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大盛世原来都受到“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你知道吗

老子是活跃于被誉为 “文化轴心时代”的一位最具思想创造性的中国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综合继承中国殷商以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道”为核心概念，以“道法自然”、“尊道贵德”、“清净无为”、“无为而治”等为基本原则，创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探讨世界存在“始源”问题的哲学理论体系。它涵盖了自然、社会和人生各领域，统摄了宇宙论、社会论和人生论，融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历史观以及政治哲学、生活哲学、军事哲学、生态哲学等各哲学学科为一体，深刻地揭示了世界的本原和最高统一性，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相统一的终极基础，体现了人类的高度思想智慧。

只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循循善诱（资料图）

一、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和他的“和谐”观念，是互补统一的

在中华文化形成和创建的过程中，老子思想也对孔子思想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与孔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儒家学说既互相分立，又互相补充，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传统之一，并培育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精神特质，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对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以降，随着国际交往的扩大，老子思想也在世界上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开始真正成为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雅斯贝尔斯、罗素、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李约瑟等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等，都从老子文化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并对其予以高度评价。在英语世界中《道德经》也成为最受重视的中国古代经典，其译本仅次于《圣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一步加速。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现代化所内含的发展与代价、成就与丧失、进步与退步等内在矛盾也在更深刻的层面和更广泛的程度上得到彰显和展开。人类凭借工业和科技的力量赢得了迅猛增长的物质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条件，但同时也导致了物欲至上主义和人文精神的失落、贫富分化以及对作为自身必要生存条件的周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现代性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道德经》的目的是在探求治国、修身之道，是在论述圣人之德与王者之道，《道德经》中的“道”，实际上既是王者的治国之道，又是百姓的修身之道，更是世人的处世之道，讲求的是一种行为方法，一种处世方法；《道德经》中的“德”，实际上既是圣人之德，又是官员的应该具备的做人之德，更是百姓的日常行为规范，讲求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处世态度。《道德经》的目的就是通过提供一套治国修身之道的方法，一套达成这一方法的心态，用圣心王道教化天下百姓，进而用一种圣与王合二为一的思想行为，达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复杂多变的生活环境的和谐统一，并以此来谋求人与社会的最大和谐，进而给百姓以最大的利益。和法家、儒家的经典着述《韩非子》、《论语》相比，《道德经》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用具体的行为规范标准，不用刻板教条的精神理念，来强制性的规范人的具体的日常行为，儒家的礼仪廉耻三省吾身，法家的法、术、势及治理国家的各种规矩，老子这里没有，这里有的只是善意的劝诫，只是一种因势利导的循循善诱，《道德经》所倡导的是一种教化得来的和谐，一种通过引导人性提升得来的，博大而长久的全社会的和谐。

老子的《道德经》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大的成就。社会在前进，时代在进步，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他的思想，对《道德经》有关修身养性的精华充分继承和弘扬。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资料图）

老子是主张修身养性的。他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他认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要像水一样，要有适应形势的能力，有最沉静的心思，与人交往要热情，说话办事要讲信用，要合时宜，要效法天地自然之道，主张人们要有丰富自已精神生活的观点，要懂得人生的真谛和生活的哲理，要有自我反省能力，即：“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进一步阐明了自我修养的价值所在，强调人要自重、自爱，要贵生重已，对待名利要适可而止，知足常乐。无论对自己的思虑还是欲望，道家都主张不可恣意，而要有所节制。这包括通过对外在知识追求的限制、管理权力的内收、名利欲望的节度等方法的修炼，以达到在应接他者时自己内心的安宁与祥和。老子指出“圣人为腹不为目”，即是说饮食上保证自己吃饱喝足即可，不需要满汉全席、奢侈浪费。

“人生而有欲”，欲望与生俱来，追求精神的愉悦、物质上的富足是人类的天性。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即欲望是人生的追求，对于欲望，人皆有之。不过，对欲望要合理、合法；要有规、有矩；要有节、有度。古代先贤曾指出：“有欲甚，则邪心胜”、“欲炽则身亡”，特别是对自身滋生的私欲、贪欲，若不加以禁止，任其无限膨胀，就难免被无度的欲望所累所害，将会葬送人生的一切。

