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辽代五京与四时捺钵

文|大祭司

圣宗时，辽朝已建有上、中、东、南四京。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 年），升石晋所割云州为西京，于是五京俱备。初期，以上京为首都。中京建成，遂取代上京成为辽朝的都城。但是，游牧的契丹人所建的国家，具有行国的基本特征。它的政治中心不在具有城国特征的五京。

五京是用来统辖州县的，治理重点是汉人和渤海人。五京各有特点，作用也不尽相同。上京临潢府是辽太祖创业之地，“负山抱海，天险足以自固。地沃宜耕种，水草便畜牧”，是辽内四部族的游牧地。后又迁入了大批汉人和渤海人，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一定发展。东京用以控制渤海、女真，备御高丽。西京备御西夏和西南各游牧部族。中京、南京经济发展水平略高，多设财赋官，对辽的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辽国皇帝并不常居上京、中京，他与北、南面臣僚和皇族一起，随寒暑、逐水草，巡行于四时捺钵之中。辽国的政治中心也随着皇帝的行踪转移。

“捺钵”又作“纳拔”、“纳钵”、“剌钵”、“纳宝”，汉意为“行宫”或“行在”。辽帝的四时捺钵制度正是与契丹人游牧和渔猎经济活动相适应的，同时也受政治形势的影响和制约。

辽初，冬春多在上京及其以南的潢水、土河流域，夏秋多在上京西北永安山、拽剌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一带。圣宗前期，因对宋交涉的需要，捺钵也相应南移，春捺钵多在鸳鸯泊（今河北张北昂古里诺尔），夏秋在炭山（大兴安岭东南余脉），冬季则多住南京。天祚帝末期，东北战事起，被迫将捺钵移向西南鸳鸯泊、西京、南京一带。

圣宗后期，历兴宗、道宗和天祚帝前期百余年间，社会稳定，捺钵制也得以完善，四时捺钵地点逐渐固定。春捺钵在长春州附近的鸭子河、混同江、鸭子河泊 ；夏捺钵在永安山、拽剌山一带；秋捺钵在庆州（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索博力嘎苏木）伏虎林；冬捺钵在潢、土二河间的广平淀。

跟随皇帝至四时捺钵的是一个庞大的行宫部落集团。它包括皇帝的族人（四帐皇族），与皇帝关系最密切的诸斡鲁朵和中央的北、南面官员。中央的北面官全部随行。南面官中宣徽院所属百司官员全部随行；枢密院、中书省宰相 1 人，枢密都、副承旨 2 人，令史 10 人，中书令 1 人，御史台、大理寺各 1 人从行。其他汉官留守中京，办理汉人公务。留守官有权任命县令、录事以下文官，县令以上文官只能以堂帖权差，待会议行在所取旨后方可给敕正式任命；武官则必须奏准。

春捺钵的主要活动是钩鱼和捕鹅。正月上旬起牙帐离开冬捺钵，三月上旬到达。江河尚未解冻，鹅雁未至时，凿冰钩鱼；冰雪融化，鹅雁北归后，放鹰鹘猎捕天鹅。钩得第一尾鱼，捕得第一只鹅后，便举行头鱼宴和头鹅宴，互相庆贺。这既是契丹人民的生产活动和生活内容，也是辽国统治者的娱乐活动。春捺钵活动期间，捺钵周围千里之内的属国、属部首领要到捺钵朝见辽帝，以示臣服。所以，春捺钵活动也包括了安抚、控制、考察各属国、属部的政治内容。

四月中旬，行宫集团离开春捺钵进山避暑、赏花。皇帝与北南面臣僚共议国事，这是一年中的第一次大政会议。闲暇时间则从事游猎。

七月中旬，入山射虎、鹿，转入秋捺钵。天冷后到冬捺钵违寒，再与北南面臣僚举行第二次大政会议，共议大政方针。同时接见宋及诸国使臣，闲暇时校猎、讲武。

辽国皇帝的捺钵活动，既是契丹人的经济活动、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的反映，也是辽国统治集团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朔漠以畜牧射猎为业，犹汉人之劭农，生生之资于是乎出。自辽有国，建立五京，置南北院，控制诸夏，而游田之习，尚因其旧”。宋朝人对此十分理解，他们说“北人打围，一岁各有处所，如南人趁时耕种也”，并非像宇文懋昭所谓的“承平日久，无以为事，四时无定，荒于游猎” 。捺钵是举行国政会议的地点，又是皇帝处理国事的场所，它才是辽国的政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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