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生不得志的真正原因

《孔子像》，[宋]马远绘，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孔子的先世是商代的王室。周灭商，周成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商的旧都商丘，建立宋国。《史记索隐》引《家语》称：“孔子，宋微子之后。”

孔子的六代祖孔父嘉，为宋穆公时的大司马，宋殇公继位时的顾命大臣，后为另一贵族大臣所杀，其子出奔鲁国（《左传》昭公七年杜注）。孔氏，便来自于孔父嘉的字（孔父）。自此之后，孔氏由大贵族（卿）降至贵族的最底层（士）。

孔子的家世，对他的命运和思想带来重大影响。这是因为，商人是被征服的部族。而且，“大邑商”之所以被“小邦周”征服，主要是商纣王丧失内外人心的结果。周武王虽然亲手砍下商纣王的头，他还是基于商人部族的强盛及在东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强大影响，采取安抚政策，使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禄父仍居商都故地，以管理商人，同时设“三监”就近监视之。不久周武王去世，武庚联合“三监”及东方诸部族发动叛乱。时摄政当国的周公，用了三年时间平息叛乱，杀了武庚禄父。又封微子启于商丘，“以续殷后”。商都朝歌则由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去镇抚，成为卫国的国都。周公为巩固周王国的政权，大封同姓（姬姓）兄弟、异姓（姜姓）亲戚，在全国各主要地点建立封国，帮助周王室管理分派到各国的商人如“殷民六族”“殷民七族”以及其他被征服的部族（《左传》定公四年）。

防范商人当是周人的一项国策。虽然到孔子时，去周初已久，周人对商人的监管政策大大松弛，但不会完全放弃，周人对商人的防范心理也不会完全消失。这从商人直至春秋都被当做蠢人看待的现象中，可见一斑。郭沫若说：殷人被征服了以后事实上是作了奴隶，他们算是受尽了轻视和虐待的，周室的人称他们为“蠢殷”，称他们为“顽民”，一直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都还把他们的后人当成蠢人看待，譬如说到蠢人的时候便是“宋人”——“宋人资章甫而适越”（《庄子》）——“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孟子》）——宋人就是蠢人的代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一章第二节）

商政权为周人所颠覆，商人未必尽是做了奴隶，但受到不平等对待是必然的。孔子不但是商人身份，而且是商王室后裔，他身上的这个标签始终是醒目的。鲁国“三桓”之一的孟僖子，犹称孔子为“圣人之后”，并嘱咐他的儿子师事孔子以学礼（《左传》昭公七年）。大约周人在文化上对商人是逐步宽容的，但在政治上则始终是防范的。那么，孔子受到了哪些影响呢？

首先，他无论是做官在朝堂，还是居家在乡党，都是唯谨唯慎的：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乡党篇》）

这是说孔子在乡里头对人总是客客气气的，好像不太会说话的样子；在宗庙和朝堂之上表面不慌不忙，却很少说话。其他诸如接引宾客、出使诸侯国、与朋友交往等，《论语》中多有类似的描述，《乡党篇》最为集中。

其次，他对贵族的生活方式是向往的。条件许可时，他是要按贵族范儿生活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乡党篇》）

这是说孔子吃饭，主食越精越好，肉丝越细越好，不好的就不吃。一连有好多个“不食”，不具引。其他诸如穿衣、睡觉、出行等，《论语》多有类似的描述，《乡党篇》最集中。冯友兰说：“《乡党》所纪，起居饮食，俨然贵族。非必孔子之好阔，盖不如是则‘非礼也’。”（《中国哲学史》第四章）其实，讲究礼节，无非显示贵族身份而已。

其时世卿世禄尚未根本动摇，做官仍是贵族的基本专利。孔子虽然做官时间不长，但一直很珍惜曾有的身份。心爱的弟子颜回死了，颜回的父亲“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孔子没有答应，理由是“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先进篇》）。齐简公被他的大夫陈恒杀了，其时赋闲在家的孔子，跑去找鲁哀公，要求讨伐陈恒，又被鲁哀公支使去找掌握执政权的季孙、孟孙和叔孙，还是被拒绝了。大约是有人认为他多管闲事，他两次声明“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宪问篇》）。

再次，他对周取代商是心存芥蒂的。这从他对周文王和周武王评价的不同可以看出：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泰伯篇》）

