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描拉丁美洲】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洪堡定义了美洲

西方对拉丁美洲的刻板印象，与其说来自哥伦布，毋宁说来自步亚历山大·洪堡后尘的冒险家们，他们在未知大陆的探索，惊心动魄又妙趣横生。在西班牙殖民时代，旧大陆的国王视之为私产，不肯轻易让其他欧洲人染指，新大陆始终蒙着神秘面纱。冒险家远渡大洋，又在丛林深处跋涉千里，带着猎奇目光，贪婪地记述着所见所闻，印刷机将文字散播到欧洲，野性、浪漫、闲散、原始等词汇随即成为拉丁美洲挥之不去的标签。推开这扇大门的洪堡，却值得一个崇高的评价。

本文节选自《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作者：[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译者：方杰、方宸，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洪堡的《个人叙事》

在洪堡三卷本的《个人叙事》（1814—1825）中，叙事性本身使欧洲人的抱负浮出水面，也显示出洪堡所遭遇的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基础设施。在要创作有关其旅行记述的公众压力下，洪堡在返回十年之后，不情愿地开始这项工作。他“克服其对”个人叙事的“厌恶”，在五年内完成三卷，后来放弃计划并销毁第四卷的手稿。29这个计划至少在一开始很受欢迎。《个人叙事》的英语译者欢欣鼓舞地说，“当旅行者沿着没有足迹的沙漠，留下通向文明以及其所有无边祝福的第一步时，他确实激起了何等的共鸣”。欧洲扩张主义的目的论乃是这个叙事的“魅力”之所在。30下面这个段落选自关于前往委内瑞拉一座驰名金矿的丛林的旅行记述，对《个人叙事》如何将人的主体性和时间性编织进自然景观做了说明：

农场主们在奴隶帮助下，开辟一条穿越树林通往胡阿瓜河第一瀑的道路……由于雪檐很窄，我们找不到地方落脚，便下到激流中，涉水或坐在奴隶的肩膀上过河，爬上对面的陡坡……我们越往前走，植被就越茂密。在好几个地方，树根穿破石灰岩，嵌入将路基分开的裂缝。我们[原文如此]为带走沿途积累的植物颇为周折。美人蕉、长着精巧紫花的海里康属植物、闭鞘姜属植物以及其他不知名科类的植物……与叶子形态如此精巧的棕色树枝状蕨类植物形成明显对比。印第安人用大刀在树干上切开口子，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美丽的红色和金黄色树林；将来有一天，这树林将会被我们的车工和家具工找到。

话题依然是令人欣喜的自然；美洲人，无论是主人还是奴隶，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只不过是直接服务于欧洲人。他们被看见发起的唯一的行动，是向访问者指明可开发的资源。的确，印第安人的邀请姿态，似乎触发了对一种未来相对罕见的暗示，那是一个被视为牢牢掌握在欧洲（“我们的”）资本和工业手中的未来。作为工具性主体的美洲人之在场，是《个人叙事》的典型特征。围绕自然景观的边缘，人们可以从这部著作学到许多有关西班牙语美洲社会的东西，不过学到的东西是从殖民关系结构内部传播的。美洲人，无论是西班牙传道士、殖民官员、克里奥尔人定居者、非洲奴隶、美洲印第安仆人，还是大草原上的雇农，绝大多数展现出工具性的功能。如上面段落所示，他们往往被完全归入那个含糊不清的“我们”，主人们用这个词将他们自己作为仆人工作的代理，包括在“我们”之中。众所周知，洪堡奉行自由主义，支持法国和美洲革命，毕生激烈反对奴隶制。然而，《个人叙事》采纳殖民关系和种族等级秩序，尤其是根据典型的可自由处理的殖民关系表征美洲。

在《个人叙事》“前言”的阈限空间里，洪堡直接提及激发其写作的欧洲扩张主义进程。“假如我的某些书页被人从遗忘中抢救出来”，我们读到，那么奥鲁诺克河岸的居民将会心怀狂喜地看见，那因商业而富足的人口稠密的城市，以及在自由民手中得到耕种的肥沃田野，装扮那些地方；而在我旅行的时代，在那里只发现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

