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见度】“见过几内亚的星空吗？”中国志愿医生为啥会有这么一问

中国志愿医生合影。从左到右依次为：

杜建新、曾高、晁爽、凌锋、张蕾、马挺、周马丁、冀园琦。

4月8日~27日，来自北京市3家医院神经外科、妇产科、儿科的8名医生组成的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分2批从北京出发，抵达非洲国家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中几友好医院，开展了为期3周的医疗援外行动。

这是中国志愿医生的第一次援外行动。与以往中国政府官方派出的援外医疗队不同，这次赴非洲的8人医疗队是由民间自发组成。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中国民间成建制的援外医疗队迈出的第一步。这次援外行动，与官方医疗援外相比，虽然时间较短，规模较小，但是专业性和针对性却更突出。因其民间自发的特点，中国志愿医生团队的这次行动频受关注，并受到多方赞誉。但是，在美誉背后，从人力到财力，从精力到能力，这次民间援外实实在在经历了诸多考验。

“你见过几内亚的星空吗？在几内亚的夜里，简陋的手术室、危重的病患与坚韧的精神、娴熟的技艺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志愿医生赴几内亚成员、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晁爽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句话，记录着她在几内亚3周的感受。

这条记录下，中国志愿医生团队默契地点赞。这8名中国志愿医生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的冀园琦；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的凌锋、杜建新、曾高、周马丁，麻醉科的马挺；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的张蕾，儿科的晁爽。

第一台手术刚做一半，停电了。马挺紧紧盯着显示屏里孩子的生命体征指标，警惕地关注着麻醉机在断电状态下还能坚持多久。

突然停电了。在中几友好医院的手术室里，志愿医生团队队长、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曾高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大脑开始飞转：怎么最快找到电源？停电的这段时间还能做什么？目前的麻醉机和显示仪的备用电池能坚持多久……

躺在手术台上的是一名只有4个月大的脑积水患儿，麻醉已经顺利完成。曾高试图让自己忘记这是到几内亚的第一台手术，忘记环境的陌生，尽力把手术台上的孩子当成宣武医院里任何一名普通患儿。

对术中突发停电的现象，在几内亚生活了6个月的第26批援几医疗队队员、北京朝阳医院副院长李晓北早习以为常。这次，科纳克里大片地区停电。李晓北跑到驻地借调那里的备用发电机。

驻地厨师正在用备用发电机做饭：“你把发电机拿走，今天中午所有的人都没饭吃。”

“吃不吃饭不要紧，那边要死人了。”李晓北比驻地厨师更直白。

在漆黑的手术室里，一点点光透过头顶的小窗落进来。志愿医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马挺紧紧盯着显示屏里孩子的生命体征指标，警惕地关注着麻醉机在断电的状态下还能坚持多久。

“万一第一台手术就失败怎么办？”晁爽心里有点慌，但不敢表现出来，她站在手术台旁尽力克制自己的情绪，举着手机给大家照明。曾高和周马丁就在这手机的照明中，继续给孩子导尿、操作。

半个小时后，驻地的备用发电机启动，手术室终于恢复供电。中国志愿医生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到几内亚后的第一台儿童脑积水手术。

“给你些时间考虑，那个地方很苦，而且离开科室3周，工作要自己协调。你能不能接受？”

晁爽决定加入这次援外志愿行动，是临近春节时接到了曾高的电话，他们两人是北京大学医学部1997级的同班同学。曾高受命于中国志愿医生发起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教授，担任此次行动的队长。

“给你些时间考虑，那个地方很苦，而且离开科室3周，工作要自己协调。你能不能接受？”曾高说得很客观。

“我能接受。”晁爽思索片刻，答应了下来。70后的晁爽像她的名字一样，爽朗热情。由于喜欢孩子，毕业后，她坚定地选择做一名儿科医生。晁爽得知，这次几内亚之行，自己主要负责儿童围手术期的管理。

“你的任务很关键。”同为志愿医生的马挺告诉晁爽，“那边没有超声仪，没办法做心脏超声，如果孩子有先心病不能做手术，就靠你用耳朵听了。”马挺在援几内亚行动中担任术中麻醉的职责。

“‘预防针’打了很多，但只有站在那里时，才能真正体会到贫穷带来的苦难。”飞机落地科纳克里后，车从机场开到中几友好医院，晁爽努力打量着这个城市。

几内亚作为联合国公布的最不发达国家之一，人均寿命很低。即便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一座有着300万人口的城市，也仅有一家医院有新生儿病房。几内亚的神经外科薄弱，很多儿童患者亟待手术解除病痛，但当地并没有儿童神经外科医生。其中，脑积水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主要病种之一，在当地感染率高，而国际上已普遍应用的医疗费用相对较低的内镜下三脑室底造瘘技术在当地还不成熟。

