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史起点被最终确认：时间为1842年，地点在镇江

近日（指2013年11月底）在北京举行的大型秋季影像拍卖会上，笔者有幸亲眼近距离仔细观摩到由西方人拍摄于1880年的4张镇江照片的原件，正当我用放大镜仔细观看这几幅拍摄于130多年前镇江的照片时，新华通讯社图片编辑曾先生告诉我一个消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照片就拍摄于镇江，那是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随军医生在镇江拍摄的。

（说明：图文无关。1842年的这次摄影活动并未留下影像，本文配图均为1844年于勒·埃及尔拍摄，这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影像）

此事立刻引发我极大的兴趣，循着曾先生提供的线索，我很快找到英国著名学者、摄影史作家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编著的《中国摄影史 1842-1860》（History of Photography in China 1842-1860）。该书提到，世界最早的摄影术出现在1839年8月的巴黎，那时大清帝国已步入衰朽。

书中《引论》部分还提到：“中国大地上最早使用相机的记录是在1842年7月，时值第一次鸦片战争末期，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的两位助手伍斯纳姆医生（Dr.Woosnam）和麻恭少校（Major Malcolm）在长江沿线、今镇江焦山的位置拍摄了达盖尔银版照片”。

书的第一章《首批影像》中讲述到中国最早期摄影活动的记录是出现在巴夏礼爵士（Sir Harry Parkes）的日记中。1842年7月，巴夏礼作为英国特命全权公使璞鼎查爵士的见习中文翻译，随璞鼎查一行乘维多利亚女皇号随同英国皇家舰队沿长江而上，舰队在未到达镇江之前，在一个叫“Se-shan”的地方遭遇到来自炮台炮火的攻击。

7月14日，该炮台被英军攻陷，次日，维多利亚女皇号在此停泊。7月16日，巴夏礼在其日记中写道：“今日，麻恭少校与伍斯纳姆医生在此地拍摄了一张达盖尔银版照片。我不太清楚达盖尔银版摄影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把一片抛光的金属板迎着太阳，再借助玻璃和其他一些材料，就可以原样记录下眼前所见，然后再施以药剂，影像就可以保留多年。它太神秘了，纵有文字描述也只是徒劳”。

根据巴夏礼日记，泰瑞·贝内特在书中对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照片拍摄地点“Se-shan”作了初步分析和判断，书中写道：“‘Se-shan’的具体位置仍有待考证，它距离镇江下游25公里远，大约处于银岛（Silver Island，或写作‘Yi-shan’或‘Tseaou-shan’）[译者注：镇江焦山]和金岛（Golden Island，或写作‘Kinshan’）[译者注：镇江金山]的位置。根据文字中的描述，它的山体呈明显的锥形”。

另外书中还说：“根据香港一位摄影史学家考证，认为‘Se-shan’有可能即为今日江苏省内距离镇江不远处的焦山”。

书中泰瑞·贝内特对“Se-shan”的准确位置表示出极大的犹豫。“Se-shan”是否就是镇江焦山呢？这涉及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照片拍摄的地点是否准确的问题。

根据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 1842-1860》书中对中国摄影史第一张照片拍摄的历史背景、时间和距离镇江城距离等描述，经查《续丹徒县志》卷七《英吉利破城记略》记录到：

“按道光壬寅英吉利之乱，由海入江……六月初五，敌舰越江阴鹅鼻嘴，初七至圌山，敌舰开炮击毁炮台，弁兵溃入城，圌山不复设备，敌乃长驱直上。”

其中，道光壬寅年为道光22年，即公历1842年，道光壬寅年六月初七即为1842年的7月14日。圌山炮台清军和英国舰队发生炮击的事件和时间，《续丹徒县志》的记载和巴夏礼日记的记载完全一致。

泰瑞·贝内特在书中还描述“Se-shan”所处的地点距离镇江城下游25公里，根据对谷歌地图的测量，圌山距离镇江城水路的距离约为25公里，直线距离约为23公里，而焦山距离镇江老城区的距离仅约为4公里。“Se-shan”在对镇江城下游25公里的距离上，和圌山对镇江城的距离及方位完全一致。

