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令中国学界蒙羞——张鹏事件启思录

作者 / 绝育圣手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就在古生物学家张弥曼以一项“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大奖为中国学界带来振奋数月之后，一宗令人错愕的学术丑闻为大家兜头浇了一盆冷水。由于持续发酵的中山大学灵长类生物研究者张鹏性骚扰女教师、学生丑闻，几家重要的国际学会、刊物火速将其除名。

反观张鹏供职的中山大学，尽管在媒体关注下重启调查，却仍迟迟未能向社会大众交出满意的答复。更有甚者，据信是张鹏本人的微博及微信内容显示，他已威胁起诉最早曝光丑闻的媒体人黄雪琴。受害者难以伸冤，伸张正义者备受打压，加害者却愈发张扬，反倒是“告洋状”迅速处理，这样的局面无疑深深地损害了中国大学在国内外的公信力。

而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事情在近期已经屡见不鲜。“咸猪手”教授为何屡禁不止？为何承载社会期望的各家名校为何如此消极处理？备受侵害的又为何几乎都是女性？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 “叫兽”反而是学术强人？

在关于学术的浪漫叙述中，“品学兼优”“德才兼备”似乎是每一个好学者必备的品质，但在真实的学术史里，德行难以服众的学术巨人不计其数。翻看张鹏的履历，虽然称不上什么百年不遇的天才，也算是成果颇丰，在同龄人中处于较高水平。先前爆出丑闻的厦门大学教授吴春明、南京大学教授沈阳，也都是各自领域的知名学者。这种德才相悖的现象绝非中国独有。

仅以2017-2018年为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哲学家约翰·塞尔因性骚扰为其工作的女学生被受害者起诉，并被伯克利解雇；耶鲁大学退休教授、对中美文学研究影响深远的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被女作家Naomi Wolf指控性骚扰；邻国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文学评论家渡步直己因性骚扰本校女生引咎辞职。残酷的现实让人再也无法仰望那些头衔，反而提醒大家，不可因为学术光环而放松对学者道德水平的警惕。

为什么近来被曝光的总是学术强人？恐怕与学界的权力结构以及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分不开。从统计学的意义上，笔者并未掌握学术强人比一般学者更易于性骚扰的数据；耳闻目见，言行轻浮的一般学者也不算更少。然而上述众多案例之所以引起大众关注，绝不只是因为牵涉名校名人，更因为其旷日持久、正义难伸。个中缘由不难理解：学术界是一个“赢者全拿”的游戏，善于交际、发表众多的学者更容易晋升，随之而来的则是行政资源和权力。集各种资源于一身的名学者不仅更有机会威逼利诱受害者就范，更能够持续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打压受害者的声音。

如在约翰·塞尔一案中，塞尔是出钱雇佣受害女生的“老板”，但受害者并没有接受利诱，她坚决拒绝了他的无理追求，并使得他表示道歉；然而，即便这样一个意志坚强的学生也迅速地遭到了减薪、色情内容和最终开除的报复。塞尔的权力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女生的本科导师也只能充当共犯，伯克利校方在东窗事发前也装聋作哑。张鹏事件里，几名受害者数年内难以发声，和其中师生、同事间权力的等级制密不可分。而这种森严的学术等级制的产物也不只是性骚扰，更有对年轻学生、学者劳动的剥削、人格的压抑等等。

今天知识分子表现出的阶级特征，和这种等级制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笔者无意将知识分子定义为一种必然落后的阶级。在革命年代曾涌现过闻一多等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人类的平等解放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但在一个等级制重新形成的氛围中，这样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极端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逐渐背离普通群众的立场。

据信出自张鹏本人的声明，更是生动地演绎了一个自私自利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他把区区党内警告当作“相应”的处分，与受害者们遭遇的无妄之灾和漫长痛苦做等价交换；他把家人受到的社会压力归咎于外因，却没意识到自己是一切悲剧的渊薮；他对率先曝光事件的媒体人威胁起诉，只为计较他那尚未完全披露的行径在其中多了一些或少了一些……正是这样一些早已不知他人痛苦、只顾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落后分子让群众重新意识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