老子提出的“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指明了做人应保持平常心，朴实无华，减少私念，克制欲望。寥寥数语，道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罗列了欲望与人的精神世界的关系，言明了限制欲望的方法。欲无欲，不是提倡犬儒主义，不是要把人的一切欲望彻底灭掉。欲无欲的原则是大道从简。什么是大道从简呢？老子说，“域中有四大”，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这四大，道为最大。大道包含了一切天地人，也就是我们说的万事万物人类社会中的一切道。大道是常道，常道是无限，无限是无限多。在把握了一个无限多的常道以后，而从一个简道，实行起来最快最好的简之道。这便是大道从简的原则。简行，简居，简食，简衣，是大道从简。行没有前呼后应的八面威风；居没有装潢起矗的豪华气派；食没有鸡鸭鱼肉山珍海味的佳肴满桌；衣没有最高级的面料和最时髦的款式。只有由简，才能到俭，由俭才能到清，清才能抵制贪。所以，廉政，应该从大道从简开始。当然，衣食住行的简是大道从简，但大道从简并不仅仅限于衣食住行上，大道从简的原则，是宇宙中一切事物的原则，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因此说，做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是领导干部修身、为官、从政，应解决好的一个主题。

二、老子的“无为而治”和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道家“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如田齐的黄老之学和汉初的黄老政治都是官学、显学，用来治理国家，并成就了齐国霸业和文景盛世。唐初把道教定国教，推行垂拱而治，出现了“贞观之治”。明初力推“休养生息”政策，出现了“仁宣之治”。清初推行轻税减赋政策，成就了“康乾盛世”。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太平盛世，都直接或间接在道家理论指导下取得的。

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资料图）

1、田齐道法结合的稷下黄老之学

公元前481年田和发动政变，杀死齐简公，立简公之弟骜为齐平公，自任齐相。继而先后驱逐了世袭贵族监氏、国氏、高氏，由独擅齐政而夺取姜氏齐国政权，位列诸侯，史称田齐代姜齐。田和称王的第二年就死了，其子田齐桓公也无明显政绩，其孙齐威王立志改革，齐国再次称霸。齐威王说：“不飞则已，一飞冲天。”齐宣王称：“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他们以欲一统中国的气魄，再造姜齐桓公之霸业，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之首，并一度被尊为东帝。

田齐替代姜齐立国时，引起了普遍不满，齐王则用小斗进大斗出、授田、减税等措施收买民心。在政治上，田齐统治者大力提倡黄老之学，除了尊祖之外，主要原因是为了寻找代替姜齐的政治借口。田氏代姜齐后，为了摆脱篡逆的指责，他们抬出了自己的祖先黄帝（田齐的祖先是黄帝、大舜、陈国国君、陈完；姜齐的祖先是炎帝、伯夷、四岳、姜太公），想借黄帝战胜炎帝的历史，为自己正名。田齐尊崇老子，因为田齐与老子是同乡，都来源于陈国。《史记》说：“苦县属陈国”。齐国从姜太公立国起就有重“道术”的传统；田齐统治者将祖先、同乡与齐国本土的“道”加以整合，推行一种讲究通权达变的新道家理论——黄老之学。

从齐桓公开始，在国都临淄的稷下置学宫，招聚天下贤士。《史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孟轲之徒皆游于齐。”齐桓公用“高门大屋”等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齐威王即位后立志改革，称霸诸侯，一方面鼓吹“高祖黄帝”为纂权正名，一方面任用稷下学士邹忌、淳于髡等人改革政治，稷下学宫盛况空前。到齐宣王时稷下学宫规模最大，达“千有余人”。《史记》记载：“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接子、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学士复盛。”

稷下学宫人才济济，是战国时百家争鸣文化的中心，也是东方学术文化的中心。由于田齐政权的大力倡导，黄老之学成为稷下学宫的主流学派。齐宣王授予的76位上大夫中，黄老学者也占了大多数，如接子、环渊等。但田齐统治者对非官学的其它各派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容并包，都受到礼遇。学者们可以自由讲学、着书立说和随意议论政事。稷下黄老之学按郭沫若的意见，又分为三派：一派是宋钘、尹文；一派是田骈、慎到，提出了“以道变法”，比较接近法家；一派是环渊。据说《老子》一书是环渊整理出来的，这一派较多的保留了老子的虚静无为思想。

