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不准朝觐”与《望厦条约》

1839-1842年的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大大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既往认知。美国国内一方面对中国抱有极大的同情，谴责英国滥用武力，另一方面却也认为中国不懂欧美世界的规则，英国动武有情可原。
但总体而言，美国对中国的命运及其对外局势的关心是第二位的。从总统到国会政客再到他们背后的富商巨贾们，眼里首先看到的是英国通过条约打开的另外四个通商口岸——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而美国的首要任务则是和英国一样进入这些口岸做生意。
中国对于美国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她如山如海的财富。
美国第一个正式赴华代表
1843年美国总统约翰泰勒（John Tyler，1841–1845年在位）任命 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为全权外交代表，赴华商讨立约通商的大事。
这一任命背后存在诸多政治斗争。泰勒最早于1841年3月24日出任第9任总统威廉哈里逊（William Henry Harrison,1773–1841）的副总统，但哈里逊就职后两周就得病了，很快因肺炎并发症于4月24日去世。泰勒于是由副总统晋职为总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副总统上位为总统的政治家。这种剧变是大选前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因此泰勒需要面临诸多挑战和异见。最早物色的赴华代表是佛蒙特州众议院议员郝连思伊吾莱特（Horace Everett），但后者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遂改由来自麻省的众议院代表顾盛。
顾盛出身麻省富商家庭，自小接受良好教育，13岁就考入哈佛大学，1817年毕业后留校教了两年数学，随后开始法学学习，并于1824年取得律师执照，逐步进入政界。1826年成为麻省参议员。1841年3月到1843年3月，担任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顾盛因为拥戴已被辉格党除名的总统泰勒，且前后立场摇摆，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1843年初，泰勒总统提议让顾盛出任财政部长，但遭到了参议院的反对，泰勒一天之中三次提名顾盛，参议院三次予以否决。在这种情况下，泰勒转而任命顾盛为赴华代表。

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
5月8日，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 1841–1843年出任第14届国务卿）发给顾盛一份长长的正式外交训令。
训令提到，两年前发生的中英战争对美国、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影响，英国新开辟的四个通商口岸，美国都要进去，获得同英国一样的贸易权利。顾盛要仿照中英之间的协商，也同中国签一个条约，并保证美国商人和公民一定遵守在这些港口的商贸规定。顾盛需要进京面见中国皇帝，递交总统的亲笔信；如果实在不能进京，要让皇帝的代表转达亲笔信，且以能获得中国皇帝的回信为前提。训令强调，顾盛要始终以和平的面貌出现，以不冒犯中国的手段进行交涉，但也要时刻注意在中国人面前体现出美国的体面、重要和强大。
此外，训令特别提到，中国方面容易把外国代表看成携带贡物而来的朝贡贡使，就像之前的英国赴华使团那样（这里指的是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和1816年的阿美士德使团，两个使团都被清朝朝廷以朝贡使团加以对待），顾盛如果进京的话很可能要面临叩头的问题，对此顾盛必须恰当地声明自己并非贡使，要维护美国与中国的对等、平等和尊严，不能有有损国格之事的发生。

描述马戛尔尼1793年9月14日在热河觐见乾隆皇帝的场景的画作。之前中英双方就跪拜礼仪出现了分歧，最终马戛尔尼单膝跪地行礼。但英方所提出的诸如扩大贸易口岸和派员驻京等等要求全部遭到中方拒绝
这份外交训令对于理解美国的对华立场至为关键。美国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进入英国新开辟的四个通商口岸扩大对华贸易规模，并拟定条约加以规范化。美国无意以武力达到这个目的，因此能做到什么程度要视顾盛个人的外交能力而定。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方面做了很多外交功课，听取了对华贸易的美商的意见，试图规避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获得中方以平等姿态对待的待遇。