另据詹姆斯·费加姆斯（James Fitzjames）编写的《神秘人物富兰克林探险之旅》（The Mystery Man of the Franklin Expedition）中，也详细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镇江Se-shan（圌山）炮台炮击战的经过：“舰队遭遇到来自一个叫Se-shan上三个中国炮台炮火的攻击……靠近江边的山峰从平原上突然上升400英尺，而一面正濒临长江……4时我们才靠近这座山峰，一小队皇家海军和水手开始登陆……”。

根据詹姆斯·费加姆斯书中对Se-shan（圌山）的描述分析，这绝不是一座矗立在长江之中的岛屿，而是一座在平原上突起并延伸到长江之滨的一座山峰，靠近江边的那座山峰高度有400英尺（折合122米），而焦山的海拔高度仅为70.7米。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历史事件和发生的时间，还是从地理位置上分析，“Se-shan”都不可能是“Silver Island”（焦山），而应是位于大港附近、具有光荣抗英历史的“Chui-shan”(圌山)。据此笔者向远在英国的《中国摄影史 1842-1860》作者泰瑞·贝内特先生致电，对“Se-shan”应就是“Chui-shan”(圌山)作了说明，并附了做了标识的谷歌地图。

泰瑞·贝内特先生很快给予了回电，信中他充分肯定了笔者的论点，并说明他在近期的研究中已发现“Se-shan”不是“Silver Island”（焦山），而应是“Chui-shan”(圌山)，这在他编著的《中国摄影史》第三册中已对中国摄影史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圌山进行了专门的说明。

目前《中国摄影史》第三册正在翻译之中，并将于2014年在中国发行（编者注：目前已公开出版）。在泰瑞·贝内特的回电中还附有一张由英国著名地图出版商John Murray公司出版于1843年的南京到长江口的详细地图，该地图上已明确标注出“Se-shan”的位置，即镇江圌山。

至此，镇江圌山为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张照片的拍摄地点已无任何悬念。虽然这张照片的拍摄过程仅记录在巴夏礼爵士的日记中，但时至今日，史学界和摄影界的人士一直都没有停止对这张达盖尔银版照片的寻找，虽这张照片还在继续寻找的过程之中，但这张饱含着以镇江军民英勇而悲壮抗击英国侵略者为历史背景的照片，已成为中国摄影史最重要的里程碑永载史册。

选自：镇江周刊

附：现存最早的中国影像，1844年于勒埃及尔拍摄

尽管在很早在1842年就有麻恭少校和伍斯纳姆医生在华摄影的记录、1844年底乔治韦斯特在广州拍摄达盖尔银版照片的记录，但在整个19世纪40年代，只有于勒埃及尔拍摄的照片保存至今，这也是中国摄影史上留存下来最早的影像。

于勒埃及尔，1802年4月8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军官家庭。17岁毕业后，到法国海关工作，在30岁时升职为海关督查。埃及尔早年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即富有天赋，活跃于19世纪30－40年代法国的科学界，曾加入过巴黎科学艺术学会、伊瑟统计学会、法国地理学会、里昂科学大会等学术团体。摄影术诞生后不久，埃及尔开始接触摄影并成为一名业余摄影师，他在学会的摄影比赛中屡次获奖。海关的工作让埃及尔获得许多旅行的机会，在1842年至1846年，他先后到过塞内加尔、圭亚那、瓜德罗普、印度和斯里兰卡，沿途拍摄了一批达盖尔银版照片。其间，1844年8月至11月，埃及尔是在中国度过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埃及尔受法国国王的委派，以法国海关总检察官的身份参加法国外交使团赴华进行贸易谈判。1843年12月12日，这支由法国特使兼全权公使拉萼尼率领的使团在布雷斯特港登上“西来纳号”（Syrene）三桅战船启程前往中国。次年1月、2月间，埃及尔在巴西拍摄了一些照片。1844年8月13日，使团抵达澳门。埃及尔随即作为海关问题专家参与中法《黄埔条约》的起草工作。在10月中旬之前，在埃及尔的日记中并未发现有关摄影的记录， 直到10月14、15日的日记中才提到用达盖尔银版相机拍照，现存的6幅澳门风光照片中的一部分可能是这两天拍摄的。

