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航天十八勇士”之一，为中国载人航天打下坚实基础

戚发轫，

这个名字在中国航天领域叫得很响。

他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空间技术专家；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

作为飞船总设计师，

他为中国载人航天事业铺平道路！

1933年，戚发轫出生在辽宁一个农民家庭，

5岁时跟随家人迁往大连。

日本人在占领区强制推行“奴化教育”，

学生上课必须学习日语，

对话也要使用日语。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戚发轫对国籍的认识是模糊的。

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大连，

在戚发轫的第一堂中学课上，

老师告诉他：

我们的祖国叫中国，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有四万万同胞，

我们有长江、黄河、长城、泰山……

“中国！中国！”

戚发轫满含热泪喃喃地念着，

他仿佛一下子明白了很多事。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丹东、沈阳都遭到轰炸。

戚发轫担心大连也会被炸，

老师却告诉他，大连不会。

为什么？

大连驻扎的是苏联军队，

“老大哥”有飞机、大炮，

美国鬼子不敢。

戚发轫当即下决心，

将来一定要造飞机，

让中国强大起来不再受欺负！

两年后，机会来了。

1952年大学统一招生，

19岁的戚发轫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

三个志愿选项，

他全都填写了航空专业。

1957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

这是新中国第一个

为研制导弹、火箭而专门成立的研究院。

研究院成立初期，人才奇缺，

刚刚毕业的戚发轫服从国家分配，

从航空转入导弹研究，

正式踏入航天领域。

然而，在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

只有钱学森一人见过、研究过导弹。

戚发轫等人对导弹的入门学习，

也是从钱学森亲自编写的《导弹概论》开始的。

1958年时，为了去苏联学习导弹技术，

戚发轫花了好几个月补习俄语。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

苏联人不接受军人去学习。

戚发轫等人便脱下军装，

打算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

名单发下来，

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

都可以去，

唯独戚发轫被拦了下来。

因为戚发轫是学总体的，

这是导弹最核心的技术，

苏联不想让中国人获取核心技术。

不久，苏联专家全部撤出中国，

并带走了所有资料。

戚发轫等人清醒地意识到：

靠别人靠不了，只能靠自己！

“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1962年，“东风二号”导弹发射失败，

面对巨大的打击，

戚发轫和同事们没有气馁，

而是再接再厉，

两年后，“东风二号”成功发射，

同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1966年10月，中国首次由导弹运载发射的原子弹成功爆炸；

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

戚发轫参加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

都取得成功。

就在戚发轫对火箭研制越来越入迷时，

1968年2月，专门负责卫星研制的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

戚发轫被当时负责卫星总体工作的孙家栋“点将”，

与另外17人一起，

经聂荣臻元帅亲自批准调入研究院，

成为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东方红一号”的技术负责人之一，

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航天十八勇士”。

戚发轫的主要任务是完善地面试验方案。

东方红一号的四根3米长的短波天线，

发射时需要收拢起来，

上天后靠自旋甩开，

轻了甩不开，

重了又会因离心力太大而对天线结构造成影响。

那时候还没有计算机仿真模拟，

只能靠地面试验。

试验很危险，

却没有任何专用的防护装置，

在一个破仓库里，

老同志每人拿个纸箱子盖挡着，

从木板间的缝隙往外观察；

年轻人就爬上没有顶棚的房梁，

骑在上面往下看。

因为长期奋战，

戚发轫一度劳累过度昏厥过去，

醒来后休息一下又开始攻关；

阑尾炎穿孔，疼痛无比，

他努力忍着也不下“火线”。

东方红一号发射之前，

戚发轫等前往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汇报工作，

周总理对卫星能不能入轨、

入轨后《东方红》乐曲会不会变调等问题

问得非常仔细。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

戚发轫说，

第一次上天，

凡是我想到的、地面能做的实验我都做过了，

都没有问题，

就是没有经过空间环境的考验。

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

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

21时50分，

地面站接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

声音清晰洪亮！

卫星入轨后，

所有仪器工作正常，性能稳定，

做到了周总理要求的“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

凝聚的是我国第一代航天人的共同努力，

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宇宙空间，

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自行研制和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此后，戚发轫先后担任“东方红二号”、

