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电影《我不是药神》开始在全国影院点映，影片讲述了神油店老板程勇的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独家代理商的故事。
影片探讨了种种现实中的矛盾与困境：病人的生存困境，药贩子的道德困境，警察的法律困境，医药公司的商业困境。刻画困境的同时，更让人思考困境。
通过这部影片，更多人知道了印度仿制药，知道了中国存在的地下药品代购，或许也能有更多人去思考中国医药产业的未来。
“药神”不是个例
影片主人公“程勇”源于陆勇的真实故事。因患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陆勇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开销高达56.4万元，难以为继的他选择了价格低了20倍的印度仿制药，也为其他病友提供相关的代购信息。
但是，依照《药品管理法》规定，“依照本法必须批准而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为假药。
销售假药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从海外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药品也属于违法行为。
陆勇虽不是为谋利而提供海外药品代购信息，但也曾被问责追究。
但不仅仅是陆勇，还有更多人因为自己或家人身患重症，面对高昂药价不得不寄希望于药品代购或出走他国，寻找更经济适用的治疗药物；还有一批看中药品代购的高额利益而投身的专职代购者；这一个代购群体隐秘而庞大，其中已然形成了一个成熟的地下产业链。
对经济条件不足的患者而言，价格低廉的仿制药给了他们希望，但是海外代购的整体可靠性并不高——没有经过严格科学实验的使用剂量、没有专业指导、渠道不透明。对患者而言，其中有太多无奈和恐惧。
印度仿制药
印度是一个仿制药出口大国，有近3000家仿制药企业，仿制药出口量约占全球20%。
1970年以前，印度药品市场由外资药企主导。
1970-1990年，印度专利法通过，政策支持下本土制药企业开始发展起来。
1990-2010年，印度本土药企全面发展，通过“特有”的药物专利保护制度，为本土药企发展预留了时间，开始了大范围的出口业务。
2010年后，随着专利保护日益受到重视，印度仿制药面临着巨大挑战。
虽说印度价格低廉的仿制药为更多患者提供了生存的希望，但不能忽视的是，印度政府对仿制药质量监管松散，相关数据收集不透明，这使得其药品质量难以让人信服。欧美已多次限制印度仿制药的进口，此前我国国家药监局也禁用了两生产不合格的印度进口药品。
中国医药产业进阶之路
中国也是一个仿制药大国，但中国不会走印度的路。“知识产权保护”处于我国的国家战略高度。而提升仿制药质量，加快仿制药替代原研，由“仿创结合”转为“创仿结合”是国内制药行业正在走的一条路。
我国也在积极探索实现“药物可及性”这一命题。国家药品价格谈判机制已经形成，越来越多的“救命药”进入医保报销。对抗癌药实施零关税也显示出国家对促进药品降价的重视。伴随药品审评审批制度，进口新药进入我国的速度加快，而一致性评价的要求也让国内仿制药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
积弱多年的中国本土医药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变革的大时代，我们看到希望，也看到很多不足，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幸运的是，我们仍然拥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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