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故事蒲城婚俗丨但求相看两不厌

渭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程瑾

这世上多的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事儿，比如婚姻。

从古至今，歌颂爱情的作品层出不穷。曾经为了追求卓文君，司马相如写下千古佳篇《凤求凰》；一向孤冷清高的张爱玲在遇见胡兰成之后，也不得不说，“见到了他，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去，但心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然而极少有人去追究爱情走入婚姻之后的后续故事。事实是，后来，卓文君挥泪写就《白头吟》，她的愿望很简单“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可司马相如还是负了她；胡兰成风流依旧，处处留情，张爱玲不得不转身离去，远渡重洋。只有钱钟书在与杨绛结婚后仍然还说，遇见她之前，我没想过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想过离婚，也从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可钱钟书与杨绛的故事是少数，多的倒是死于婚姻的爱情故事。婚姻生活，无非柴米油盐酱醋茶，风花雪月敌不过琐屑日常，众人皆相似。难怪《围城》里面写，结婚，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爱情，两个人互不讨厌足够结婚的资本。

我们去采访蒲城婚俗传承人马昱龙的时候，他也认同这个观点。所谓婚姻，多半说的是责任，讲究的是礼仪的约束，内心的守成，那就从我们传统的婚俗说起。

在马昱龙写的一本书中，详细记述了蒲城婚俗的传统仪式。整整十几页内容，四十多项结婚程序和婚礼讲究，每一项程序后都有详细的规矩礼仪记录。比如议彩礼，起初给的方式并不是要多少钱，而是以麦子代替，一岁一石麦子，从十岁起到定婚年龄算麦子。现在给钱，也是按份给，长到多少岁就给多少份礼，轻重各地不同。还有“铺床”，“铺床”的重点当然是被褥，它由有儿有女的全福人缝做，禁忌孕妇和寡妇参加。被褥本来讲究舒适，但此时却不，套被人要往里套红枣、核桃、莲子等许多美好寓意的坚果物品，意味着早生贵子。再说争议最多的闹洞房。婚礼当晚，喝过交杯酒，闹房即开始。平辈的，晚辈的，长辈的，亲戚，朋友，同时拥进新房，他们竭尽所能，想出种种游戏，让新郎新娘当众表演。马昱龙解释，闹洞房与时代风俗有着密切关系，现在看来，确实有些不合时宜了。

“尽管规矩很多，但是规矩越多意味着这件事越重要，越需要认真对待。仪式在某些方面来说，也算是一种约束。”马昱龙说。

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与礼仪，蕴含着人们对新人的满满祝福，这与我国社会千年来持续的“礼”密不可分。《礼记》云：“天地合，而后万物生焉，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即是说婚姻中的男女结合相当于天地之合。正因为婚姻以宇宙秩序为参照物，这就导致了婚姻的神圣性与不可颠覆性。又因为婚姻是维持社会关系和秩序的重要手段之一，所以婚姻需要支撑点，在以德治国的传统社会里，伦理道德便是最好的利器，“礼”是其中重要的一点。婚姻必须依礼而行。只有正婚姻夫妇秩序，能正其他的社会秩序,才有社会的礼治。

而“礼”具体表现为“义”和“仪”。我国古代的婚姻礼制,以“义”而起,以“仪”而明,包括“义”与“仪”两部分。“婚义”即婚姻的实质表现,即男女结合必须具备的社会条件。如周代的同姓不婚,南北朝的士庶不婚,唐宋的良贱不婚,也是当时社会的基本婚姻规范。“婚仪”是婚姻的形式要件,即结婚的礼仪形式和程序,这就是从周代开始实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的“六礼”。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诗经·豳风·伐柯》里说:“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说明媒人在婚姻缔结中的地位非同小可。只有请媒妁出山，男婚女嫁才合法化，如果婚姻自作主张，甚或自己托媒求亲，在当时是非常可耻的事情。

重礼而轻人，大概是传统婚姻中最大的漏洞，这当然与时代背景、社会分工密切相关，但与女性自身的意识觉醒与教养学识也紧密相关。就如身受传统封建礼教熏染的朱安，因为与鲁迅先生的一场婚姻，一生欠安；而张幼仪则不同，即使与徐志摩离婚，也活出了最精彩的自己。婚姻，可以不必全为着感情，但感情是不能少的。婚姻是生活的重要部分，但亦不能成为全部的意义和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和归宿。

“随着社会文明发达的进程，传统婚礼的意义、功能，将逐渐转向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庆典兼社交活动，提倡并实行富有传统文化风格而又兼具现代文明特征的新婚礼，是社会进步的要求，历史发展的必然。”提到婚俗的传承，马昱龙说。可他随后话风一转：“传统婚俗也不是全无可取之处，其中有一点就值得借鉴：不能只讲爱情，还要强调责任。花前月下是一阵子的事情，责任和担当是一辈子的事情。婚俗说起来是些礼仪，可规范的始终还是人心。”

也许，不合时宜的旧婚俗礼制可以摒弃略过，但其中蕴含的对待婚姻的态度却值得借鉴。人生何必如初见，但求相看两不厌。

编辑 曹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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