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不是药神！

陆勇说：“我从未对法律、对时代感到不满，我和病友们不想造成社会的对立。我始终敬畏法律，感恩新时代，感恩社会的进步。”

作者：香草

来源：药闻社

电影《我不是药神》未映先火，豆瓣上的评分达到9分以上，甚至有网友评价称“有了这部电影，我们再也不用羡慕韩国电影了”。这部电影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好的口碑，在于它走了一条“现实主义路线”，直击“看病贵看病难”的全民痛点。

而故事的原型陆勇，曾因替其他病友代购假药，而被警方以涉嫌“贩卖”假药进行起诉。这起发生于2014年的医疗大事件，曾在国内引起激烈讨论，之后千余名白血病病友签名为陆勇求情，最终法院对这起案件“撤回起诉”。陆勇免去了一场牢狱之灾。

影片将这起事件搬上银幕，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侧面也反映了当今“看病难，看病贵”现状仍未得到缓解。“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这句话更是一句震耳发聩的拷问。

《我不是药神》是当下中国看病难、看病贵的一个缩影，只是电影将矛盾的导火索引向了原研药企。而影片所呈现出来的“生命高于一切”以及“看病贵的源头在于原研药公司”，这两个主题前者触及人性最柔软的地方，后者则刺痛每个人的神经。

当然，我们探讨“谁是药神”这个命题，是建立在当前某种疾病在全球范围下仍有救治机会的情况，而大部分癌症根本就是不治之症，讨论“谁是药神”则毫无意义。

我不是药神？那么，谁是药神？

药企的难言之隐

以格列宁为代表的原研药国内售价非常昂贵，动不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购药费用，让普罗大众实在承受不起。所以，很多人都把不解乃至怨恨的目光瞄向原研药企。

对于正版药的高价，有人这样解释，“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有数据统计，药物从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到最终的上市，平均要花费12年时间，66.145亿元人民币，6587个实验，423个研究者，最后得到1个药物。

而更加困难的是，一个新药物的诞生，完全是从无到有，从新药立项到产品上市，成功率不到2%，其余98%的项目血本无归。

如果这些企业无法取得足够的收益来保证对新药研发的投入，谁能为哪些迄今为止还无药可解的疑难杂症群体找到治病良方？

事实上原研药企能够维持高药价的时间，也就是专利期内的20年间。一旦过了专利期，专利申请国的仿制药企就可以完全按照原研药企的制药技术进行仿制和销售。而仿制药企只需按照原研药企成功的临床路径，再做一遍临床试验，直到通过专利申请国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审批上市，成本远远低于原研药企，因而售价也远低于原研药。

所以原研药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以及数十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必须在专利期内进行收回，否则一旦专利到期，原研药企将面临仿制药企的激烈竞争。

所以影片中程勇称自己不是药神，而花费巨大代价的原研药企也不是药神。那么在药价奇高的情况下，谁是能够帮助重症患者解决看病难题的药神呢？

医保并非万能

无论是电影中的程勇，还是现实中的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看病本身是贵的，而且会越来越贵。

这里的贵，不单单针对个人，对整个社会都是这样。医疗行业与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行业不同，科技发展的水平越高，医疗的价格越高，人类在医疗中所花费的资源、成本也越来越大。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使得需要看病吃药的人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比例大幅提高，所以社会所需要承担的医疗成本也越来越高。

美国全社会在60年代医疗支出只占GDP的个位数比重，到90年代这个比重已经超过10%，而现在美国社会一年要花接近20%的GDP投入到医疗中。所以看病贵看病难是一个系统难题，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个难题。

很多人会说，如果加大投入医保付费规模，实现全民免费医疗，那么看病贵的问题不就不存在了吗？

除了美国以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都建立了全民医保制度，英国所建立的国民医疗服务向全体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但是，在英国及英联邦国家，绝对的公平会导致绝对的低效。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都无法承担巨额的全民医疗费用，财政拨款不足导致了医疗资源的匮乏，所以看病需要排队，数周甚至数月。

而为了保证资源的公平分配，门诊、检查、开药、住院基本被拆分成了不同的体系。这从制度上杜绝了医生乱开药、乱检查（比如医生和药房分开，医生不能通过开药赚钱，而药房没有开药的权利），但同时大大降低了医疗的效率。