作为最具有齐国特色的政治理论，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田齐立国初期，就采用授予农民定量土地的授田制度，实行了户籍制，推广铁器，减免赋税，“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等治国措施，这与官方推行的黄老之术也基本上吻合。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改革政治，采纳“谨修法而督奸吏，减吏省员，使无扰民”等建议，使齐国迅速出现了大治局面。司马迁说：“群臣耸惧，莫敢饰非，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史记》）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日遂强大，在桂陵、马陵两役中重创当时的霸主魏国，遂成战国七雄之首。齐国历经威王、宣王、愍王三代，保持了近百年强盛。齐国日强，诸侯恐惧，乐毅合纵连横，游说六国，率六国联军伐齐，齐丢掉了50多座城池，仅剩下2座城池一直死守，齐国从此衰落。齐国是战国后期第一个具备了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并致力于一统中国的强国。

稷下黄老之学推动了田齐崛起，田齐政治上推行“尊黄重老”的黄老之学，注重休养生息，减免赋税、因其俗、简其礼、自由工商、便鱼盐之利等，齐威王用邹忌的改革，其目标是吏治，督奸吏、减吏省员、无扰民、无掠民等，稷下黄老学派，实际上是齐国参政议政的一个参谋班子，齐威王的改革，就是在黄老学派的指导下进行的。儒家当时在齐国政治上没有地位。孟子曾两次去稷下，两次都没有受到重视。孟子第一次去时，齐威王忙于改革称霸，又崇奉黄老，孟子的仁政未受采纳；孟子第二次到稷下时，名声早已很大，齐宣王当时立志统一中国的大业，与孟子谈了几次，孟子口不离仁政，孟子政见未被采纳。可见，稷下黄老之学对田齐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的“无为而治”，为齐国的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资料图）

2、西汉黄老政治与文景盛世

黄老政治中的黄是指黄帝。黄帝不仅武功烜赫，文治也成就卓着，是垂拱而治的榜样。《周易 系辞下》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黄帝也是法治的典范，无为而治的典范，因此，黄老政治是道法结合的一种治国术。汉初黄老政治的内容主要有：一是重农抑商，恢复并发展生产。如提倡以农为本，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二是实行抑制政策，禁止商人们衣丝乘车，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赋税。三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四是除秦苛法，约法省刑，禁网疏阔，治民尚清静宽舒，以求百姓安辑。五是废除关卡和桥梁的过路费，又开放山泽，让人采掘垦殖，给工商业带来一个空前的发展机会。六是煮盐、冶铁等领域全面开放，甚至在冶铜铸币这样的货币发行领域，也都向私人开放。黄老政治实行的结果，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出现了文景盛世，西汉封建统治得到稳定。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主张“反秦之弊，与民休息”。刘邦集团大多来自社会下层，对儒家咬文嚼字、繁文缛节不感兴趣，惟有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比较对口味。刘邦采用黄老之术治国，推行“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使汉初经济得以复苏与发展。刘邦重要谋臣张良、萧何、曹参、陈平、王陵等，也都爱黄老之术。《史记·陈丞相世家》说：“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 《史记·曹相国世家》说：“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本或无言字)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孝惠帝在位三年，生性仁厚，因受吕后的肃杀行为的恐吓，羞愧作为天子，很少理朝政。前少帝在位4年，后少帝在位一直到吕后去逝时，但两位少帝都没有亲政。吕后当政内，创自刘邦的休养生息的黄老政治进一步得到推行。她是遵守刘邦临终前所作的重要人士安排遗嘱的，继续重用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开国功臣，无为而治，从民之欲，从不劳民。在经济上，实行轻赋税。对工商实行自由政策。在吕后统治时期，不论政治，法制，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均全面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汉书》说：“孝惠高后之时，海内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无为，故惠帝拱己，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闼，而天下晏然，刑罚罕用，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惠帝吕后时期“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政不出房门”。