天下熙熙：朝贡贸易体系一瞥
中国明清时代的贸易体系，是学界一直以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它牵涉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制度，在具体的双边交往中有着复杂而不同的表现。这里我们从一条线索来简单地观察一下。
中国自唐宋以来，在沿海地区设立市舶司，管理中外海上贸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很多国家的船只可以直达中国港口，通过市舶司进行双边交易，所谓“互市”，这些国家也被中国列为互市诸国，同高丽（朝鲜）、越南、琉球等朝贡外藩有所不同。
明初施行海禁，于洪武七年(1374年)一并撤销了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和广东广州三个市舶司，这是中外贸易和外交关系史上的一个关键的转捩点。自此以后，海外互市诸国，只能遵照明朝政府的规定，派遣相对固定人数的人员，在指定时间、指定地点，通过固定的朝贡体系中的程序完成交易，包括一系列文书和礼仪，逐步向朝鲜、越南和琉球的朝贡贸易形式靠近。

朝鲜作于18世纪的《燕行图》内描述奔赴京朝贡使团的画作，右上角有“朝贡”二字
经过这一转变，互市与朝贡开始合流，对大多数外国而言，要想同中国开展贸易，必须首先从政治文化方面进入朝贡轨道，认可中国的天下正中的优越地位，取得中国朝廷的许可，然后才能以彼贡我赐的方式进行贸易，朝贡贸易也就逐步成为中外贸易的主流方式。
清朝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悉数撤销了市舶司，并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开始实施针对西洋诸国的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政策，且必须经过十三行商人居间进行，西洋商人也一概不许入城。
当然，基于中方各种规章制度之上的文本所描述的朝贡贸易体系，不外乎一种理想化状态的呈现。在实践中，这一体系的各种原则在针对不同国家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表现。例如，英国人早在1793年马戛尔尼觐见乾隆之前就在广州做生意，但并没有派遣使团去北京呈递朝贡表文，或者参与到朝贡体系中去。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和认为的一些问题（在明清二朝自身看来，这在绝大部分时间段内并不是什么问题），其实主要发生在对西洋诸国缺乏详细了解的中方一侧。清朝康雍乾三朝皇帝虽然通过钦天监的耶稣会士对西洋诸国有所了解，但这种了解并没有成为自上而下推而广之的知识。
现实生活中， 绝大部分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官僚知识分子和封疆大吏，对四书五经如数家珍，但对环球地理知识以及西洋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或者接近于零，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占据了他们的头脑。像第一次鸦片战争之时参与中英谈判的钦差大臣耆英和广东布政使黄恩彤，以及嗣后著书论说的魏源，都是脑袋比较灵活的读书人，而诸如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军俘虏了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属于坚信天下观念和华夷之辨的天子门生。
中国之不幸，恰在于四处都是大谈义理的叶名琛，而耆英、黄恩彤这种深谙时务之人少之又少——耆英最后还因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与英法方面谈判不力被咸丰帝赐死了，正如后来闹义和团的时候慈禧太后把曾经驻扎欧洲知晓外务的许景澄推到菜市口斩首一样可悲。
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这套体制逐渐有所了解，特别是英国1793年和1816年两个使团均在北京碰壁以后。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国，但在派遣顾盛来华之时，已特别注意不能让自己的代表落入中国的朝贡贸易窠臼。然而，双边交涉在粤省中国官员眼中，仍是那番旧模样。