“东方红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1992年9月21日，

中央正式决定搞载人航天工程，

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飞船的总设计师。

那一年他已年届花甲，

压力和顾虑可想而知。

“我去前苏联看过他们发射载人飞船，

发射时总设计师是要签字的，

表示已经准备好了，

可以安全地把航天员们送入太空。

我就在想，

将来送我们自己的航天员上天之前，

我能说这句话吗，

我能签这个字吗？”

面对国家需要，

戚发轫还是挑起了重担。

一上任，他便做了四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是组织队伍，

当时人才断层，

总师、副总师都是老头，

其余的都是年轻人。

二是拿出一个方案，

在保证航天员相对舒适的基础上，

降低飞船返回的难度。

三是组建一个试验基地，

北京航天城应运而生。

四是要建立一套规章制度，

飞船分系统和设备的研制都分属于不同部门，

必须要有一套可行的规章制度作为保障。

戚发轫说，

载人航天人命关天，

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最重要的一个理念。

搞载人航天必须把安全和质量放第一位。

一般来讲，

航天产品可靠性0.97，

比如火箭发射100发，

允许3次失败。

但载人航天因为有人，

必须保证人的安全，

安全性指标为0.997，

也就是千分之三的失败率。

两个合在一起，

故障率就是三十万分之一。

也就是每天发一次，

30年都不能出事。

经过7年努力，

1999年11月20日6点30分，

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成功发射，

迈出了载人航天工程的重要一步！

2001年1月10日，

我国第一艘正样无人飞船神舟二号发射成功，

飞船的系统结构有新的扩展，

技术性能有新的提高。

2002年3月25日，

神舟三号发射成功，

运载火箭、飞船和测控发射系统进一步完善，

提高了载人航天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002年12月30日，

神舟四号发射成功，

除没有载人外，

其技术状态与载人飞船完全一致。

2003年10月15日，

我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神舟五号发射成功。

航天员杨利伟在轨飞行14圈，历时21小时，

圆满完成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

标志着我国成为苏联和美国之后，

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曾有人问，

神舟五号发射时你怎么不紧张呢？

戚发轫笑着说，

我最紧张的时候，

是神舟一号发射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正是因为神舟一号奠定的基础，

以后的“神二”到“神五”，

每一次都是一个巨大进步，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成功发射，

也是一件十分有把握的事。

戚发轫在酒泉与杨利伟在一起观看心连心慰问演出

谈及载人航天精神，

戚发轫颇有感触，

他说载人航天精神的核心是“特别”，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当国家有特别需要的时候，

每一个中国人，

每一个科技工作者都要有这种特别的精神。

2004年11月26日，戚发轫挥笔写下“中国航天精神”的核心内容

“2003年神舟五号要发射了，

全国各个协作单位把所有工作人员

都送到北京航天城进行总装试验。

但SARS来了，

为了保证上百人的安全，

让大家坚守岗位，

我作为总设计师、总指挥就狠了狠心，

规定从今天开始起，

无论家在京内京外，

我管吃管住，

就是不能回家。

在那种特殊情况下，

大家都服从了这个大局。”

1992年，戚发轫遭遇过一个艰难时刻：

他的夫人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

但神舟二号飞船正处在攻坚的重要阶段，

戚发轫几乎没有时间去陪伴老伴，

就连“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也没能兑现。

老伴曾说，

她愿意看到中国的航天人进入太空。

但当戚发轫作为总设计师的

神舟五号飞船把我国航天员送入太空时，

老伴已经不在了。

这也成了戚发轫一生的遗憾。

戚发轫说：

“我没后悔过，

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么一项伟大的事业

是很自豪的事情。

干事业总会有牺牲。

航天事业的发展，

需要我们这一代人，

需要好几代人去支撑。

如果再有一次这样的抉择，

我还是会优先选择服务国家。”

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