汉文帝以代王身份继承大统，他特别注意信任和依靠前朝重臣，故刘邦时代的功臣周勃、陈平、灌婴、中屠嘉等人相继被任命为相。文帝好黄老之学，继续推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要做法是宽刑薄赋、自由工商。《风俗通·正失》言：“文帝本好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史记·礼书》也说：“孝文好道家之学”。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恢复了春耕前皇帝亲耕的制度，多次下诏劝课农桑，常颁布减省租赋诏令，田租税十五税一减至三十税一，其间还有2年全免，徭役则从一年一月减至每三年一月；又允许百姓入粟拜爵、入粟赎罪。此外，文帝还下诏开放土地和山林资源，任民垦耕，废除盗铸钱令，开放金融。废除连坐法、诽谤妖言罪、肉刑等。班固曾高度评价说：“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寝息。”（《汉书·刑法志》）汉景帝在位16年间，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他在位时采用窦皇后的黄老治术，实行无为政治，节俭爱民，与民休养生息，田赋三十税一，人民负担减轻。把务劝农桑、人口增加、土地开垦与否作为地方官吏考核的标准；设立“力田”官以劝农；实行贵粟政策以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募民徙塞下”、实行屯戍制度后，甚至一度取消了戍卒令。还大力兴办水利事业，以促进农业生产。景帝后因采用晁错的主张，削夺诸侯王封地，引起七国之乱，太尉周亚夫率军三个月平定叛乱，自此中央权力巩固，诸王毫无实力。

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她做了23年皇后，16年皇太后，6年太皇太后。在这45年中，她极力推崇黄老之术，文帝和景帝都受到了她的影响。窦太后有个规定，就是自己的儿子和窦家的人只准读老子的《道德经》，不准读别的。她的孙子汉武帝即位后，要独尊儒术，重用董仲舒等儒生，窦太后为此大发雷霆，逼着汉武帝罢免了一些官员，汉武帝第一次独尊儒术的图谋就失败了。司马迁记载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景帝)及太子(武帝)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史记·外戚世家》)

汉初黄老政治宽刑简政、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等政策的实施，使汉初社会经济迅速得到复苏与发展，粮多的没地放，铜钱多的没线穿。司马迁在《史记·律书》中毫不掩饰地称赞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汉书·食货志》也夸曰：“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在处理与诸侯王关系问题上，黄老之术的以柔克刚、以静制动观念也成为一种非常有效的润滑剂。汉初诸侯王的势力十分强大，其中尤以吴、楚、齐为最，其领地几近“天下之半”。汉初全国人口大约有一千三百万，而属于诸侯王国的就有八百五十多万。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其存在及明显的独立倾向也使中央集权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但文景二帝不是急于削藩，而是对诸侯王采取了长期的优容政策，如吴王刘濞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文帝反赐其辑杖，允许其不预朝会。汉初以静制动、以守为攻的策略，吴楚七国之乱不过三个月即被镇压，黄老之术起了重要作用。

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寓意鹿邑为真理的发源地（资料图）

3、垂拱而治与唐初贞观盛世

垂拱而治是指垂衣拱手，什么都不做就天下大治。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文武并用，垂拱而治。何必劳神苦思，代百司之职役哉？”垂拱而治比无为而治更加积极生动形象，内涵上也不完全相同，还含有“四两拔千斤”之意。但垂拱而治的本质与黄老政治是一样的，都提倡“君无为而臣有为”。唐太宗曾谈其治国体会：“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自始至终尊老奉道的王朝。唐朝帝王对老子尊称有加，自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尊老子为圣祖，确定了道教为国教，并诏示天下，以抬高唐宗室的地位。唐高祖之后的几代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等都尊道抑制其它教派的发展。