不想排长队也可以，到私人医院就医，但是这需要花费天文数字的医疗费用，或者是购买高额的医疗保险。所以全民免费医疗导致的结果，就会是以排队的顺序来决定优先接受治疗的顺序，有限的医疗资源只能救得了有限的程勇。

当今中国的医疗制度是：

公务员公费医疗，国家财政买单；企业职工参加劳保医疗，公司负担部分医疗费用；农村合作医疗，大家一起出资成立一个基金来看病。基本实现一个广覆盖的基础医疗体系。鉴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在巨大的人口背景下，中国政府在医疗上的投入比例低于世界上的多数国家。由于政府投入不足，医疗的高开销最终都会转移给个人、社会和医疗机构。这也注定了中国看病不会便宜。

寻找和建立尽可能多的自救和救济渠道

靠药企降价，几乎是奢望；靠医保免费医疗？在我国没有实现的可能。那么我们还能靠什么？

说实在的，看病难问题真的很难有解。过去我们能接受“生死有命”，现在却期望能够出现一个药神能一劳永逸地解决看病难问题，这不现实。既然谁都不是药神，那么谁能救自己？答案可能很残酷，但有可能是唯一正解。天助自助者。

既然每个人都无可避免地会生病，那么我们在还没有病发的时候能做些什么呢？总结起来，无非就是两条路径并存。一是强身健体，延迟患病时间，降低患恶性病的几率，给自己和家人积累治病的实力；二是尽早购买商业保险，给未来可能的病患诊治未雨绸缪。

病患面前，其实最终消耗的无非是患者抗病的能力和扛花费的能力。如果你未雨绸缪购买了该病种的商业保险，那么算是你的幸运。国家医保不能支撑起一些重大疾病和意外的伤害，而商业保险是补充，让老百姓生重大疾病的风险转移到保险公司。

因此，商业保险或许是实现患者自救的最后一道屏障，然而很多商业保险公司会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做投保病种的检查，如果已经查出有患病或者患病风险，保险公司会拒绝投保人的投保申请。因此，买商业保险还需要趁早投保。当然，商业保险每年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且是连续性的支出。

因此，我们普通老百姓必须将这笔投保费用作为一项最基本的支出预留出来。否则一旦断缴，此前的投入就完全失效了，一旦遇到投保人患病时，商业保险也不会报销一分钱。

如果商业保险无效，那么最后的一道屏障则是尽最大可能地寻求社会救助，公益和慈善则是没有经济实力病患者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谁都不是药神

美国有一部电影《入侵华尔街》讲述了一个普通警察，给自己患病的妻子购买了足额的商业保险，却因金融危机发生后，其股票投资大幅缩水，无力支付高额的商业保险，导致妻子得不到及时的救治而身亡。随后这名警察精心策划了一场入侵华尔街的行动，对华尔街一座金融大厦的金融从业人士大开杀戒，而这名警察出逃时，跟他有同样遭遇的警察队友们，因同情而放走了他。

这部电影与《我不是药神》的共同点在于，面对重大疾病时，个人的渺小和无力感。而区别在于，《我不是药神》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罪魁祸首瞄向了原研药企，而《入侵华尔街》的男主角虽然购买了商业保险，但因投资亏损返贫而目睹自己的妻子不治而亡，随后将仇恨的怒火瞄向了华尔街。

两部不同的电影，反映的虽是不同的结局，但是对于病患者家庭来说，遭遇的困境是一样的，两部影片对于社会不同领域的割裂影响是一样的，都会让人们将原本难以调和的千古难题，推向一个本不该承担直接责任的行业或机构。

在重症面前，“程勇”们无法成为药神，医生们无法成为药神，研发救命药的药企们不是药神，实行基础救治的医疗保险不是药神，最后一道屏障商业保险也不是药神。

对于绝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基本的医疗保险无法保障重大疾病，而商业保险则是近几年才开始大范围推广，且投保费用不菲，而公益和慈善毕竟只能帮助少部分人走出困境。

既然谁都无法成为药神，那么面对疾病，我们既要未雨绸缪，也要在必要的时候借助社会力量。情绪化终究还是无益于事件的解决。正如陆勇所说：“我从未对法律、对时代感到不满，我和病友们不想造成社会的对立。我始终敬畏法律，感恩新时代，感恩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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