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研究方法述评
——以《菊与刀》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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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工作之余,我重读了《菊与刀》这本鸿篇巨著。同时,也是怀着复杂的心情在书籍中重新审视了日本这个与我国国家情感爱恨交织,关系错综复杂的东邻。与以往读这本书不同的是,本人这次阅读是带着对本书作者研究方法的仰慕之情进行的,内心深处始终有这样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社会研究工作真的是一门艺术,它竟然可以做到无需身临其境开展实地调研,就能够完成近乎百分百接近真理的研究工作,进而科学地服务于国家具体战略实践,推动社会进步,的确是太牛了”。本人不才,试从《菊与刀》这本书的概论和研究背景及研究方法浅析三个部分对本书进行一番盲人摸象般的学习探索,权作抛砖引玉之举。
一、《菊与刀》概论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由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奉美国政府之命撰写的一份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该报告最后被学界普遍认为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文化与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人类学文化著作,鲁思·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日本人的民族文化。
这份调研报告如现实魔幻政治指导书一般,在美国政府战后对日本的政策运用实践及日本相应的政策反应检验上得到了惊人的印证,为战后美国政府成功改造、分析日本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借鉴帮助,因此这本书被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
二、《菊与刀》的时代背景
或许,这部书的产生原因在今天很多学者看来,可能会有一些不以为然,毕竟这本书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应美国政府之请写的,很像我们从小就已经熟悉了的“命题作文”。不过,结合着当时的时代背景、人类命运、正义与邪恶云云,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就会豁然开朗起来。
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决胜时期,美国大兵正在太平洋和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进行着堪称战争绞肉机的正义之战。尽管从当时交战的交战集团分属正义与邪恶两大阵营,以及明显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来看,无论怎么分析,胜利都注定毫无悬念的属于保卫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同盟国国家。但是,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对日本军国主义最佳的征服与改造,如亘古之谜一般摆到了政治军事决策者的案头。
然后的然后,就有了开头那一幕,美国政府为了能在战争胜利后更好接管改造日本这个军国主义附体的邪恶轴心国国家,专门出资聘请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等学者研究日本的情况。她在报告撰写的前期采访了被拘留在美国的日本人,并参考了大量的书籍,主要是文学方面的资料,完成了堪称经典的调研报告,并在报告中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即日本不像其现在显示的那样,搞什么“一亿玉碎”,而是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对其实行直接统治,因为两国,或者说欧美和日本的文化差异太大。从绝大多数意义上来说,她的预言都是非常正确的。这部报告后来被整理成《菊与刀》这部令人称奇的书,在战后成为了指导美国人改造日本的“经典教科书”。
三、《菊与刀》的研究方法浅析
《菊与刀》开门见山说道:“我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专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的自我表露而不论其当时的活动。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这表明了研究的定位:是宏观的、整体的,而不是关于某个层面、某个阶段、某些个人这种具体而微的研究。
众所周知,由于当时美国和日本正在二战交战情况下, 鲁思·本尼迪克特本人因当时客观条件不允许无法到日本去进行实地调查。所以,她作为一名从未踏足过日本的文化人类学者,根据自己的专业研究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凭借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写的游记及其他书籍和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来替代实地调研,开展她的研究。在研究中,她注重从整体上研究日本文化的特性,并提炼出如主旋律一般无形存在于日本社会的民族精神。
(一)运用创新的田野调查法拓展调查研究
鲁思·本尼迪克特对于日本习俗的研究,由于美国和日本正处在交战状态的时代背景限制,她没有办法采取文化人类学的标志性研究方法——实地调查法来对日本进行深入的实地调研,无法通过在日本人的家庭生活中用自己的双眼观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来区分哪些是日本在复杂决策过程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而且她此前的研究课题也都从未涉猎过日本,她本人也从未去过日本,可以说对日本既无感性认识,也无理性认识。
