东平府为国家收购两万两银子古器的消息后，便打算独揽这笔生意。李三马上建议说:“自古兵贵神速，先下米的先吃饭。诚恐迟了，行到府里吃别的家干的去了。”应伯爵也附和说:“事要早干，高才疾足者先得之!”

3、

国家田赋役赋征收的货币化，最重要反映在明代两大社会问题上，即北方马政和南方槽粮。这两方面在《金瓶梅》中都有所披露，虽然文字不多，但价值很大。

《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寺之有银也自成化始，然止三万余两。”专门储藏马价银，标志着赋役合一，计马征银已成趋势。明代的马政制度存在了二百多年，大规模的民养官马的赋役制度的衰败。张居正为相时，太仆寺储银已达400余万两。这一制度改变的货币化动态过程，对当时社会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影响是巨大的，也与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同步进行的。

《金瓶梅》中孟玉楼是商人的妻子，丈夫死后，主动改嫁给西门庆。她的好恶、情趣和追求，都不同于传统观念，旧的价值观念在她的心里失去了意义，旧的道德标准在她的眼里苍白无力。第7回，饶有家财的孟玉楼在改嫁时，不要“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的尚举人，却认为西门庆“象个男子汉”，因此宁愿选择给西门庆做妾而不愿给尚举人做继室。并据理相争:“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这可以说随着白银货币化，经济因素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之中，对资本以钱生钱本质的认识具有了新观念。

《金瓶梅》对田赋货币化的叙事，是从耗羡之银这个角度讲起的，田赋货币化开启了明清田赋征收的弊端，出现的副产品便是官吏追逐“耗羡之银”。随着朝廷田赋货币化、徭役货币化、盐课货币化、关税货币化，官府收缴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熔铸成整块的银锭时，“火耗”有损；或者由于银子的成色不一，“火耗”也有损。于是在征收正税之外，还要以弥补损耗为名，加征附加税，称为“耗羡”、“羡馀”，就成为影响明清两代赋税征收上的一种陋规和管理上的漏洞，为官员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留下可趁之机。

《金瓶梅》第78回写吴大舅以指挥金事，见任管屯。西门庆与吴大舅对话，谈到屯田征税，可获得“羡馀之利”:

西门庆道:“通共约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这屯田，不满姐夫说……而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亩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百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西门庆又问:“还有羡馀之利?”吴大舅道:“虽故还有些抛零人户不在 册者，乡民顽滑，若十分进征紧了，等秤斛斗重，恐声口致起公论。”西门庆道:“若是有些甫馀儿也罢，难道说全征?若征收些出来，斛斗等秤上也够咱们上下搅给。”吴大舅道:“不满姐夫说，若会管此屯，现一年也有百十两银子寻。到年终，人户们还有些鸡鹅豚米，面见相送。那个是个人取觅，不在数内的。”

从这段话的意思可知，吴大舅管的是民屯。募乡民耕种，秋夏交纳税粮，当时管理屯田的官员和土豪相勾结，对垦种屯田的乡民克扣斤两。也就是除了羡馀是随着屯田亩数的多少而征收的而外，还要看管理者是否会从中聚敛。就吴大舅而言，每年至少可获得“羡馀之利”百十两银子。

综上，《金瓶梅》的典型性就在于，小说情节大量描写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交换，而重要的是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形态的自然显现。明代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变迁表现在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诸方面，而以白银货币化为主线完成了这一启动。这一切都可以从《金瓶梅》这里找到原生态的材料。

感谢 郑铁生 先生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