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里，女婿是外人，愿意把重要的东西交给女婿，也就算无私了。后世民间，也有各种坏女婿的故事，而女婿之坏，往往就体现在他惦记着老丈人的那点家产上。
所以在中国，选女婿不是选继承人，仅是挑一个需要被提防的合作者。
唐代驸马、国舅王守一事迹图，出自明宣德时期彩绘钞本《御制外戚事鉴》。
魏武侯的女婿公叔，做了魏国的相国，要想陷害吴起。他去找魏武侯说：“吴起是个贤人，魏国是个小国，又与强秦为邻，恐怕吴起会有跳槽的心理。”建议魏武侯把另一位公主嫁给吴起，测试他的态度。然后公叔又请吴起来自己家做客，有意让妻子羞辱自己。吴起看见国君的女儿作风如此，就有了戒心。魏武侯向吴起提亲，吴起就拒绝了。
这让吴起在魏国失去信任，他只好投奔楚国去了。
这个故事可能只是寓言，但是，做了国君的女婿的，就待在权力核心；拒绝做国君女婿的，就被认为别有用心。这个区别，多少能够体现一点时代氛围。
秦朝建立的大功臣李斯，“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诸公子”。前面说有人提议刘邦把嫡长公主嫁到匈奴，这事没法实行，因为这位公主已经嫁给了赵王张敖，张敖的父亲张耳，曾是黑社会大哥，刘邦还是平民百姓的时候，做过张耳的小弟，反秦灭楚的战争里，两人还有战火中凝结的友谊。
追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是汉初非常突出的一个特权阶层，他们的子孙，成了汉朝公主重要的归宿。汉文帝的女儿馆陶公主刘嫖，嫁给了堂邑侯陈婴的孙子，另一位不知名的公主则成了绛侯周勃的儿媳。汉景帝的女儿平阳公主更有趣，她三次嫁人，第一任丈夫的爷爷是汉初的丞相曹参；第二任丈夫的爷爷则是滕侯夏侯婴，这两位都是刘邦在沛县时代的老同事。只有第三次不同，公主改嫁曾是自己家奴的长平侯卫青，这是对匈奴的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功臣了。
当然，卫青还有另外一个身份，皇后卫子夫的弟弟，所以他还是外戚。把自家的女儿嫁给皇帝，然后子孙就可以娶皇帝的女儿，这种操作也是套路。汉武帝即位之初，曾想清理一些长安城里的外戚，让他们都到自己的封地去，结果阻力很大，因为“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
东汉最有名的公主故事，是光武帝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死了丈夫，于是考虑再嫁的问题。刘秀就与她“共论朝臣”，商量谁最合适。湖阳公主倒很直接：“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我就看宋弘合适。光武帝让湖阳公主躲在屏风后面，召见宋弘问他说：“民谚说，当官了就要换个社交圈，发财了就要娶个新媳妇，是这回事吗？”宋弘回答了一句千古名言：“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光武帝于是回头对屏风后的公主说：“这事办不成了。”
可见，这时公主的婚姻对象，仍然是大臣。
“驸马都尉”龟钮铜印，晋代
往后到魏晋时期，情况却开始有了点微妙的变化。和汉朝皇帝的女婿基本处于不温不火的地位不同，这时世家大族权力太大，皇帝感受到威胁，有意识地找二流家族的人物，或者一流门阀里的边缘人来做女婿，对他们委以重任，对大家族进行反制。
于是晋朝皇帝最著名的两位女婿：一是王敦，一是桓温。
王敦出身顶级门阀琅琊王氏，但因为少年时代在南方长大，所以说话的语言语调带着北方名士眼里粗鄙的“楚”味儿，大家展示高雅才艺的时候他却只会“打鼓吹”（相当于交响乐会上演奏朋克），娶了公主后上厕所，把洗手用的澡豆当食物吃掉然后说到杀人不眨眼，说到用兵作战，他就令名士们感到战栗了。
元代驸马印，印文为八思巴文拼写的蒙古字，意为“驸马奥勒林秉图勇士”
桓氏本是在曹魏时代的政治斗争中已经败落的家族，桓温做了驸马，有人建议晋明帝“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后来果然被委以坐镇上游荆州的重任。于是，人们就看到了那个在名士们高谈阔论的时候，却能高效安排各项军政工作的桓温；那个既有“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文艺范金句，又有“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的魔性名言的桓温；当然还有三度北伐，功业在东晋无人能比的桓温。
所以这两位驸马爷最终威胁到的，主要倒不是世家大族，而恰恰是老丈人的江山。王敦、桓温造成了东晋王朝最大的两次统治危机。最终晋朝是被刘宋取代。篡位者刘裕的儿子刘义符（也是刘宋的第二个皇帝），是晋朝最后一个皇帝的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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