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俊青
生在农村，又早生了十年，孩提时代的文化娱乐少得可怜。幸好故乡是当时公社的所在地，拥有一部8.75毫米的放映机，所以一年到头也能看上几场电影——这已足够让同时代的很多孩子羡慕了。
更令人羡慕的是，我家紧挨着放映员家，且两家相处不错，姐弟几个往往能提前几天探听到放映动态，因此就能享受到心情提前几天激动的政策优惠。那时村里还没建起大会堂，电影都在学校操场上露天放映，凳子自备。每当放电影，我们这些读书娃就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抢占地盘。我们姐弟几个有明确的分工，姐和我稍大，负责占位置，弟弟则风驰电掣地跑回家搬长凳，一家人需两条凳子，所以母亲也要加入送凳子的行列，只有那刚会走路的小妹没参与的份儿。抢占地盘就像打仗，要抢得操场中间的黄金地段你须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同时要提高警惕，守住阵地，有些孩子用粉笔在地上画个圈，写上“××占”几个字就以为万事大吉，可回来一看别人的凳子已摆在那儿，与那人论理，但那人说这本来就是空位置，原来地上的圈和“××占”几个字已被销毁，气得干瞪眼。我和姐生性笃实，绝不敢以“××占”来冒险，总是坚守阵地直至弟弟的凳子驾到为止。因此，位置遭人抢占的情况很少，这可能也是老实人的一点好处。
夜幕降临，黑压压的人群终于静了下来，电影开映，接下去的两个小时就成了乡亲们的幸福时光。作为农村的盛事，放映夜的插曲颇多。放映员是个多才多艺的退伍军人，吹、拉、弹、唱都有一手，尤其编快板。换片间歇，他喜欢即兴来上一段，令观众听得如痴如醉。他嗜酒如命，醉后经常神化自己。有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声称自己的武林高手，硬是用拳头把刚做好准备过年用的一大篮豆腐砸个稀巴烂，并对自己的功夫赞不绝口。还有一次喝醉了说自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把妻子新买给他的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那年头的豪华时装）撕成几个单元。每逢放电影，他担心自己会砸放映机，所以不敢多喝，不过小醉还是常有的。乡亲们倒喜欢他有些醉意，这样他的民间文艺才华就会尽情展示。然而小麻烦总是难免的，比如他会把最后一片当成第一片放，或把中间两片换了顺序，这种由放映员不慎创造出来的倒叙方式很让乡亲们费神，但一经提醒，事情总会马上得到圆满的解决。换片间歇村干部也喜欢与人民群众见面，有时强调防火、防盗、保护森林等重要工作，有的纯粹借此机会露个脸。我们最怕村干部酒后发表演说，那是非花上一、二十分钟不可的，精彩的故事还没完，等待会使人发疯。
有时天气会捉弄人，刚开始放映时天气好好的，但放了一个片后，突然乌云密布，下起雨来。在这危急关头，总有义士自愿打伞保护放映机，让电影继续下去。如果雨点不加大，乡亲们宁愿淋雨也要坚持看完电影。不过有时老天确实可恶，雨越下越大，并且没有止住的迹象，放映员只好遗憾地说改期放映。在一片对老天爷的诅咒声中，乡亲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操场。据说，这样的夜晚夫妻发脾气，大人打骂小孩的事件会增多，我没去考证，仅据说而已。
正是在这些露天电影中，我认识了黄继光、董存瑞、刘胡兰、杨子荣、潘冬子、张嘎等英雄人物，他们是我幼小的心灵中的一座座丰碑；也认识了鸠山、南霸天、胡汉山、座山雕等通称坏蛋的人，他们成了我立志长大后要算的对象。
当然，在不乏概念化、脸谱化的影片中，我也接受了一些不正确的认识，比如戴眼镜的一般是特务（本人不幸就是戴眼镜的），戴草帽一般是汉奸，挑着担卖米糖的一般是教唆犯，腰间挎着水壶外加一条毛巾一般是日本鬼子等。尽管如此，这些影片在我的人生德育长跑中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如果说我现在还不算一个低品位的人的话，我要感谢这些露天电影，它们是我人生的重要启蒙教材。
露天电影的日子远去了，人也一步步迈向中年，为我们炒瓜子、黄豆以便看电影时享点口福的母亲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家中虽有大屏幕彩电、影碟机，但总觉乏味。兄弟姐妹各奔东西，长辈踏仙而去，心中倍感凄凉，全家总动员的露天电影已成了难续的、永远的旧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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