进京与不准进京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即西元1844年2月25日，中国举国上下仍旧沉浸在甲辰年新春的气氛之中。
澳门署理同知谢牧之，发现有一艘西洋大船来泊九洲湾，迅速探明系美国船只，来人500余名，大炮64门。谢牧之迅速将这一消息禀报了广州的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在收到谢牧之的报告之后不久，程矞采就收到了美国驻广州领事福士（Paul S. Forbes）的来函，得知了美国来船系代表顾盛座驾，这立刻引起了程矞采的不安。
早在1843年秋，福士就曾通知当时的钦差大臣耆英和两广总督祁贡（原字左“土”右“貢”），美国要派遣使臣来华，请求进京，遭到了耆英和祁贡的拒绝。耆英、祁贡连同程矞采一起，知会广东布政使黄恩彤，让其“晓谕”福士不要派人来华，如果真有美国使臣到来，也要婉言开导云云。讵料几个月过后，美国人真的来了。此时耆英已回到他的两江总督本任，祁贡不幸于年初病逝，两广总督暂由程矞采监理。
程矞采迅速行动，派遣永安县知县钱燕诰，带着久在广州行医的懂中文的美国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一起前往拜见福士，探明来意，还要相机劝阻。钱燕诰刺探的结果，是顾盛要“进京朝见大皇帝”。正在狐疑之时，顾盛派遣秘书柯丹禁尔（Fletcher Webster）赴广州和福士一起向程矞采投递公文，说明来意。根据公文的汉译本，程矞采才明白顾盛被该国“正统领”（即总统）任命为“亚墨理驾合众国全权公使善定事宜大臣”，前来中国商定条约，且不日进京，将正统领书信呈现大皇帝，大约一个月左右以后将扬帆驶往天津北河口。
程矞采安排黄恩彤和署广州知府刘开域两次接见柯丹禁尔，劝其不要冒然北上，更对其“示以法度，晓以情理，于婉为开导之中，寓正言拒绝之意”。中方按照朝贡贸易的一套，告诉美国人凡外国有陈情之事，都是由广东督抚“据情代奏”的，并不能径直呈递朝廷。柯丹禁尔等人并没有理论太多，只是表达了美国代表要北上进京的计划。中方认为美国人花费九个多月“越八万里重洋”来到中国，要求“进京觐见”，虽“实出至诚”，但着实不懂规矩。最后，柯丹禁尔表示自己不能做主，要回到澳门去禀报顾盛，由顾盛做决定。
柯丹禁尔走后，程矞采以400里加急速度向道光皇帝奏报。在奏折的最后，程矞采总结说，米利坚国来广州贸易，“百余年来，未通朝贡”，现在顾盛忽然以全权公使的名号前来缔结和好条约，应该是想效法英国人，但“夷情躁急”，恐怕不能在粤省久留，深恐一朝放洋北上，所以他一面由广州飞咨一体知照沿海各督抚密切注意美船动向，一面继续在广州与美国人周旋，阻其北上。
程矞采同时附上了汉译的顾盛照会和他给顾盛的复照。在这份汉译照会中，顾盛虽然是一名“全权善定事宜公使大臣”，要同“中华钦差便宜行事大臣”商量订约之事，但又被描绘成一名准朝贡公使，“于到中华之日，刻即恭请大皇帝福安”，“伏愿大皇帝万福无疆”，云云。
在给顾盛的复照中，程矞采也是采用这种口吻，认为顾盛恭请大皇帝福安之举，“恭顺有体，深堪嘉美”，但“各国使臣赴中华晋京朝见大皇帝，均须在近边口外停候，俟各省大吏奏明请旨，分别准行与否，再取进止”，如果美船不待奏请而直达天津口外，“殊与体制未协”，而且天津也没有通事、行商可以襄助，最后还是要折回广州同钦差大臣会谈，和英国璞鼎查当时一样。
程矞采又进一步强调说，中美两国没有必要签署和约，因为“贵国自与中国通商二百年来，凡商人之来粤者，无不循分守法，中国亦无不待之以礼，毫无不相和好之处”，英国因为和中国不和，所以才必须坚定条约，和美国不同。最后，程矞采又说，现在通商章程一律改定，税钞大大减少，规费也悉数革除，中国对美国要办理的事情和对英国已经办理的将没有什么不同，“商民共沾利益”，美国也应该“仰体大皇帝柔远之仁”，让美国商民安分贸易，不要“崇饰虚文”，因为那些虚文都是“无关实惠”的。
程矞采的照会说明他对中美交往的历史也不是很了解，美国到此时刚刚建国68年，但他却说两国通商已经一二百年，显然和英国等国家混淆了。程矞采在奏折里特别对道光皇帝解释说，米利坚国一共有26处，合为一国，所以叫做“合众国”，而顾盛等人所称呼的“正统领”，就是他们的“国主”。这种描述是非常笼统的，而“国主”之谓也十分含混，但在这种话语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米利坚国和其他为逐利而至之朝贡国并无根本的不同。本着对这些国家一视同仁的柔远之义，程矞采以督抚之身份径直告诉美国人说中国将对英美同等办理，而这恰恰是美国人前来要与中国商谈的外交目的！可以说，脑袋生活在朝贡贸易体系内的程矞采，一个照会就打算恩赐给美国人本来兴师动众来中国大谈的东西。程矞采所做的，是怀柔外夷，不是近世外交。

清《皇清职贡图》之“英吉利国夷人”，清丁观鹏等绘，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本