那么,对日本文化模式的研究何以成为可能?她通过延续传统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创新性地开展田野调查。通过对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侨民及战争中被俘的日本士兵进行面对面接触及调查访谈,询问他们的自身经历,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战斗中如何进行判断选择等,来观察日本人对战争本身的切身观感。
她在具体调研分析中,把日本的军事问题都暂且看成是文化问题,结合日本人在战时与平时的行为特色,分析日本人对待战争表现出了哪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的特征?他们的领导人如何激励士气、消除国民惶惑,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从而推演出日本人自认为可资利用的力量是什么?从日本人在战争中表现出来的每一个细节来观察日本人的民族性。
此外,面对着重重的研究困难,她作为一名文化人类学家,始终坚信有些被文化人类学家最倚重的研究方法和必要条件仍然可以被利用并发挥辅助研究作用。她通过与被研究的人民直接接触——那些生活在美国却自幼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亲身询问这些日本人亲身经历的许多具体事例,进而推论出他们日常进行判断的方法,并且根据他们的叙述来填补不能亲身前往日本实地调研的先天不足。
(二)创新运用文献法来提升调研广度深度精度
鲁思·本尼迪克特极具创新意识地运用了文献法开展了对日本的研究工作。她通过收集、整理所有有关日本问题的文字材料,利用图书文献,包括西方人近百年介绍和研究日本的书籍,以及日本人自己的著述,分析历史事件及统计资料,从中寻找有价值的材料, 用文化人类学家所受的特殊训练,发现那些隐藏在日本历史文字背后的内容。同时,她还从日本的文字宣传或口头宣传词句中探索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级状况以及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崇尚者,去探寻隐藏在日本文化规则及其价值之中的“答案”。
日本是有一定历史和文字的社会,日本人自己撰写了许多不同寻常的自我纪录,不少外国人也对日本做了许多生动的记载。她说:“论述日本的丰硕文献以及在日本居住过的许多西方优秀的观察家,对我帮助极大。”她所运用到的文献资料数量繁多且范围广泛,包括有:文艺作品、媒体报道、专业论著、官方文件、历史文献、教科书,还有大量照片、日本佛教经典、学校测验报告等等,甚至日本民间的谜语和骂人话也成了她的研究对象。一些不经意的、看似微不足道的材料,在她的提炼之下,去伪存真,显得那样有意义,有说服力。
此外,她还研究了不少由日本编写、摄制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写东京及农村现代生活的影片,然后再和一些在日本看过同样影片、现在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一起进行仔细讨论,从中归纳出日常日本生活的规范景象,进而充实研究广度深度精度。
(三)创新运用人类心理学拓宽调查研究维度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中强调:“一种文化就像是一个人,是思想与行为的一个或多或少贯一的模式。每一种文化中都会形成一种并不必然是其他社会形态都有的独特的意图。在顺从这些意图时,每一个部族都越来越加深了其经验。与这些驱动力的紧迫性相应,行为中各种不同方面也取得一种越来越和谐一致的外形。由于被整合得很好的文化接受了那些最不协调的行为,也往往由于那些最靠不住的变态而具有了这种文化的特殊目的所具有的个性,这些行为所取的形式,我们只有靠首先理解那个社会的情感上的和理智上的主要动机才能理解。”
1946年,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上与这份报告的主旨一致,她进而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写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日本投降以后的日本人的前后两章,以《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出版。“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日本武家文化的象征。该书以《菊与刀》命名,象征了日本人矛盾的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在《菊与刀》中她写到:“最孤立的细小行为,彼此之间也有某些系统性的联系。我十分重视数以百计的单项行为如何构成一个总体模式。”她的《菊与刀》是对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文化层面的探索和解析。她在文中写到:“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
《菊与刀》被世界各国普遍认为是是研究日本民族性的必读书,是社会科学研究直接运用于政治实际操作的杰出例证。她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作为一名一直对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评,强调文化的模塑性的人类学学者,从对日本耻感文化等方面深入分析推演入手,能够准确地概括出日本的国民性,能够在研究中准确地把握到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差异,能够真正找到日本人浸入骨髓的民族心理特征及其根源,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对战争带来的影响做出如此精辟的论述,的确是对社会研究方法的巨大创新性贡献。她虽身未至日本,却通过独特的研究方法深刻剖析出日本国民性之精髓,我们不得不和许多日本人一样把她惊为研究界之神人。
综上所述,个人窃以为《菊与刀》开创了将心理学方法运用到人类学研究领域的新范式。或许《菊与刀》最具创新的研究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通过成功的调研报告撰写向世人展示了如何透过研究人类心理来推演预判世界局势发展的大趋势。
(丁立江:长安街读书会博士团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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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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