狂喜和妆扮，城市和田野：纠缠不清的城市和审美幻想，被“无法穿越的森林”和“被洪水淹没的土地”，这种相应的否定性景象赋予意义。不过谁将会是这位未来的观者？未来的耕种者自己会心怀狂喜地看（真的允许他们停下工作看）吗？森林的居民，如果能活下去，将会视田野为装扮吗？在洪堡与其未来的狂喜对应者之间存在一系列事件，洪堡将自己排斥在这些事件之外，可是却以它们的名义从事写作。

鉴于我关心的是对南美的表征，所以我不会讨论洪堡著名的《新西班牙王国（也就是墨西哥）政治论》和其姊妹篇《古巴岛政治论》。这些著作通过统计学和人口学描述、以环境决定论为基础的社会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书写不同，它们不产生神话，可是分享原始自然神话世界的两个方面：非历史性和文化之缺席。学者们仍然重视洪堡的政治论作为资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奴隶史和种族关系方面。据说，单是洪堡关于墨西哥的政治论，就导致英国投资那里银矿的繁荣；可是当繁荣于1830年走向萧条时，他却受到夸大其词的指责。洪堡对古巴奴隶制的揭露仍然极富争议：1856年，其关于古巴的政治论的一个北美版本遭到调整，删减了主张废奴的那一章。已八十多高龄的洪堡在德国报刊上发文，对此进行激烈抗议。在地理意义上，考察古巴和墨西哥的政治论，与描述南美的自然书写存在互补性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布与洪堡自己旅行的后勤保障有关。他在古巴只停留很短时间，而他在墨西哥的一年主要待在首都或其附近，与学者讨论并翻阅图书馆的藏书。他的政治论反映这种研究，遵循的是殖民官僚设定的新闻报道路线。然而，他的政治论与其关于南美的书写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对比，因为洪堡实际上确实认为，墨西哥尤其以一种不同于南美的方式被文明化。他在“前言”中论及墨西哥：“与新西班牙文明和我刚通过的那些地区贫乏的物质和道德文化之间的反差相比，没有任何东西更强烈地打动我。”他在墨西哥的计划，变成对墨西哥相对于美洲赤道地区非凡进步的解释。这种态度显而易见于这里将要考虑的最后一本著作，受欢迎的《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

被考古的美洲

我早先提到，要对洪堡的美洲书写采取颇为选择性的接受态度，才能产生作为原始自然的美洲形象。这种接受态度的表现是，受欢迎的两卷本《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和美洲土著民族的遗迹》（1810，1814）几乎立即丧失标题的后一半，只被人记作《科迪勒拉山的风景》。它最初于1810年以两卷本《风景如画的地图集》出版，包括六十九幅极好的插图，是《自然的风景》受欢迎的姊妹篇。《风景和遗迹》（我将这样简称它），将对自然奇观—钦博拉腊峰、天然石桥、瀑布、湖泊—图文并茂的评注，与来自秘鲁和（主要是）墨西哥的前哥伦布考古遗迹—乔卢拉的金字塔、阿兹特克的日历石、象形绘画和手稿—结合在一起。这本书不是因为其考古部分被人铭记。一位现代评论者仍然将其当作“山区风景与阿兹特克艺术的描述和插图的奇怪混合物”而加以拒斥。

洪堡本人想要的，当然不仅仅是一种“奇怪混合物”。他的目标是创造某种东西，其之被人接受，既不因为它奇怪，又不因为它是一种混合物，而是因为它代表和谐和联系；显然他并不成功。“在同一本著作中呈现美洲土著部落原始的遗迹和他们居住的山区国度如画的风景”，目的是表明“气候、土壤的性质、植物的外貌、美丽或野蛮的自然景色，对艺术的进步有着巨大影响”。在这种情形下，和谐产生于将文化同化进自然，以一种确保土著美洲低等地位的方式：自然越野蛮，文化也越野蛮。虽然如此，《风景与遗迹》中的考古论文至少存在潜能，戏剧性地反驳对原始美洲去历史化的赞颂，以及与之相伴的关于美洲印第安人的原始主义观点。即便是些许有关印加、阿兹特克或玛雅文化的知识，都会动摇原始森林中的野蛮人形象，包括洪堡自己笔下的作为“土著游牧部落残余”的美洲印第安人形象。也许，这就是这些考古论文从来没有被洪堡的读者和评论者吸收的根本原因。