高祖李渊尊老子为始祖。唐高祖武德年间，不仅为老子立庙，还规定三教次序以道为先。第二代皇帝太宗李世民极力推崇老子，他说过“老子为帝室先系”，下诏扩建鹿邑老子生地故里太上老君庙。第三代高宗李治在历史上对老子最为崇拜的，命王公百官及举子皆学《老子》。他曾亲临鹿邑县太清官拜谒老子，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封老子之母为“先天太后”，封老子之父为“先天太皇”，并下诏书改鹿邑县为真源县，寓意鹿邑为真理的发源地。武则天称帝后并不逊色，于载初元年下诏改真源县为仙源县，意为老子是得道成仙之人，而老子生地则为仙之源，以表明武氏比别的朝代更扞卫老子及思想的至尊地位。唐玄宗是唐朝第九位皇帝，他在位四十五年，对老子及道教的尊崇达到了顶峰。唐玄宗说老子是“万教之祖，号曰玄元，东训尼父，西化金仙”，把老子列在孔子和释迦牟尼之上，道教在儒、佛之上。玄宗不仅每晚对老子顶礼膜拜，还三次给老子封爵加号，拨款增修鹿邑老子生地庙宇。又下诏全国增建老子庙，并命各地铸老子像。唐玄宗李隆基也竭力推崇道家思想，在其亲撰《御注道德真经》和《御注道德真经疏》中，他写道：“顺天之时，顺地之性，因人之心。是则群臣辐凑，贤与不肖各尽其用，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此理国无为之道也。”唐玄宗把《道德经》列入科举考试，并注释推广《道德经》，以提高治国水平。李唐一朝，“内用黄老，外示儒术”，成为国家政治基石。因此，唐朝在大尊道教的同时，也大力倡导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术，注重德治，一边轻徭薄赋，一边垂拱而治，所以造成了唐初天下大治，边地蛮夷都来归服的局面，开创了“贞观之治” 的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常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强调要轻徭薄赋。唐太宗甚至关心起老百姓的婚配问题，据《新唐书 太宗本纪》载：贞观元年，“下令老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以上者没有配偶的，由州县政府以礼为他们聘娶；因家庭贫困而没有经济能力婚配者，乡里的富人以及亲戚共同出资操办。”唐太宗曾在《贞观政要》中，如此叙述了他治国的深切体会道：“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唐太宗还在诏令中曾说：“天下大定，亦赖无为之功，宜有改张，阐兹玄化”，百官“各当其任，则无为而治矣”。这些都说明，唐朝的清明盛世，和老子的“无为而治”关系很大。

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资料图）

4、明初休养生息政策与仁宣之治

明太祖是中国第一个平民皇帝，从小放猪放牛为生，当过和尚讨过饭，历经磨难。因此，明太祖深知民苦之源，力推“休养生息”政策。明朝从太祖到宣宗，是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得到发展，文化相对繁荣，国力强盛的时期，史称“仁宣之治”。这与明太祖开启的“休养安息”政策是分不开的。明太祖从叫花子到皇帝，平身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最同情平民百姓。因此，明初的吏治是历代王朝中最为严酷的，他曾经6次大规模肃贪，15万贪官人头落地，从驸马、侄儿、宰相等到都成刀下鬼。但明太祖对待老百姓还是非常宽厚的，他常警告群臣“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匮乏，好比新树不可折枝、小鸟不可拔羽”。明朝初年，人口减少，田地荒芜。为安定社会和增加财政收入，明太祖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政府奖励垦荒，又招集流亡农民，开垦荒地，免除三年的劳役和赋税；要各地驻军屯田垦荒，做到粮食自给。他还兴修水利，奖励植棉种麻。到明太祖后期，田地大量开垦，军队粮食基本自给，政府税收大大增加。

明太祖也中国历史上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之一，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要亲自注释《道德经》，可见明太祖对道家理的重视程度。《道德经》对明初“休养生息”政策的影响很大，明太祖在其《御注道德真经》序中，讲述了对犯人从极刑改为劳役的原因，“又久之，见本经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朝有十人而弃市，暮有百人而仍为之，如此者岂不应经之所云？朕乃罢极刑而囚役之，不逾年而朕心减恐。”吴晗《朱元璋传》引述了此段史实，并说：“由此可见，明初处罚官吏到淮、泗一带屯田工役的办法和《道德经》的关系。”明太祖后建文帝即位，建文帝是个爱民如子的仁慈皇帝，即位之后一改洪武时期紧张的吏治气氛，对先朝的政治实行改革，重德省刑，锐意文治，均免赋役，精简机构，革除冗员，还选派24人分巡天下，兴办利民之事。建文帝在位四年间，撤销了9个州39个县以及大批冗官冗吏和税务机构，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吏都创造了一个宽松的环境，使中国大地吹过了一阵清风。但建文帝过于仁慈害了他，燕王起兵后他坚持“我要活的叔父”，让燕王多次死里逃生，燕王夺得皇位后，朝内转投永乐帝的文臣只有24人，而自杀的却有千人，可见建文帝在文臣中地位是相当高的。