▼ 面对性骚扰，大学何为？

面对上述德行有亏的学术强人，高校大多是消极处理、能拖则拖。据笔者所知，不仅张鹏一案尚未最终解决，耶鲁大学也没有对布鲁姆一事重新作出实质回应。对于这种现象，土逗公社《在性骚扰面前，为什么学校从来不会保护学生？》已经做出一些分析。

简而言之，除了基本的声誉考量，各大名校间普遍盛行着绩效主义。今天的世界，一位大学教师对学校的贡献不在于作育英才、启迪心灵，而是计较到小数点以后的发表数量和影响因子。在盲目追求“国际化”的过程中，中国高校在争夺高产“人才”方面更是趋于白热化。像张鹏这样发表过顶级期刊的，即便被中山大学扫地出门，恐怕也会被另一家高校厚着脸皮要走。至于学生，在简单粗暴的管理者眼中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只要用一张毕业证就可以要挟噤声。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加害者毫无顾忌地叫嚷着起诉揭发者，而受害者及家属却尚未充分表达意见。

但是在实际的后果面前，这样的绩效主义真的可靠吗？张鹏事件带来的，是中山大学、乃至中国学界在世界上蒙羞受辱。《美国灵长类学报》副编辑、获奖众多的女科学家Karen Bales代表该学报迅速做出回应，将张鹏从编委中除名。《日本灵长类学报》主编也动情地表示，“为了本领域的尊严，为了年轻学生的苦难”，将张鹏从合作者和顾问中除名。国际灵长类学会在将其除名以后，还紧急通告会员，重申性骚扰的禁令，并即将召开临时会议修订章程……一系列的动作，令那些行为端正的中国学者也感到难堪，也让中山大学试图建立的国际声誉化为齑粉。

同时，这种罔顾正义的绩效主义也违背了一个中国大学应有的政治责任。早在革命年代，调戏妇女的流氓行为就被明令禁止；是什么样的组织纪律，还能容纳这样一个已经连初犯都不是的人、仅仅给予内部处分？学生家长将中国最优秀的一批学生交到中山大学，该校又如何对这些含辛茹苦的家长做交代？没有最基本的道义担当，这样的国际化只能学到西方教育的糟粕、黑暗面，而不能打造令人尊敬的中国大学。

▼ 为何受伤的总是女生？

近年来，尽管也有如武汉理工大学王攀事件中的男性受害者出现，但总体而言，女性在大学中仍然受到诸多特殊形式的侵害。应该承认，充满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内对女性的歧视并不比外面少，甚至更加根深蒂固、更加意识形态化。女学生/者常受到不合理的怀疑，甚至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不受承认。张弥曼院士今年为国争光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浅甚多的男性古生物学者在微博大放厥词，说欲报考他单位的都是女生，难以胜任野外考察工作。

姑且不论张院士曾在何其艰苦的年代从事野外考察，仅就今天而言，国内外有众多的女学者活跃在各种艰苦的环境里，何来难以胜任一说？然而这样荒谬的言论，依然在学界拥有不小的市场。这种不尊重女性的风气，也为性骚扰者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的惯用伎俩，就是先贬低女性，使她们丧失独立进行学术事业的自信心，进而对掌控资源的男性形成心理屈从。据搜狐新闻，张鹏在掩饰其抱女生的行为时，竟以“称猴”戏称。这样行为和言语上对女性的双重物化，竟然时至今日才被揭批，总体的风气可见一斑。

由于先前的一些事件，已经有相关部门和院校表示要建立防治性骚扰机制，但似乎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看不到成效。究其原因，性骚扰不是孤立的、男女之间的违法违规问题，而是牵涉到如上所述的学术权力等级、大学发展建设、和性别平等等问题。因此，建立防止性骚扰委员会、制定行为规范等都只能说是具体的治标之法，更关键的则是撬动其中的权力问题。在这一方面，主管机关不应任由大学私设刑堂、自行处置，而是应该抓典型、立威信，对问题高校进行深刻的整饬，才能给国人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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