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百年多病独登台——关于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天涯·新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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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百年”讨论小辑

百年多病独登台

——关于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

霍俊明

尽管我越来越相信这并不是一个缺乏“好诗”和“优秀诗人”的时代，尤其是当我们回溯一百年来所涌现的经典诗人和代表性文本，但是对于一百年的新诗而言无论专业诗人和评论家如何评价如何肯定，一个重要的事实是新诗在“公众”和普通读者那里所形成的惯性或刻板印象并不乐观。甚至新诗百年的“公众形象”诸多缺陷、病灶和问题缠身，用杜甫当年的诗句“百年多病独登台”来形容也许并不为过。

那么，我们该如何客观和理性地认识百年来新诗的“公众形象”问题就变得愈益重要。我们不能不正视，百年新诗似乎仍没有建立起具备公信力的“自身传统”“共识机制”和“权威法度”。这该归罪于谁——诗人？诗评家？读者？教育？媒体？“大众”？而在很多重要的时间节点上社会和公众却往往是率先对诗歌发难。那么，“新诗”之“原罪”何以发生？也许，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变得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

尤其是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刷屏和微粉的眼球经济以及新媒体批评和“大众评审”对新诗的评骘甚至指手画脚的习性甚至有些有恃无恐。“大众”和公共媒体更多所关注的不是诗歌自身的成色和艺术水准，而是将之视为一场能引起人们争相目睹集体热议的社会事件——哪怕热度只有一秒钟。这可能正是中国目前诗歌的写作、传播与评价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悲哀！甚至这份悲哀来得让人无言以对。那么多的局外人、陌生人和不懂诗歌的人却是对评价尤其是批判新诗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热情。围绕种种诗歌外围的社会学争吵、新媒体爆点和公众的狺狺，我们必须为新诗的合法性一辩。尽管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诗歌生态和文化环境的一些因素，但是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以及自身传统的缺失也是形成“公众形象”的重要原因。这既在于现代汉语诗歌传统自身建构的不完善且尚需时日，又在于一些诗歌批评家和研究者们的话语幻觉。而新诗的多元化以及相应的判定标准是空前复杂的，而这对于新诗“形象”的确立与认定也是一个本体性的难题。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主义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如果你指出“诗歌到语言为止”，那么米沃什却认为诗歌必须是“时代的见证”；当艾略特和退特（包括后来的哈罗德·布鲁姆）强调诗歌永远不参与政治、永远不对社会负责时不仅遭到当时麦克利许等诗人的严厉批评，而中国的“诗言志”传统则一直薪火至今。然而，很多专业诗人、翻译界和诗歌批评家却以为一篇文章能够引领读者和时代前进。尤其对于批评家而言，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改变大众对某位诗人、对过去某个时期诗歌的兴趣？批评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时代读者的趣味？而事实上却是评论家一个个更像是站在舞台上的魔术师，手里拿着那顶黑色礼帽。他们用各种眼花缭乱又看似高深莫测的专业伎俩不断掏出花样翻新的东西。但最终，那顶帽子里却空无一物。在当下自媒体所催生的群粉经济和瞬间即时性屏幕化阅读的诗歌生态中，似乎每一个诗人和读者都拥有了对诗歌发表、点赞、转载和评价的自主权和话语权，似乎诗歌正在进入一个空前民主化的阶段。但平心而论，这种自由和民主以及开放在带有一定程度的乐观意义的同时，其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碎片化、圈子化、利益化和自大化、膨胀性的倾向更是毋庸讳言的。面对自媒体阅读语境下诗歌的“原罪”、诗人身份以及涉及到现实场域的“见证诗学”，面对着缺乏共识可言的激辩，面对着公信力和评判标准缺失的现代汉语诗歌，亟需在“公众”那里拨正“形象”。这既是美学问题，又是历史问题。