随后，法军使团乘坐“阿基米德号”战舰奔赴广州下游的黄埔港。1844年10月24日，埃及尔在黄埔港拍摄了中法双方签订《黄埔条约》的照片。条约签订完，埃及尔随使团先返回澳门，之后再到广州城。这段时间他较为闲暇，他把全部的业余时间用来考察当地的人文景观，并在这两个地方拍摄了一些当地的人物和风景照片。1844年年底，埃及尔离开中国，12月抵达菲律宾，此行到过爪哇、婆罗州和越南南部，直到1846年2月才返回法国，在途中也拍摄了达盖尔银版照片。

1848年，埃及尔在法国出版《中国之行日记》，在其中刊登了他在澳门和广州拍摄的照片。1857年埃及尔从海关离职退休，1859年开始使用火棉胶湿版法摄影，1877年在法国去世，享年75岁。

1844年8月至11月埃及尔在华期间，在澳门和广州拍摄了一批达盖尔银版照片。由于中国南方湿润多雨的气候，照片极不易于保存，埃及尔带回了40余幅照片，其中37幅保存在法国摄影博物馆中，其余的被收藏在私人和其他收藏机构中。2012年年底，“前尘影事――最早的中国影像”摄影展在北京华彬艺术博物馆与观众见面，展出了1844年埃及尔在中国拍摄的达盖尔法银版照片原版15张。

根据埃及尔的日记和现存的照片中可知，他在华拍摄的照片共分为三类：澳门风景，如《澳门南湾风光》《澳门庙宇》《妈祖阁大门》等；广州风景，如《广州城西部一览》；人物肖像，如《两广总督耆英像》、广州十三行买办潘仕成及其家人的肖像照等。由于他本人为照片亲手写了文字说明，所以照片能找到对应的拍摄地点等信息。虽然有人评价埃及尔的照片都是记录性的，而不是记录性的，但丝毫不影响埃及尔对中国摄影史作出的贡献。

《全权代表们聚集在阿基米德号轮船上》是一幅我们知道确切日期的埃及尔作品，即1844年10月24日，这是中国摄影史上第一幅记录新闻现场的照片。照片拍摄于《黄埔条约》正式签订开始之前。拍摄的具体位置在“阿基米德号”船尾，拍摄时间在下午日落之前，我们在照片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线是从左侧照向右侧。照片拍摄得很成功，照片中的人物都得以清晰呈现，根据达盖尔银版摄影的特点，可以推断他们在镜头前端坐了很长时间。照片中共出现5人，据埃及尔日记我们可知，这5人分别是中方代表耆英、法方代表拉萼尼、法国海军上将、拉萼尼的第一秘书和翻译官。该照片以影像的方式见证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埃及尔在10月28日的日记写道：“我一整天都带着达盖尔银版相机在澳门拍照，从不同角度拍摄附近的景色：南湾码头、大宝塔、内港、集市大街等地方都非常有趣”，《澳门南湾风光》可能是这次拍摄的照片之一。照片拍摄于澳门南湾码头，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停泊的商船；岸边整齐、尖顶的圣弗兰西斯科教堂；教堂前方码头上有一根高高的旗杆，但并未看见旗帜。与拍摄人物类照片相比，使用达盖尔银版相机拍摄静止的风光具有较大的便利性，因为拍摄时不用担心曝光时间的问题。

广州一个有名的人家，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于勒埃及尔摄于1844年11月

三个广州高官，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于勒埃及尔摄于1844年11月21日

广州街头的民众，达盖尔银版摄影法，于勒埃及尔摄于184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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