对美洲的考古再发现来说，一个有影响的榜样是埃及。在埃及，欧洲人也在通过并作为“重新发现的”遗迹和废墟，重建一种失落的历史。在那里，再发现也发生在新欧洲扩张主义和对较早帝国的怀旧回想的语境之下。诸如罗塞塔石碑这样的埃及发现，无疑激发洪堡对美洲象形文字手稿和石碑的兴趣，这成为《风景与遗迹》中某些最长且最博学论文的话题。在欧洲人两个世纪的无知和冷漠的语境之下，洪堡有关土著人历史的言论值得注意，有时甚至有预见性：在描写过1790年排水工人在墨西哥城发现的著名的“阿兹特克日历”石碑后，他说：“如果一个渴望了解遥远美洲文明的政府，会用在古老的特诺奇提特兰主广场的教堂周围挖掘的方式进行研究”，那么阿兹特克人“将会变得令人关注”。20世纪70年代，一群电业工人偶然发现了事实上证明是阿兹特克大神庙的东西，之后挖掘便开始了。

尽管洪堡显然痴迷并感动于其考古发现，但是他依然无情地蔑视前哥伦布文明的成就—当然，这是与古典地中海文明比较而言的：“我们不能太频繁地重复，虽然美洲的建筑，既不能靠其大小，亦不能靠其形态的优雅引起惊奇，”他写道，“但是它非常有趣，因为它阐明新大陆山区居民原始文明的历史。”在希腊，“宗教成为美术的主要支撑”，而在阿兹特克人当中，原始的死亡祭祀产生了种种遗迹，其唯一目标乃是“制造恐怖和沮丧”。正如相同时期对埃及的遗迹论重构一样，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被考古化，而它们的当代后代则毫不重要，甚至无法找到。这当然只是部分要点。欧洲的想象采取将当代非欧洲人与他们的前殖民乃至殖民历史脱离的方式引起考古话题。复活作为古迹的土著历史和文化，就是复活已死亡的土著历史和文化。这种姿态将它们从欧洲人的忘却中拯救出来，同时又将它们重新指定给一个过去的时代。

我曾在本书反复提到欧洲风景话语如何剥夺土著民族的领土权，将他们从他们可能曾经统治并继续在其中谋生的领土上剥离出来。考古学的观点是补充性的。这种观点还抹杀了接触地带被征服的居民，他们作为历史主体与前欧洲的过去存在生活上的连续性，且有着基于历史的对当下的渴望和要求。然而，殖民者们视为“土著游牧部落残余”的那些人，不可能这么看待自己。殖民者们当作古迹消灭的东西，往往作为自觉和历史意识—反殖民抵抗运动的两种主要成分—存在于被殖民者中间。譬如，1781年的安第斯山叛乱，包含一场大规模、有超凡魅力的复兴，预示古老印加人的回归及其帝国的恢复。这场复兴在安第斯山民众当中，以有关印加人历史、神话、谱系的一种日常知识为先决条件，这种知识以结绳和口头、书面、图形形式得以保存。领导叛乱的是一对夫妻，其中一个将自己重新命名为图帕克 · 阿马鲁

（Tupac Amaru），效仿的是最后一位合法的印加统治者。这位统治者于1572年被西班牙人在库斯科的主广场活活烧死。1781年，叛乱失败后，这位新图帕克 · 阿马鲁在同一地点被掏出内脏并遭到肢解。