左上：艾伦·退特（Allen Tate）、右上：艾略特、左下：米沃什、右下：哈罗德·布鲁姆

专业的读者、诗人和评论家一直语重心长甚至义愤填膺地强调或警告“普通读者”要“把诗当作诗”来阅读。可是真正把诗置放于公共空间，诗歌专业人士的“纯诗”愿望必然会落空。“纯诗”和“不纯诗”的相互博弈和胶着构成了诗歌史的两面。新诗与批评、阅读的复杂共生关系是所有文体中最难以说清的，因为无论诗歌被业内指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但总会有为数众多的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取笑、指责、攻讦。这就是“新诗”和“现代诗人”的“原罪”。但是，不要轻易认为“大众”和“普通读者”就代表了真理和正义，大众所构成的“阅读民主”既可能是一种观察角度，也可能作为一种支配性的态度而成为偏见。

在特殊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下公众对诗歌的解读（误读）形成集体性的道德判断。甚至诗歌的历史由此会被修改。一定程度上时代和大众需要什么样的诗人就有什么样的诗人会被“塑造”出来。反过来，如果一些诗人没有特殊的社会身份、悲剧性命运以及能够被新闻媒体转换为点击率的文化资本，他们何以能够在一夜之间传遍整个中国？而与之相对的则是那些常年默默写作的诗人仍然处于被公众和社会认知的“黑暗期”。指认一首诗的优劣，评价一个诗人的好坏在很多时候已经不是问题。我们不要充当廉价的支持者或反对方，而应该去关注现象、问题背后的认知和评价机制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众效力的。更多的时候人们已经习惯将一首诗和一位诗人扔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去检验，把他们放在公共空间去接受鲜花或唾液的“洗礼”。面对公共事件和个人的日常生活哪个更具有重要性？道德的天平和文学的准星该如何平衡一个诗人和诗歌从内到外的优劣？而对于中国文学场域来说，诗歌更多时候是被置放于国家道德和民众舆论评判的天平上的。

百年新诗形象与自身传统构建的关系必须被重提与重估，因为诗人的“个人才能”与“传统”的关系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在古代缓慢的近乎封闭的空间里，诗歌的时间也近乎静止，而那些循环往复的意象体系也是如此。而当时代语境转捩如此超出人们想象的今天，我们在诗歌中需要抒写或进行对话的是怎样的“古典”？或者就当代汉语诗歌而言“古典”的有效性以及诗人就此的发现性和重构性在哪里呢？《山海经》中所载夸父逐日的故事世人皆知，但是却很少有人知道这同样关乎写作的常道。夸父在逐日过程中喝干黄河与渭水，后渴死于奔向大泽的途中，死后手杖化作桃林（邓林），身躯化作山川。这在我看来就是身体（生命）的自然化和自然的身体（生命）化，二者正是主体与外物的精神交互和相互打开的过程。只有如此，才能够在外物那里寻求到对应精神内里的部分，才能够让自我认知与灵魂发现在自然万物那里得到印证与呼应。

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而诗人个体的“形象”却变得空前模糊。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尤其是在大数据共享和泛新闻化写作的情势下个人经验正在被集约化的整体经验所取消。近年来诗歌乃至文学界讨论最多的就是“现实”“生活”和“时代”。如何讲述和抒写“中国故事”已然成为写作者共同的命题，无比阔大和新奇的现实以及追踪现实的热情正在成为当下汉语诗歌的催化剂。很多诗人没有注意到“日常现实”转换为“诗歌现实”的难度，大抵忘记了日常现实和诗歌“现实感”之间的差别。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诗意提升能力受到挑战。这不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是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很多诗人写作现实的时候缺乏必要的转换、过滤、变形和提升的能力。诗人无论是介入历史还是深入当下都需要特殊的“求真”能力就在于此。所以，从诗人的“个体形象”而言，只有那些拥有了超凡的语言能力、修辞能力、现实介入能力和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诗人才能够清晰地现象出面孔、线条、骨架的“个性特征”。

“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于百年新诗的命运与“公众形象”而言似乎成了一个预言或诅咒，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新诗的失效和失败。实际上当我们从时间和历史的维度来看待，新诗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面对着污水和指责，诗人和批评家以及专业的刊物和编辑们既有责任承担和回应，也应该反思和省察自身的原因。对于新诗而言，自身的传统正在形成，而来路正长。新诗的“公众形象”总有一天会改变、会乐观和明朗起来。这是注定的，因为这是历史法则使然。

霍俊明，诗人、评论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尴尬的一代》《无能的右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