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张发明之前，我们的祖先把文字记录在甲骨、青铜器、竹木简牍以及丝帛之上，使得文明得以记载、传播和传承。
不过，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只相当于文书记录，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籍。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的书史是从简帛古书开始的。
可惜的是，丝帛易朽，难于保存，对近代人而已，古代帛书只活在传说里。
话说，长沙人管挖掘和搬运泥土为生的农民叫“土夫子”。
但到了民国时期，江湖上盗墓贼猖獗，人们渐渐把“土夫子”这一雅称移接到盗墓贼的身上。
考古学家商承祚在《长沙发掘小记》中写，“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
民国盗墓猖獗的原因，学者倪方六在《民国盗墓史》一书中分析说，一是军阀混战的乱世，二是外国势力的侵入，“国际买家的出现，让民国时期‘产、供、销’一条龙的盗墓产业链初步成形。”
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研究员熊传薪说，湖南的楚墓和汉墓具有较高的考古价值。长沙是楚国时期的“东南之会”，而作为西汉时期的诸侯国，长沙国历时两百余年，王公大臣的墓陵一直为后世盗墓贼所惦记。
熊传薪坦承，自己在近50年的考古工作中，亲自参与发掘的古墓就有两千多座，只是“大部分古墓都被盗过，可以说是十墓九空。”
民国时期的盗墓，以长江为界，分南北两派。
北派有辽沈帮、洹洛帮、关中帮等，常用工具为“洛阳铲”；南派包括长沙帮、江宁帮、岭南帮等，常用工具是短柄狙。
相对而言，南派盗墓的奇招巧术更胜一筹。
而南派中又以长沙土夫子的盗艺最为精湛，让人叹为观止。
熊传薪赞叹说：“这些人对墓边泥土的辨别很有能力，可以根据颜色判断墓葬的年代。”
长沙土夫子名声最响的是任全生。
任全生身高体健，手臂长，猿伏蛇行，如履平地，而且看墓穴眼力忒准。
任全生自称看墓有“望、问、闻、切”四字要诀。
“望”即看风水，谙熟风水先生那一套，所判断的风水宝地既与风水先生一致，则一挖一个准。
“问”即是嘴勤，到处询问各地出过的历史名人，断定四古墓的价值。
“闻”最见功夫，通过取墓葬区的泥土放在鼻下嗅，根据气味辨别墓葬大体年代。
“切”是指定位打洞方向，以最短距离进入棺椁，以及如何取出墓内文物。
考古学者吴铭生称，他本人亲眼见识过土夫子根据地表样土判断是否存在古墓，并从填土的特殊识别古墓的深浅及时代，“这种预测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尊称为土专家。”
任全生在盗墓生涯中所做最轰动考古界的一件事，是在长沙东南郊子弹库的一座古墓上，当头凿穿了8米多深的封土和木棺椁层，从容窃走了价值连城的楚帛书。
子弹库，位于长沙识字岭与左家公山之间，建于民国初期，由数十栋砖筑平房组成的仓库，用于保存军火。
楚帛书又称楚缯书，内容共分三部分分，即天象、灾变、四时运转和月令禁忌，其内容丰富庞杂，不仅载录了楚地流传的神话传说和风俗，而且还包含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等方面的思想。在文字四周绘有12个怪异神像，帛书四角有用青红白黑四色描绘的树木。
任全生回忆，盗帛书事件发生在1942年9月的某天。
那时的长沙，经历过两次日军进攻和劫掠，市井萧条，民不聊生。
行动那天晚上，他带着同行李光远、苏春兴、胡德兴三人潜至古墓，用十五米长的探针凿穿了封土和木棺椁层。
木棺椁层被凿穿的那一刻，刺鼻的硫磺味气体喷泄而出，久久不散。
为了让硫磺味尽快消失，胡德兴用火点燃，火焰呼的一下，高达数丈，照亮了半个夜空。
当硫磺终于燃烧尽，几个人手脚麻利地从墓中扒拉出了许多物件，有常见的铜陶漆木器，还有一些绢质类纺织品，上面有些模糊的文字。
任全生虽然是盗墓高手，但对文物的价值却是一知半解、懵懵懂懂。