据介绍，我国援建的中几友好医院是科纳克里城市的3家大医院之一，但这里没有妇科、儿科，全院只有100多张床位，20多位医生。医院的科室架构以当地的能力为依据，而非需求。不是有哪个病开哪个科，而是有什么医生就开什么科，而且设备物资匮乏。

晁爽手机里存着一张照片，一个微微发胖的黑人女性，用布把一个头很大的小孩固定在背上。“这是她的孩子吗？”记者问道。“不，她在运送病人，背上的小孩是一位脑积水患儿。”晁爽说，手术室里只有这一位黑人阿姨，又管器械消毒，又管扫地，还要管接送病人。

第一天“上班”，大家就看到了在老版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脑积水患儿。

按出发前的计划，到达中几友好医院后，团队每天早晨会准时开始分头查房、出门诊；遇到手术日，外科医生开术前讨论会。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到来之前，中几友好医院发出消息，当地很多患者慕名而来。

第一天“上班”，大家就看到了老版教科书上才能看到的脑积水患儿。

患儿的头比正常孩子大了几乎一倍。“这已经拖了很久了。”晁爽说，在中国，儿童脑积水已不是常见病，诱发儿童脑积水的病因有一部分是感染性脑膜炎，通常能够在脑膜炎阶段就得到控制。但在几内亚，往往会拖到病重。

患儿只有4个月大，皮肤棕黑，大眼睛双眼皮，长长的睫毛卷卷地翘着。他的妈妈22岁，会说一点点英语，有双明亮又会说话的眼睛。孩子的父亲是科纳克里大学的老师，一个月有130美元的月薪，这次给孩子做手术，要花掉他6个月的薪水。

“即使是这样，这一家在几内亚也算是富人了，至少他们有能力给孩子看病。”晁爽说，这个“大头娃娃”，就是他们到达几内亚后第一台手术治疗的患儿。

后来，每天早晨查房，晁爽听着这位患儿强有力的心跳和均匀清晰的呼吸音，才会放心。

术后第8天，孩子恢复得非常好，查房时正在熟睡，侧着身，手臂幸福地舒展着。查完所有孩子、大家准备离开时，那位年轻的妈妈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块几内亚女性身上常穿的布料，素雅而精致。她指指自己，再指指晁爽。

“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这是送给我的礼物！”虽然肤色不同，虽然语言不通，但是不能阻隔人与人之间的心灵相融，这让晁爽至今难忘。

离出发时间不到2周了，但因为经费不够，所有人的机票还没有订。

此次援几内亚志愿医生团队的成员，是队长曾高一个一个找来的。2017年年底定下援外计划后，考虑到经费，曾高反复琢磨怎样组建一个性价比高，无需磨合就能马上开展工作的儿童神经外科手术团队。最后，曾高找了自己的同学、老师、学生、同事。

“我们彼此很熟悉，合作起来很快就能有默契，而且我了解他们都是不求回报、心存善念的人。”曾高笑着说，自己蹭着私交，用最快的速度把这支队伍凑齐了。“所有人都是一拍即合。我们这支队伍就像一支小规模特种兵部队，任务明确，行动要快，效率要高。有了他们，我心里特踏实。”

到了几内亚之后，种种意想不到的意外状况，一次又一次地证明，这支“特种部队”是大家所希望的高效队伍。

冀园琦在团队里年纪最大，是国内儿童神经外科方面的专家。在几内亚做手术，手术中必用的显微镜是早被淘汰、中国70年代才用的显微镜，几位70后医生没见过，冀园琦用起来却游刃有余；90后周马丁是团队里年纪最小的，却英文最好，是手术室里的得力助手，还是大家的翻译；麻醉经验丰富的马挺则是每台手术的护航员……

“经常团队一碰，就马上知道要干什么。最长的手术做了14个小时，团队里没一个人抱怨。”曾高说。

从项目计划之初，曾高就每天为资金、人员、安排、设备的事情忙碌着。在曾高的电脑里，至今还放着一个名为《几内亚购买设备、器械明细清单》的文件，里面详细地写着设备的价格、名称、数量。

这次去几内亚，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带去了120万元的医疗设备、手术器械、耗材和药品。“这些设备我们都捐赠给几内亚了，这可以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每一台设备，都是中国志愿医生团队跟厂家“死磕下来的”，曾高坦言，筹备的那两个月，他时常感到肩上的压力很重，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卡在了钱上”。曾高习惯把这次赴几内亚的行动比作一场婚礼，“从计划到筹钱、到人员，‘婚礼’要做大做漂亮，但也要省钱”。