对程巡抚的柔远之道，道光皇帝深以为然。道光帝以500里邮递速度迅速任命两江总督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命其即刻启程驰赴广州，会同程矞采办理此事。道光帝在上谕中说，耆英是“各夷信服之人”，抵达广州后要对美国人“婉言开导，据理拒绝，控驭得宜，毋使另生枝节”。为了防止美国人径自前往天津，道光帝亦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饬令天津属官，如果美船到来，要告诉他们回到广州去找两广总督耆英商谈，对其要来北京朝见一事，要“谕以天朝抚驭外夷，一切率由旧章，未便代为奏请，务须婉言开导，据理拒绝，万勿稍有含混”。
在这个过程中间，道光帝没有询问美国究竟要来中国签署什么样子的章程和和约，也没有对美国代表及其政府提出具体问题，他所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耆英、程矞采、黄恩彤、讷尔经额等人，一定要想尽办法把美国使臣留在广州，与之周旋，绝对不能让其北上进京。
然而，顾盛仍旧坚持要进京，于觐见皇帝之时亲呈美国总统信函，并说如果海路行走不便，美方可以经内河进京。这一要求更是捅了马蜂窝，道光帝严厉责成耆英和程矞采，通过黄恩彤等人告知顾盛，绝不许其进京朝觐。阻止顾盛北上进京，遂成为中国方面上至皇帝下到两广总督和广州知府的中心任务，至于原本非常重要的有关通商章程条款和两国条约的磋商，竟没有成为重点。
在这种情况下，耆英星夜兼程抵达广州后，和顾盛就是否北上展开了拉锯会谈。期间，耆英向道光皇帝连发了多封奏折，核心议题就是阻止顾盛北上，所谓“国书一日未缴，则夷情一日未定，即使条约均有成言，是否北驶，仍无把握”。
外国公使进京，真的有那么严重吗？在今天的我们看来，已然有些滑稽可笑，但对道光皇帝和朝中很多大臣而言，这是大事一桩。自乾隆晚期以来，在北京服务的外国传教士已经大量减少，钦天监到道光朝后期也已经没有了外国监官，诸如康熙帝跟着汤若望等传教士研习西方数理的景象，到此时已是隔世之事，完全不可想象了。
到乾隆末年，大清国的天下中心地位因其幅员的辽阔与外藩的拱卫而越发现实，华夷之辨日甚，中外大防愈严。非朝贡国家的使臣进京的话，首先带来的就是觐见之时的跪拜礼仪上的挑战，而此种礼仪之争涉及天子与天朝的体面和尊严，就北京而言是不能调和之事，所以道光帝和耆英一心要阻止顾盛北上，至于两国间的条约谈判，反倒视之为柔远之工具，并不特别关心。
最后，顾盛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门道，同意交出“国书”，由耆英代递给皇帝，耆英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耆英担心夜长梦多，迅速将黄恩彤与美方谈判后的条约稿本发给顾盛，让美方逐条翻译成英文，对照无误后，于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在澳门望厦村的普济禅院（观音堂）彼此签字画押。上文提到耆英是识时务的人，但他原本并不懂近代欧美外交规则，只是并不是一个高谈清理之人，而是愿意出面同“外夷”打交道，因此他虽出面折冲樽俎，但重点往往和对方不在一个轨道之上。

1844年7月3日中美签订《和平、友好和通商条约》，常称《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全文34款，美方于第二条内获得了协定关税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第三条内获得了前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个港口贸易的权利，第四条内获得了在上述五口设立领事的权利，第十七条内获得了在上述五口内租地或者建屋、建教堂和设立墓地的权利，第二十一条内获得了领事裁判权，第三十四条内规定12年后双方修约。
由此，顾盛不仅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使命，而且在预定外交任务之外，于条约之中攫取了在华治外法权。对取得治外法权一事，顾盛自己有一套辩护之词，也是当时很流行的看法（具体请参见上一章“郭梁氏之死”下篇）。
对中国而言，也是一大胜利，因为顾盛终于不进京了。耆英高兴地带着美国的“国书”回到了广州城，快马加鞭地奏报道光帝，并禀报说美国国书都是“夷字”，一时不好辨认，需要秘传通事译成汉文，然后“如何进呈之处，悉心酌议，再行请旨遵办”。道光皇帝读完奏折后高兴地批示：“所办甚好”、“办理均合机宜”。在皇帝眼中，耆英不负皇恩，抚夷成功。
至于条约内容，道光帝责成军机大臣会同各部迅速讨论上奏。很快，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回奏说中美立约，“原为俯顺夷情无碍通商大局起见”，所有三十四款均合乎之前五口通商章程的范围，应予批准。对于领事裁判权，军机大臣们和刑部总结为是“民夷有词讼交涉事件，各由本官捉拿审讯”，这样可以“杜民夷之争端”，所以应予照办。
就这样， 朝廷没有对《望厦条约》的任何内容提出异议，予以全盘批准。顾盛的外交使命，可谓大获全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