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母高氏以太皇太后(宣仁太后)的身份辅佐朝政。于以太皇太后为代表的皇亲国戚,更有恃无恐,根本无视幼帝赵煦,高氏病故,赵煦开始亲政。他有志继述宋神宗赵顼在位时颁行的新法。而在守旧派执掌朝政时,不仅是受排挤的变法派官僚,就连守旧派内部的许多官僚都对刘挚等人的倒行逆施表示反对,心怀恢复新政的强烈要求,然而多是敢怒而不敢言。
他们更视皇帝亲政为扭转政局的契机,这与赵煦的意图完全一致,在共同的愿望下,君臣之间形成了一股“绍述先帝遗业”的潮流。赵煦一亲政,,立即着手恢复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合称“熙丰新政”),并于次年四月下诏,改元“绍圣”。宋廷政局自此再度发生急剧的变化,故史称“绍圣绍述”。赵煦下令依照《唐六典》重新修订官制。旧派,肆意诬蔑诽谤变法派及持不同政见官僚的礼部侍郎范祖禹、枢密都承旨刘安世等人也陆续罢官,贬逐出朝。与此同时,对于元祜更化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变法派官僚则给予极高的褒崇礼遇,基本清除了守旧派势力,组成了以宰相章傈为首的所谓“新党”的官僚集团,为“绍圣绍述”扫清了障碍。
以章傈为首的变法派掌握政权后,继续严厉打击守旧派,甚至连中间派也不放过,原签书枢密院事刘奉世亦被迫贬为光禄少卿,以太子少傅致仕的韩维不仅被迫夺官爵,还与其他30余人同遭贬官。此举因引起朝臣们的愤慨,加之赵煦的反对,才未扩大株连。在打击守旧派的同时,宰相章傈等变法派逐步恢复新法。赵煦于改元“绍圣”的当月,即下诏令各路恢复元丰年间的免役法,随后又复行保甲法、青苗法、市易法等新法,作为推行新法的依据。
在此期间,还重修《神宗实录》、《神宗国史》、《神宗帝纪》等记录神宗一朝政事和变法情况的史书,并将王安石所著《日录》载人《神宗实录》,又于宫中建成显谟阁,用以专门收藏《神宗御集》。以此为神宗赵顼及其熙宁新法正名。针对元祐年间守旧派修改的科举和学校制度,亦进行更改。首先废罢进士科考习试诗赋,令只专习二经。赵煦还下诏令京师及地方学校官员,凡未经制科、进士和学校上舍生而人什为官者,一律罢免。并且解除元祐年间不许进士科考时引用王安石《字说》的禁令。又令蔡卞议定国子监三学及各州州学学制。
对于官吏的选拔升迁与贬黜,亦注重对其政绩的考核,赵煦亲政不久,即令监司每年督察州县地方长官的治绩,将其中有突出成绩者上报朝廷。绍圣三年,又令按照元丰改制所订职事官以行、守、试三等确定俸禄与官级。历经圣、元符年间,以章傈为首的变法派基本遵照熙宁新法和元丰改制的内容推行新法,其间亦针对新法过去实施中存在的某些弊端,加以改革和调整,因此“绍圣绍述”仅仅是依章行事,几乎无所创新。在废罢旧法,恢复新法之时,章傈、曾布等宰执一反守旧派屈服妥协的对外政策,对西夏采取积极防御的措施,以“浇攻挠耕”之策迫使西夏军队处于被动的境地,而无法集结进犯宋疆。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先后建成寨堡50余处,使千里之地成为阻止西夏军队入侵的防线,元符元年十月,宋夏间爆发平夏城之役,宋军一举击败30万夏军,然而绍圣、元符年间的变法并未像王安石变法时那样,为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政局而认真贯彻执行。
在赵煦亲政的六年中,变法派更多的精力是投入到打击守旧派及消除影响的斗争中,因此绍述最突出的一点是巩固了变法派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变法派内部又不断出现内讧和分裂。握有枢密院大权的曾布虽以变法派自居,但在王安石变法后期,曾上疏反对推行市易法,而与吕惠卿分裂。绍圣初年,他更千方百计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其后又攻击章傈引用小人,专恣弄权,甚至借对守旧派官.僚的罢贬,指责他是“报私怨”。还别有用心地指责章傈和蔡卞于朝中培植党羽。守旧派势力,当权后即再度起用守旧派官僚,任用韩琦之子韩忠彦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章傈等一批变法派官僚则相继被贬出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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