永乐帝后仁宗在公元1424年即位，他效法文景之治的做法，开始了他一系列的改革，废除了古代的宫刑，停止宝船下西洋，停止了皇家的采办珠宝；下令减免赋税，对灾区无偿给以赈济，开放一些山泽，供农民渔猎，宽待流民，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明朝进入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时期，也是史称“仁宣之治”的开端。宣宗及位后继续推行仁宗的与民休养生息政策，任贤纳谏，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政治较为清明，出现了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宣宗在位仅10年，染不明之疾而逝，但他可算是一位称职的皇帝，他对明王朝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被史学家称之为太平天子、守成之君，让明王朝的“仁宣盛世”达到了顶峰。在历史上也有“明有宣宗、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之论。

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资料图）

5、轻税减赋与康乾盛世

所谓“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止于乾隆退位（1796年）做“太上皇”，持续115年。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是清朝第三位皇帝，也是清朝第一位定都京城的皇帝。清世祖信佛，但这并不彷碍他对道家的喜爱，他四历史上第四位注释《道德经》的皇帝，他在《御注道德经》注中，称赞道家的“治心治国之道”。他在《御制道德经序》说：“老子之书，原非虚无寂灭之说，权谋术数之谈，是注也，于日用常行之理，治心治国之道，或亦不相径庭也。”》。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对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的形成贡献很大，这其实与黄老学派“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也崇尚道家清静无为治国术，对儒家爱民如子的说教提出质疑，他说：“以爱爱民，爱必不周；以事治国，国必不治。清净无为，则民自化矣。”。康熙即位后，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清军入关后，最大的弊政莫过于圈占土地，跑马占田，任意圈夺。顺治帝曾谕令禁止圈地，但禁而不止。康熙帝颁令，停止圈地，招徕垦荒，恢复生产。康熙还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奖励垦荒屯田，并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方行起科”等办法，促进农业生产。康熙帝六次南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永定河，并兴修水利，取得很大成绩。康熙51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减轻百姓负担。

雍正最大的功绩是整顿吏治，他能洞察秋毫，以铁的意志，在全国大规模的开展清查亏空，设立会考府，实行耗羡归公，实行养廉银制度，取缔陋规等，取得了圆满成功，雍正帝极度勤政，每天平均批阅的奏折7000-8000字，他还建立不究形式的密奏制，让地方官给他汇报实情。他根据当实际情况，取消人头税，推行按田征收的“摊丁人亩”税制，使田少的农民负担大减，同时宣布取消儒户、宦户等官绅特权，削除山西、陕西贱籍制，后来浙江、安徽、广东、江苏也相继跟进，打击了残存的蓄奴制，又兴修水利，除治理黄河等。学者杨启樵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要不是雍正的整饬，清朝恐早衰亡。”乾隆帝在位60年间，自身建树很少，其所处的盛世主要得益于雍正帝，乾隆只不过他贯彻和执行前朝的政策比较彻底而已。乾隆施行“改土归流”、“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三大政策都不是他发明。收归流民的“改土归流”政策源于顺治，盛于雍正年间。“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都是雍正发现采用的政策，乾隆反而是受益者。但乾隆好大喜功，为人重奢靡，铺张浪费。他爱好阿谀奉承，重用贪官和绅，致使后期二十年间贪污成风，政治腐败；六下江南，耗尽民财；大兴文字狱，动辄杀头充军；搞虚荣心外交，肯向大清国进贡的小国，能得十至百倍回赠；自称“十全老人”，有“十全武功”，发动了十次战争，穷兵黩武，把盛世的家底耗尽，各地农民起义频繁，清王朝开始从强盛走向衰败。康乾盛世主要得益于清朝初期实施的一系列整顿吏治、予民休养等政策，使民心得以凝聚，人丁得以兴旺，人口由康熙时8000多万到乾隆后期增长至3亿多，国力得以恢复，疆域版图得以扩大。