作为文化互化者的洪堡

“印第安人，”上面引用的选自《个人叙事》的段落中写道，“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美丽的红色和金黄色树林。”在奥里诺科河畔，一位行政酋长“给了我们三个印第安人，走在前面为我们开道”；他在交谈中证明，他是“一个令人喜欢的人，精神上很有教养”。就在这稍后几行，一位传道士用急切的独白谈论近来的奴隶动乱，这令洪堡感到厌倦。美洲居民与欧洲来访者之间日常互动的踪迹，表明了产生欧洲人观察与认知的异质和异质话语关系（the heterogeneous and heteroglossic relationships）。这种洪堡谓之为“纯个人的”东西，被叙事性带出水面，从而提出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洪堡笔下的美洲对话者，在欧洲人对他们大陆的重构中，起到何种直接和间接的作用？洪堡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位文化互化者，将美洲本源的知识运输到欧洲，产生被非欧洲人知识过滤的欧洲知识？在殖民从属关系内，美洲人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铭刻在他身上，而他又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铭刻在美洲上？

此类问题很难由内而外地用资产阶级的、以作者为中心的、认识文本的方式回答—这就是提出这些问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当然，这些问题不只针对洪堡，而且针对所有的旅行书写。每一个旅行记述都具有这种异质性维度；其知识不仅产生于旅行者的感性和观察力，而且产生于通常受“被旅行者”指挥和管理的互动和经验，这些被旅行者的行为是根据他们自己对他们世界以及欧洲人正在或应该做之事的理解。例如，洪堡以自己是将海鸟粪当作肥料带到欧洲的第一人而自豪，这个“发现”最终导致海鸟粪激增，在世纪末引起秘鲁与智利之间的战争，并使后者经济上完全依赖于英国的银行家。当然，洪堡的发现在于海岸的秘鲁人告诉他这种物质及其肥土特性。谁知道他们的假定和期待是什么？旅行和探险书写的惯例（生产与接受），将欧洲主体构建成一种自负、一元的知识来源。这种结构实质上保证表征的互动历史将会仅作为踪迹，抑或通过“被旅行者”自己的表征形式出现，比如本书从头至尾多处提及的那种自传式人种志资料。

洪堡和邦普朗与西班牙语美洲知识分子的遭遇被记录了下来，是他们积极主动地去找这些人。西班牙将其帝国与外人封闭，让其余部分的欧洲对美洲土著的历史、文化、语言，以及美洲的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处于浑然无知的状态。然而，这些问题继续在美洲内部得到研究。（有必要重复指出秘鲁和墨西哥的大学始于16世纪吗？）我们被告知，洪堡和邦普朗特意远道去波哥大见穆蒂斯这样的美洲博物学家；让他们接触到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古代遗迹的，正是西班牙语美洲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洪堡在其考古论文中将一种美洲学术传统输送到欧洲，这一传统可上溯至第一批西班牙传教士，且得到西班牙、梅斯蒂索混血儿、土著知识分子的维持。洪堡在墨西哥的那一年（1803—1804），几乎全是在墨西哥城的知识分子和科学界中度过，他在那里研究已有的关于博物学、语言学、考古学的文集。回到欧洲后，他继续刻苦地跟踪已经学到的东西，追踪被遗忘的美洲印第安人手稿，比如玛雅遗嘱附录；这些东西自从哈布斯堡王朝以来，一直尘封在巴黎、德累斯顿、梵蒂冈、维也纳、柏林的图书馆里。

因此，在克里奥尔人文化的某些部分中，一种被美化的美洲自然和美洲古迹，已经作为意识形态的构建存在。它是研究美洲的学者身份认同和自尊心的源泉，激起一种不断增强的与欧洲分离的意识。在这个有关殖民意义构建之镜舞（the mirror dance）的完美例证中，洪堡将美洲人界定自己为与欧洲分离的进程中产生的各种知识互化到欧洲。独立之后，欧裔美洲精英将会把那种知识作为欧洲知识再引入，因为其权威将会为欧裔美洲人的统治提供合法化依据。