在他的眼中，只有铜器、木器值点钱，他把这些物品一古脑卖给外号叫“唐裁缝”的古董商时，“价格便宜，那些烂丝织品没算钱，相当于送给他。”
任全生万万没想到，那幅被他称为“烂丝织品”的绢帛，就是楚国帛书，是至今我国最早的、唯一的完整帛书，其考古文化价值难以估量。
任全生所说的“唐裁缝”是东站路唐茂盛古玩店老板唐鉴泉，此人并非文物收藏者，而是一个文物炒作者。
两年之后，即1944年，唐鉴泉即将楚国帛书以三千元法币的价格转卖给了文物收藏家蔡季襄。
蔡季襄收藏文物，也致力于研究文物，帛书落到他手中，也算得上是物得其所，有了个好归属。
1944年冬，蔡季襄撰《晚周缯书考证》一书石印出版，首次公布了楚帛书资料。
也因为《晚周缯书考证》一书的面世，一个受耶鲁学会派遣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John Hadley Cox中国名柯强）对宝物起了觊觎之心。
此人辗转找到蔡季襄，连蒙带骗，把帛书骗走，带到回美国，几度易手，后归亚瑟M萨克勒（Arenur M Sackler）所得，现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再无归期。
新中国成立后，盗墓行为不为法律所容，长沙土夫子逐渐退出江湖。
为了做到人尽所用、物尽所用，国家对于一些土夫子采取了宽大和利用的政策，将之吸收到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做临时工。1953年省文物工作队成立后，部分人转为正式工人，成为负责发掘的考古工人。
这种背景下，盗墓高手任全生摇身蜕变成文物工作队里资历最老的“土专家”。
对于1942年盗墓导致楚国帛书流失，任全生一直心有愧疚、耿耿于怀。
1972年发掘马王堆1号墓（辛追墓），任全生参与其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当年主持发掘的熊传薪深情回忆：1号墓的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时，是任全生出的主意，用五夹板斜插进去，将内棺侧起，然后谨慎地将女尸移出，千年不腐女尸得以完整出土，成为考古奇迹。
为此，任全生、李光远等五六位土夫子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和地方领导的表扬，他们还收到省军区负责人送来的奖励：每人一瓶好酒，一条好烟。
其实，在马王堆汉墓发掘过程中，任全生的心情是很复杂的。
考古学者吴铭生当时与任全生共事，任全生向他透露，解放前，他曾和一名姓谢的土夫子联手到1号墓盗掘，“我俩一直挖到天亮都没看到棺木，以为是古人设下的疑冢，就放弃了。”
任全生还和吴铭生提到：“民国三十一年(1942)，我在子弹库挖那座战国木椁墓，得了一些漆木器和兵器，还有那件‘缯书’，便宜卖给蔡季襄。这座墓里面还有东西，要是再清理一下，说不定还会有些好文物。”
1973年，在任全生的建议下，省博物馆安排考古工作人员由任全生带领，在子弹库新建的高楼建筑边找到古墓，再次获得一件国宝——“人物御龙帛画”。
原来，子弹库古墓是一座战国楚墓，墓主为一四十岁左右的大夫级官员。
当年任全生等人打的盗洞，落在放置随葬物的“头箱”部位，他们凿开椁板从里面盗取了文物。此次再清理葬具，在盗洞附近的下方木椁盖下面的隔板(俗称内板)上，意外地发现一件丝织品，经过细致地整理，无价珍宝“人物御龙帛画”由此现世。
“人物御龙帛画”的画面是一男子侧身而立，危冠长袍，手拥长剑，立于龙舟之上。龙尾企立一鹤，水中有鲤鱼一尾，画之上端有华盖。
“人物御龙帛画”的出土成为我国绘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出土，也使任全生得以将功补过。
两年之后，即1975年，患上了重病的任全生了无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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