清朝初年予民休养等政策，与道家不扰民、不掠民、无为而治等思想是相吻合的，如顺治以来“宽待流民”政策，雍正减少农民负担和摊派的“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政策，特别康熙“永不加赋”政策，自康熙五十年起，三年内分省区普免全国钱粮，至于地区性减免钱粮每年都有。总计康熙朝减免钱粮达白银1.4亿两。乾隆时，也先后四次普免全国钱粮，累计达白银1.2亿两。顺治帝“明君治吏不治民”治国理念也与黄老道“君无为而臣有为、君法治而臣人治”观念很接近，顺治帝还在《御注道德经序》中说：“老子道贯天人，德超品汇，明清静无为之旨。然其切于身心，明于伦物，世固鲜能知之也。”

从中国的历史看，汉朝唐朝的强盛时期的实现，都是同尊重道家文化，充分发挥道家文化的无为而治，和谐社会的思想，辩证思维观念，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观念，和谐税收观念，和谐社会观念，休养生息观念，治大国若烹小鲜观念，勤政务实观念，尊重生命观念，尽职尽责观念，民本思想，无为而治思想，密切相关的，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同充分尊重道家文化，合理的将道家文化思想运用到国家治理中的具体实践中去，密切相关的。可以说，道家思想即古代称之为黄老之术的道家优秀传统文化理念，被融入国家治理的原则性方针中去，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治国传统，是我们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获得发展与进步的根本性因素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得到实惠的根本原因之一。

老子说：“爱民治国，能无知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意思是说，治国要有智慧，在自然的变化中你能退居柔雌？明白四达能无为？让万物生长吧，不要据为己有，作了事也不要自恃，当了首长不要去宰制百姓，这是最深远的德。就统治者不要“扰民”而言，这是有积极一面的，但它同时包含有“无为”的消极思想。老子认为“无为”是最好的统治原则，自己悠闲一点，少发号施令，这是最好的办法。他认为，最好的统治者，人们仅知道它的存在（“太上，下知有之”）就行了；次等的是“视而誉之”，再次一等的是“畏之”，更次的是“侮之”，人们不信任它、反对它；好的统治者要少说话、少指挥，事情办成了，“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的这种思想根源于它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界就是无为而治的，只有“无为”，才能做到“无不为”。因此，当政者也效法自然。他认为，“天下”这个怪东西是不能人去影响它的，谁搞谁就失败，谁想把持谁就丧失（“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认为人对于客观世界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其自然。他举例说，有些人辅佐人君，竟靠兵力来逞强，结果适得其反，“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是谓不道，不道早己”（不合乎自然之道国而很快死亡）。就反战意义上说，这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作为一个哲学原则，显示是错误的。老子把“无为无不为”作为原则，贯穿于各个方面，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总原则之一，是带有神秘主义和形而上学色彩的。

老子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他认为人民是越无知越好统治，因此，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他就是既要能让他吃得饱饱的好干活，又要使他什么都不懂不会造反。这里十分露骨的表现了他维护当时统治者阶级利益的立场。实际上，历代统治者阶级面是崇敬老子的，无不推崇他这个观点。这恐怕也是老子的学说在几千年阶级社会里长期得到保存和宣扬的原因之一。除了“愚民”这一条之外，老子对统治者统治术的建议则主要是“守柔”、“慈”、“俭”等。他说“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因此，要领导人民，必须把自己放在人民之后，（“敬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即是说要做到在人民之上而又使人民感到负担不重，在人民之前而又使人民感到对他没有妨害。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统治术。他还极力宣扬为政要宽容、节俭，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宽容，把它用于战争就能胜利，用于守卫就能巩固，天要拯救谁，就用宽容来保护它（“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也是老子治国之术在军事上的运用，基本精神就是以退为进，不出头，不抢先。这里虽然也有些辩证法的思想，但老子把它绝对化了，看成是不可改变的原则，不能因实际情况而变化，就蹈入形而上学了。他讲的治国之“道”或之“术”，诸如“治大国，如烹小鲜”，不要随便搅动它；“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要减轻百姓负担，等等；作为一般的领导学原理来看待，是具有一定普遍指导意义的。而就其当时所指的特定的阶级含义来说，则又是属于“帮忙”文人对当时统治者的规劝。他还规劝统治者不要乱杀人、扰民，甚至说那些自己宫殿很漂亮而农田荒芜（朝甚除，田甚芜）的统治者，尽管穿戴得很威风不过是一个强盗头子而已（“服之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竽”），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被统治者的呼声，具有积极意义。