浪漫主义的插曲

我提出的有关洪堡的作品的观点，常在文学批评家当中引发一种焦躁不安的反应。相当明显，洪堡在写作中只不过是做一位浪漫主义者，只不过是在从事浪漫主义，那么，有人问我，所有这种历史—殖民—意识形态阐释机制的意义何在？作为一名德国类型的浪漫主义者，他还能如何书写南美？人们只需要阅读《自然的风景》的“前言”就行了，其结尾是从席勒《墨西拿的新娘》引用的文字，讲的是自然在人类小心地改变其形态之前如何完美。在走出普鲁士之前，洪堡不正是席勒表示愿意在其杂志上发表的唯一科学家吗？比如，人们会不会认为，洪堡在其美洲《自然的风景》中只不过实施了席勒《审美教育书简》（1795）的计划—尽管席勒也许不这样看（他显然不喜欢洪堡）？难道不正是浪漫主义者要求进行“感性培养”吗？难道洪堡不正是试图用席勒规定的方式—“为接受的官能提供与世界最为多样性的接触”—“栽培”其读者吗？ 人们为何需要哥伦布、西班牙殖民主义、独立斗争、奴隶叛乱乃至美洲去理解洪堡的写作方式？已经了解的关于浪漫主义的一切，提供了一种极为令人满意的记述，却没有跳出欧洲抑或文学的边界。

如某些读者可能曾期望的那样，我会通过洪堡的美洲书写提出质疑的，正是这种满意和这些边界。如果说洪堡“是”一个浪漫主义者，那么浪漫主义就“是”洪堡；假如某种被称作浪漫主义的东西，构成并“解释”洪堡关于美洲的作品，那些作品就构成并“解释”那个东西。认为前者简单地“反映”后者，就是以一种必然有待争议的方式，赋予文学和欧洲以特权。本书的观点将根据洪堡这样的作家和不断变化的与美洲接触这样的历史进程，重新思考“浪漫主义”（以及“文学”和“欧洲”）。因此，“浪漫主义”提供一种契机，重新思考将“欧洲”和“文学”想象为自成一体的实体的习惯，这些实体从内部构建自己，然后又向外投射到世界的其余部分。人们根据来自整个行星接触地带的被渗透、捐赠、吸收、挪用、强加的材料可以瞥见，将“欧洲”想象为也是从外向内构建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说“浪漫主义”塑造关于美洲、埃及、南非、波利尼西亚、意大利的新话语，那么它们也塑造它。（浪漫主义者当然是以分布在欧洲外围—达达尼尔海峡、阿尔卑斯山区、比利牛斯山区、意大利、俄罗斯、埃及—而著名的。）此外，浪漫主义包括欧洲与世界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变迁—尤其是美洲，确切地说，是美洲将自己从欧洲解放出来的过程。如果人们让洪堡与席勒脱钩，并将他定位在另外一条“浪漫主义”路线上—格奥尔格 · 弗斯特和贝尔纳丹 · 德 · 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t. Pierre）（洪堡个人偶像中的两位）、伏尔内、夏多布里昂、斯特德曼、布封、勒瓦扬、库克船长、撰写《布干维尔游记补遗》的狄德罗—那么，就可能会认为浪漫主义发源于美洲、北非、太平洋的接触地带。

事实上，大约五十年前，这种观点就在南美被委内瑞拉作家特雷莎 · 德 · 拉 · 帕拉（Teresa de la Parra）在其自传体小说《布兰卡妈妈回忆录》（1929）中提出来。浪漫主义显现在拿破仑妻子约瑟芬皇后的形象中，她（就像引发法国大革命的财富一样）来自加勒比地区。“我相信”，叙述者说，

就像烟草、菠萝、甘蔗一样，浪漫主义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美洲]水果，它味道甘甜，隐藏在殖民地的倦怠和热带的慵懒中自然生长，直到18世纪末。大约那个时候，约瑟芬娜 · 塔舍，宛若一个完美的微生物一般，毫无疑心地将它裹在头饰的花边里带[到欧洲]，把这种细菌以我们全都知道的那种严峻形式带给拿破仑；逐渐地，第一帝国的军队在夏多布里昂的帮助下，将这种流行的东西传遍每一个地方。

这一系列形象有着丰富的文化互化意义。文中提到头饰，让人想起美洲作为一名亚马孙女战士的画面，她头戴巨大的羽毛头饰，手抓头发提着一颗西班牙人头；细菌的形象让人想起梅毒作为帝国之病的历史，在此它通过其自己的掠夺者被输送回欧洲。同样的细菌，无疑是最终让约瑟芬皇后与艾梅 · 邦普朗走到一起的东西，后者从做她花园的管理人开始，最终成为她忠诚的朋友和知己。