周文王已经赢得了天下多数地方的拥戴，但他并没有趁机夺取商的政权，而是继续维持和平的局面，孔子称赞这种行为为“至德”。后来周武王率师攻占商都，商纣王“自燔于火而死”。周武王来到商纣王自焚的地方，“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史记·周本纪》）。商纣王的这个结局是悲惨的，想必孔子对于这个“先王”是有“哀其不幸”之隐衷的。下面这段话，透露了一些信息：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张篇》）

孔子在盛赞周文王的同时，对周武王却有所保留：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八佾篇》）

《韶》是舜时的乐，《武》是周武王时的乐。一般认为，孔子评价《韶》乐尽善尽美，是因为舜的天子之位是由尧“禅让”来的。而评价《武》乐尽美却未尽善，则因为周武王毕竟是以暴力夺取了殷商政权。苏轼因此认为“孔子盖罪汤、武”，“武王，非圣人也”；“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论武王》）。

周武王真像，《历代帝王真像》，托名清乾隆五十三年姚文翰奉勅绘，现藏于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孔子自认是绍继周文王的：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

由此看来，孔子并不将文、武同等看待。弟子子贡将文王、武王并举，称“文、武之道”（《子张篇》），未谙老师的用心。

还如孔子对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的赞扬，也是值得注意的。他说他俩是“古之贤人”（《述而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篇》），在表达对本族先贤钦心的同时，也透出一种隐隐的痛感。

又次，孔子对祖先的文化“心有戚戚”。虽然对作为统治部族的周文化的尊崇态度溢于言表，——“吾从周”（《八佾篇》）、“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篇》），对殷商文化实给予了更高的赞赏。如称赞微子、箕子、比干：“殷有三仁焉。”（《微子篇》）《论语》全书所载孔子认可为“仁”的，仅此一例。他最欣赏的弟子颜回，也只是认可“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篇》）而已。傅斯年说：“称殷三仁，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孙芳草’之感。”（《周东封与殷遗民》）

孔子之“从周”，是由于“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八佾篇》）。傅斯年认为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孔子在政治上不得志是必然的：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微子篇》）

齐景公欲用孔子，予之以仅次于正卿的位置，说明他很欣赏孔子。但随后又找借口搁置起来，孔子只好离开齐国。齐景公因何反悔？这里看不出来。太史公只说“齐大夫欲害孔子”。又：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同上）

这一次，是孔子在鲁国做了几年的官以后发生的事情。按《史记》的说法，孔子治理鲁国颇有成效，“齐人闻而惧”，担心鲁国走向强盛会对邻国造成威胁，于是采取送女乐等方式挑拨鲁国的君臣关系。季氏吃这一套，孔子只好离开了鲁国。

据《史记》记载，孔子去鲁适卫，卫灵公给了他粟六万斗的待遇，但没过多久，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说他的坏话，他又待不住了，“恐获罪焉”，只好离开。

人们多将孔子不得志，归因于他的学说和政治主张不合时宜。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应该不是主要原因。孔子认为自己“无可无不可”（《微子篇》）。孟子则认为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真正的原因恐怕就是，这些诸侯国终究不是姬姓（鲁、卫），便是姜姓（齐），如何让一个殷人的后裔来治理国家？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家族已经生活了几代的鲁国，他还是干不长，长期在外过着漂泊的生活。最后的结果是，孔子“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

《史记》记载孔子辞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予始殷人也！”——我本殷人！

《本来的孔子：《论语》新解》

作者：甘霖

出版社：中华书局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今天，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态度，即客观、科学、礼敬。这是还孔子本来面貌的现实条件。又有了新的发展理念，即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这是还孔子本来面貌的历史维度。本书所做的努力，就是要回到《论语》，下功夫读懂本来的《论语》，借以认识本来的孔子。

本书实际上是对《论语》所作的注释和翻译。全书的内容构成为，在《论语》每章原文之后，有注释和辨析，有今译。书前有序言和凡例。序言对孔子的身世和思想、《论语》的注解研究历史等有精辟的论述。

本书场景宏大，逻辑清晰，从认识孔子所处的时代入手，到认识孔子的家世，孔子这个人，他的思想底色可能是什么。既没有先入为主的臆见，也没有人云亦云的陈说。但前人注解中一些不为人注意的闪光之处，则充分加以吸纳和阐发，故常能于不经意间出人意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