而距离出发还有不到2周时，因为经费不够，所有人的机票还没有订。曾高一边联系各个基金会，一边自己准备了积蓄作为应急。

“曾老师，如果钱上有问题，我自己负担来回的机票。”周马丁在得知后，找到曾高。所幸最后一刻，为了找经费跑了两三天的曾高，遇到了爱佑慈善基金会。爱佑慈善基金会愿意联合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共同资助这支中国志愿医生团队。

“这次短期援外，困难虽然很多，但帮助我们的人更多。特别是在几内亚的时候，来自北京朝阳医院的第26批援几医疗队队友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曾高说，“你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执着，但当想做一件事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

▼ 我们不希望只是一场雨 ▼

“做医生特别幸运，我们有两把利器，我们既有悲天悯人的胸怀，也有治病救人的力量。”中国志愿医生赴几内亚成员、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师周马丁引用中国志愿医生赴几内亚成员、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晁爽说的一句话说，“既然如此，应该用这两把利器去帮助更多的人。”

中国志愿医生团队在几内亚援助的3周时间里，当地很多患者慕名而来。这个精干的团队在门诊接诊了20人次，做了7台手术，查房102人次，病例讨论27人次。同时，进行了29个课时的理论及操作教学，多次与中几友好医院就神经科的发展进行了深入会谈，也对当地妇儿医院就相关医疗现状进行了指导。

在此次民间援外医疗行动发起人、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首席专家凌锋看来，这次行动虽然只是迈出了尝试性的第一步，但却是一种对卫生援非模式改革的探索。在此次中国志愿医生援几内亚期间，在由凌锋发起的首届中国—西非论坛上，有10个西非国家150余名学员前来参加。有4位国际上的儿童神经外科教授，主动申请作为中国志愿医生团队的国际志愿者，为西非的神经外科和儿科医生进行了整整3天的儿童脑积水专题培训。

“如果仅针对当地的病人，我们可能只是一场雨，很快就干了，留不下多少痕迹。但如果针对当地的医生进行长久的帮助，将获得更长久的价值，并能在长时间内发挥作用。”曾高说。

“之所以主动参与援助他国卫生事业，既是医生的人类悲悯情怀使然，也是主动配合国家大政方针和沟通民心的民间外交。”在凌锋看来，卫生援外模式应当在目前通过各地卫生部门组织医疗队的基础上，增加医师协会等民间组织的参与，遵循“专业、精准、自愿”的原则，根据受援国的实际情况和需求，以专科援助为主，围绕该领域专家组建，可以对需要援助的国家提供精准帮助。

凌锋说，无论是国内义诊还是国际援助，应该用官方援助和民间公益的“两条腿走路”，这两种方式要相互支撑。志愿医生援外行动结束后，他们也在总结，如果这种模式成熟，打算以这样的专家巡诊方式，每年去2次非洲，支援当地中非友好医院的专科建设，“这一次是起步”。

凌锋相信，未来想要参与国际医疗援助的中国志愿医生，会找到越来越多适合并支持他们义举的组织和平台。

▼ 链接 ▼

2017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凌锋教授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胡大一教授共同发起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旨在建设一支医师志愿者队伍，并通过他们专业的志愿行动义诊、扶贫、救灾、援外。

2017年3月20日，中国志愿医生招募启动，涉及38个临床和医技科室人员。迄今，已有500多名各科专家加入。

2017年6月，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中国志愿医生行动”。

2017年6月，中国医师协会医师志愿者工作委员会与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北京凌锋公益基金会联合开展“中国志愿医生行动”。

2017年11月3日，中国志愿医生行动·云南省德宏州站举行。有31名医生参与，7天共计义诊3411人次，大讲课4场，小讲课30场，查房62次，手术5台次。设立中医、康复、妇产、神经外科个人工作站4个。

2018年1月2日，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海南省站举行，有14名医生参与，3天共计义诊428人次，讲课3场，查房22次，手术1台次。设立影像、重症、神经外科个人工作站8个。

2018年1月19日，中国志愿医生行动·河北省石家庄站举行，有14名医生参与，4天共义诊569人次，讲课2场，查房15次，手术2台次。

2018年4月8日~27日，8名中国志愿医生与4名国际专家组成中国志愿医生团队，赴几内亚进行医疗援助及培训指导，接诊20人次、查房102人次、病例讨论27人次、手术7台次、理论及操作教学29个课时。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医生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投身于志愿服务。越来越多的医生志愿者团队活跃在偏远的山区、贫困的农村，身体力行践行医生的职业精神。

文/健康报 记者李琳

文/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 宁蔚夏

编辑/管仲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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