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为何一直赖在官场不隐退，他不是口口声声说要归隐山林吗？

（原题：东方无疾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之苏轼不归隐之谜）

熟读苏轼诗词的人都知道，在许多诗词当中，苏轼一再流露出归隐山林的强烈愿望，并且这种愿望是从他刚踏上仕途的时候已经有所表现。比如苏轼与苏辙来往诗词中提到辞官退隐的“风雨对床”之约；又如《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中“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临江仙·夜归临皋》中的“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沁园春·孤馆灯青》中的“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满庭芳》中的“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著甚干忙？”，《行香子·清夜无尘》中的“几时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等等，都反复重复着自己要隐退的内心渴望。

但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是，一个满肚子不合时宜的苏轼沉浮于宦海之中一生直到终老。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他这么“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呢？为何他不学自己所崇拜的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挂印而去呢？东方无疾认为有以下四大因素在左右着苏轼。

一、家族荣耀与家人企盼的牵绊

我们都知道，苏轼的爷爷苏序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老人家意识到要改变命运必须让孩子们好好读书，结果他的二儿子，苏轼的二伯父苏涣考中了进士。而苏轼外祖父家族则非常显赫，本身就是当地的富豪家庭，加上他的舅舅程浚又中了进士并且在眉州当官，其富贵权势在当时的眉山可谓无人能及。相较之下，苏洵父子三人显得弱势许多，再加上因苏轼姐姐被程家虐死，苏家与程家产生了非常大的矛盾，苏、程两家遂结下怨仇，互不来往。在这种背景下，苏家父子发奋读书，立誓博取功名以光耀门楣，扬眉吐气。后来的苏轼一直没有离开官场，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苏家的荣耀。

苏家父子三人之后如愿以偿考取了功名，苏轼苏辙也都当上了朝廷命官。只是苏轼这个耿直哥在反对变法中得罪了不少朝中权贵，结果自己入狱不说，还牵连了弟弟苏辙也一道被贬。在湖州任上被捕前，家里老老少少也有诸多埋怨，抱怨他总是写这些诗结果得罪人了，官也没得做了，拜托他不要在写了，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后来在黄州汝州贬谪期结束后，朝廷重新任命苏轼为官，他自己还犹豫要不要赴任，而所有家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欢天喜地，因为这意味着他们不用再过这种清贫的生活了。家人对权贵生活的向往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苏轼的选择。

二、封建社会读书人的出路

在古代，学而优则仕是读书人最好的选择，也是功成名就的必然选择。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文采一流的苏轼没有进京考取功名做官，那么他也就没有这个平台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干，没有这个平台便没有知名度，他的诗词歌赋也不会流传那么广，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又假如，苏轼如果不进京考取功名，也就无法得到文坛泰斗欧阳修的赏识和那么高的评价，那么苏轼纵有经天纬地之才学，也不可能成为后来新的文坛盟主，更不可能为后世所推崇和景仰。

我们都知道，苏轼喜欢写，他会写能写，而且人们也喜欢他写；我们更知道，苏轼性情耿直，嫉恶如仇，有什么话都藏不住，都想一吐为快。一个人好写会写加上心直口快，那么他写出来的东西必然会得罪人，这样的人其实是不适合混政坛的，但苏轼他没得选，不适合也得凑合着适合，因为政坛是他成名的捷径。

我们都非常熟悉苏轼的“飞鸿雪泥”这首诗，这首《与子由渑池怀旧》是他二十四岁写的，表达了他要“踏雪泥，留指爪”于青史上的雄心壮志。但是在那个时代，读书人要实现这个愿望最直接有效的途经就是当官。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矛盾体的苏轼，口口声声说着向往归隐后的田园生活，却始终在官场沉浮。

三、苏轼个人主观上：归隐是有条件的

在《沁园春·孤馆灯青》中有这么几句：“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从这几句词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自负且雄心万丈的青年苏轼。在《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中“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独白：要归隐可以，但必须在做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功成名就之后。又如，他在《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写了这么几句：“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意思是要以谢安功成名就了不及时隐退为戒，一旦功成名就了就要归隐，不要为名利所困，这首词是写给弟弟苏辙的。从苏轼众多诗词中我们都能了解到他是希望有所建树后才甘心隐退。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验证他这种思想的存在。

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名士，先后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这些人都是文坛巨匠，都是社会名流。在他们各自的鼎盛时期，文学修为和名气上，苏轼丝毫不逊色于前面四位。但是问题来了，前四者都曾经位极人臣，都执掌过朝政，在政治上有一展抱负的机会。唯独苏轼没有，他最大的职务也就是三品官阶的龙图阁大学士，而且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地方任知州或者副职。这离他“一旦功成名遂”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所以他不甘心，总是存有一丝希望，盼望有一日像他的恩师欧阳修一样得到朝廷的重用，轰轰烈烈建功立业，功成名遂之后还乡做一醉翁。

四、各种外在力量的左右

有一句俗话叫形势比人强，形势力量的强大不是个人可以左右的。苏轼曾形容自己是磨盘上的蚂蚁，自己倒是想安静下来，只是磨盘什么时候转动，却由不得他自己。

推动磨盘的力量大小主要有三股，变法派也就是所谓的新党；保守派也就是后来的元佑党人，这其中包括高太后等；还有一股就是苏轼的门生故吏。

作为变法派中的吕惠卿和李定舒亶等人，当然是希望能除掉苏轼最好，但是既然除不掉，也不能放虎归山，弄个贬谪地困住他，时刻派人监视他，这样人还能牢牢掌握在手中，随时可以找机会收拾他。无论是“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谪黄州汝州，还是绍圣元年贬谪惠州儋州，苏轼都被变法派牢牢掌控。

高太后及元祐党人在宋神宗去世后启用苏轼，苏轼本意是不大愿意去的，但是高太后还是派兵来到家中“押送”他前去赴任，之后又连升三级至龙图阁大学士。或是因为苏轼的才学，东方认为更是因为苏轼的名士效应，旗帜效应，因为这样便能笼络到苏轼门下和身边精英的支持。

在徐州任太守期间，苏轼已经真正成为新的文坛盟主，门下汇集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众多名士，后来元祐年间门生故吏遍布政坛和学界，这些人与苏轼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他们当然希望苏轼能够一直当官，当大官，这样他们也能得到庇护。所以说苏轼身不由己不是矫情的说辞。

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相互交织，或大或小的影响了苏轼的人生决定，最终导致他无法完成洒脱的归隐山林的夙愿。虽然他在元丰年间黄州的五年“识字农夫”身份，以及绍圣元年之后惠州儋州的闲散时光，貌似无官一身轻的悠闲自得。但是我们必须搞清楚，这些所谓的悠闲自得时光，是苏轼被贬谪期间的生活，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辞官归隐，而且在贬谪期间还挂着小官的虚职，这都说明了苏轼自始至终，从未离开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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