有关浪漫主义起源的争吵，臭名昭著地不得要领。然而，强调被权威地称作欧洲浪漫主义的文化互化维度，并非是毫无意义的。西方人习惯认为，自由、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浪漫事业是从欧洲发散到殖民地边缘的，而不怎么习惯思考从接触地带反向进入欧洲的发散。就18世纪80年代导致安第斯山脉印第安人起义、南非叛乱、巴西蒂拉登特斯人叛乱、圣多明各推翻白人统治的革命以及接触地带其他此类事件的紧张关系来说，欧洲受到的影响确实超过其所施加的影响。本尼迪克特 · 安德森有趣地认为，与通常的扩散论分析相反，现代民族国家的模型很大程度上是在美洲确定，并于19世纪输送到欧洲。

我认为，人们需要寻找一个类似的相关视角，看待经常与洪堡联系的美洲之争。因为关于美洲自然假设的不成熟和等级低下的争论，确实并不是一个完全欧洲抑或科学的问题。正如安东内洛 · 杰尔比记录的那样，来自美洲的知识分子在关于自然的争论中，是积极且兴趣浓厚的参与者，就像他们在同时发生的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中一样。这些问题对他们来说具有迫切的重要性，假如没有美洲的参与，这两场争论都不可能形成一场争论。

且不说与不同大陆及其生态系统的相关年龄有关的具体争论，美洲之争的意识形态维度，取决于将美洲与欧洲捆绑在一种本质化否定性关系中的尝试，也就是殖民语义学的中心点。当然，这种尝试是当欧洲在美洲的殖民事业越来越不稳定的时候进行的。一方面，全球探险正在展示大量的新现实和可能性。另一方面，欧洲的殖民控制明显处于危险之中。这里的社会呈现出它们自己的生命。在某些情形下，这里的美洲知识分子正在构建与欧洲相关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积极的、去殖民化的想象。这里非欧洲的多数人正在坚持自己反对欧洲控制的主张。即便是在白人霸权稳固的地方，正在产生的社会也与它们的欧洲祖先大相径庭，并将在去殖民化时变得更加不同。这些社会将会是多种族的，许多是非白人占主导地位，最好的情况下是参差不齐的基督徒；它们永远不会实行君主制；它们将会根据奴隶制、种植园制度、大庄园、米塔的形态构建，欧洲人发明这些制度并从中渔利，但是其作为社会和文化形态在欧洲并没有丧失生命力。它们甚至将会是欧洲不可能理解，更不可能控制的社会。

的确是神秘的力量！杰尔比提出，洪堡凭着其肯定性、总体化想象，让大西洋两岸的焦虑都平息下来，在基于欧洲的行星范式之内重新证明美洲的正确。杰尔比说：“多亏了洪堡，西方思想最终实现对那些地区的和平征服，以及其与自己世界，唯一宇宙的智性兼并；在那之前，那些地区只不过是一个让人好奇、惊愕、嘲笑的对象。”洪堡1814年的《地理和物理图册》扉页上有一幅寓言画。赫尔墨斯和雅典娜正悲哀地俯视一位战败的阿兹特克人王子，他低垂着头颅，武器躺在地上。赫尔墨斯（贸易神）抓着武士的胳膊，雅典娜给他一枝毫无疑问非美洲的植物：橄榄枝。背景处高耸着钦博腊索雪峰。不过，人们疑惑的是，兼并是否真的那么和平。也许在洪堡的作品中盘旋的秘密事件、无形能量、突如其来的寒风，象征着如此清楚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对于洪堡的仰慕者西蒙 · 玻利瓦尔来说，这些象征的确如此。“一座巨大的火山位于我们脚下，”玻利瓦尔在取得对西班牙的胜利后写道，“谁将控制被压迫阶级？奴隶制的枷锁将会打破，每一种肤色的人都将寻求主导权。”

如同我希望在下一章证明的那样，正是他们对社会力量的神秘化，使得洪堡的作品对欧裔美洲领导者和知识分子有用；他们在保持基于欧洲的价值观和白人霸权的同时，也寻求将他们的文化和社会去殖民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