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资料图）

具体讲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承乱勃兴。

新王朝统治者及时认真汲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人心思定，从速拨乱反正，最终实现了由大乱转为大治。西汉在秦朝废墟上重建一代封建王朝，历170多年“休养生息”后才达到盛世，从汉文帝继位到汉宣帝去世，持续130年。大唐盛世，是在隋末大乱之后，重新走向大治而出现的。其间，走过了近百年的曲折道路。从唐太宗登基到“安史之乱”爆发，持续128年。清入主中原，剿灭李自成、张献忠两支农民军，扫荡南明势力，前后花费近20年的时间，后又经近70年，终由大乱转为大治。康乾盛世从1662年延续至1795年，长达133年。

2、政治清明，政策稳定，法制宽松。

“三大盛世”都政策稳定，法制宽松，从而使全国的政局稳定。汉文帝比较民主，鼓励臣下进谏，下诏废除“诽谤朝政罪”、“妖言罪”等。“贞观之治”时期，唐太宗主动求谏、纳谏，广开言路，造成君臣之间关系融洽；各种制度、法规的建立充分尊重广大民意，唐太宗还主动为前朝旧臣及其子女平反冤假错案。康熙帝通过御门听政、共议国政，展示了一代君臣苦心求治的风范，促进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励精图治。

3、经济繁荣，民富国强。“三大盛世”都把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国富民强。西汉盛世改变了汉初经济凋敝的窘况，出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充溢于外，腐败不可食”的情况。大唐盛世更是留下了许多国泰民安、文化昌盛的佳话。康乾盛世时期，农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达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最多时达51%，对外贸易长期出超。

4、对内对外思想开放。“三大盛世”之所以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繁荣景象，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集团成员胸襟开阔，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吸收域外思想文化。贞观时期，外国人入境和中国人出境都没有太严格的限制，国民对外国侨民既不歧视也不逢迎，大国风范随处可见。

“顺其自然，无为而治。”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和精髓。但这一治国治政要诀，在专制时代和强权社会常常被误解和忽略，鲜有生存的土壤，要么被认为没有立场没有原则，要么被认为没有统治能力。历代的帝王，大多对老子思想不屑，大施“愚民政策”，唯我独尊，以巩固统治地位。殊不知，老子思想才是奠定一个健康社会的基石。

“无为”，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不是什么也不干，而是以人为本，什么都干，是“大有作为”。这是顺其自然，遵循规律的治国之策。违背这一自然规律，天下必是灾祸连连，乱象频生。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为天下大同，实施残酷统治，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陈胜吴广借此揭竿而起，将秦帝国送入坟墓。之后又是刘项争霸，生灵涂炭。刘邦夺取政权，仍东征西讨，以树大汉神威，导致国力衰退。

秦始皇统一中国，刘邦夺取政权，已经耗费了国家大部分财力，社会千疮百孔，老百姓贫困加剧，本来应该使之休养生息，发展经济，过上太平日子。但是，由于秦刘对老子思想的蔑视，终于带来祸端，举国一片萧条，“万户萧疏鬼唱歌”。

而对于老子思想的体现，则是“文景之治”，期间大力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国策。文帝首先做出表率，生活节俭，宫廷车骑等都是先祖留下的，自己不仅没有大兴土木，还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宝，节制官僚贵族的奢侈无度。并分别两次“减田租税之半”，鼓励农民生产。

同时，对周边国家不轻易出兵，以保存国力。景帝也奉行这一国策，从而使大汉物质丰盈，老百姓丰衣足食，呈现国泰民安景象。“文景之治”因此成为皇权专制的第一个盛世。正是这个盛世，，为日后汉武帝征讨匈奴奠定了物质基础进和民意支持。

可以说，没有“黄老之术”，不遵循“无为而治”，就不可能出现“文景盛世”的繁荣。那么，大汉也将重蹈秦朝的后辙。即使是唐代的“贞观之治”，仍然得益于“无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