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理论：他们制造这个概念，就是想骗你乖乖打工

图片来源：AEON

摘要：“人力资本”理论让人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对自己的技能进行投资。它并不能帮助我们迈向成功，反而是在剥削我们，让我们在求学的道路上负债累累。那么，这一理论是如何被经济学家制造出来的？

芝加哥，1960年。当时的美国陷入了旷日持久、代价高昂且后果危险的冷战当中。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楼内，两位学者正在着激烈地秘谈着。

外号“泰迪”的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又高又瘦。他在南达科塔州的农场里长大，因为父亲的反对，中途放弃了学业，但他依旧在学术上取得了傲人成就。他于1944年出任芝大经济系主任，随后又于1960年担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他与中情局冷战期间的重要前沿阵线——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关系密切。（福特基金会受中情局操纵，美国中情局向其中投入巨款，以借资金会的名义从事各种不可告人的活动——编者注）

西奥多·舒尔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成员，他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发展问题。由于深入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中应特别考虑的问题，他在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图片来源：nobelprize.org

舒尔茨的争论搭档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在1946年加入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他虽然身材不高（只有一米五二），语言上却是位另人生畏的对手。弗里德曼后来也与中情局有过联系：他负责用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训练智利经济学家。1973年，智利军方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前总统多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弗里德曼的经济学知识在那之后派上了用场。尼克松曾说过，他想听到智利经济的“尖叫”。

在阴暗的、镶橡木的办公室里，两人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受当局影响，美国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的身份正在发生改变。他们不再是穿着粗呢外套、叼着烟斗的闲散教授，而是意识形态斗争武器的缔造者，他们的重要性甚至可以与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洲际弹道导弹相比。芝加哥学派的成员也充满信心，认为自己能够在冷战期间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

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国当代经济学家、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之一，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扬他在消费分析、货币供应理论及历史、和稳定政策复杂性等范畴的贡献。他在1962出版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提倡将政府的角色最小化以让自由市场运作，以此维持政治和社会自由。他的政治哲学强调自由市场经济的优点，并反对政府的干预。

但是，具体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呢？

舒尔茨在皮椅上不停地变换姿势，紧张地思忖着。他随之坚定地说，答案必然在于经济的增长。弗里德曼点头同意，但当舒尔茨进一步解释自己的观点时，弗里德曼开始皱眉。不久之前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才宣布了“工农业生产的增长将帮助我们粉碎资本主义制度”。 如此大胆地挑衅在美国国会1959年联合经济委员会上宣读后，引起了不小震动。

弗雷德曼沉默不语，舒尔茨抓住这个罕见的机会，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他的计划也丝毫不缺乏可行性，不仅因为赫鲁晓夫的讲话让“增长”成为了热词，美国政府中一些有影响力的技术官僚也对舒尔茨的观点青睐有加，尤其是经济顾问委员会。美国总统要求该委员会设计出一套比苏联更好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战略方案，从而帮助美国彻底打败苏联。

尽管舒尔茨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问题上坚定不移地信奉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理论，但自己从前对农业生产率的研究让他意识到，政府教育开支的增加对于国家经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育开支的增加不仅会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占据科技领先地位，也会丰富美国的国家技能储备，从而提高生产力。如此一来，美国就能在苏联挑起的“经济增长竞赛”中打败对手。

美国与苏联的冷战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Vetta

弗里德曼突然打断了他。没错，他严肃地说，经济增长的问题的确至关重要，但依赖政府开支并不是出路。可以想象得到，弗里德曼在对邪恶的“大政府”以及中央计划的批判上咄咄逼人，让疲惫不堪的舒尔茨难以应付。相反，他认为必须采取最具美国特色的方式来对付苏联，个人自由与资产阶级企业在其中处于核心位置。政府是症结所在，不是问题的解决方案，靠自己奋斗获得成功的企业家才是弗里德曼心中完美的英雄形象。他爱引用一句笑话来削弱他那些亲政府的批评者：应该庆幸你们没得到那个你们掏腰包支持的政府！

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狂热的自由市场的支持者，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观点一致，后者在1950年也加入了芝加哥大学任教。哈耶克在上世纪40年代流亡伦敦时，写下了言辞激烈的反社会主义作品《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读者文摘》刊登了它的缩写版，使其成为哈耶克的成名之作。哈耶克对资本主义下的个人主义近乎疯狂的信仰以及坚决的反苏立场，无疑影响了舒尔茨和弗里德曼此时的辩论。

哈耶克

辩论了一段时间过后，两位学者停下来对思路进行了一番整理。接下来，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便诞生了。

从本质上来看，人力资本的理念并非从未被提出过。亚当·斯密在很早之前就指出，工人习得的技能（比如培训、教育等）可以增加企业的经济价值。但舒尔茨最近才注意到这个观点，他便积极鼓励新来的教师和手下的博士生构建一个更扎实、形式上更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据说，舒尔茨是在一次参观了贫困农场后，突然理解了人力资本理论的重要性。他询问衣衫破旧的农场主何以能安于现状。这些人回答说，因为他们已经想办法把孩子送进了学校，这样就能保障自己的家庭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拥有稳定的收入。

弗里德曼同样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有其迷人之处，但他看待这一理论的角度与舒尔茨不同。一些年轻同事，包括盖瑞·贝克（Gary Baker，弗里德曼的博士生，后来成为这一学派知名的经济学家）已经在人力资本理论领域取得了一些重要突破。其中的一项突破引起了弗里德曼的注意：人力资本不像资金或者设备一样，能够脱离拥有它的个体而存在。人力资本是个体内在的组成部分；进一步来说，人力资本也无法被他人拥有，否则就成了一种奴隶制。所以，应该由谁去投资人力资本，又该由谁来享有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从一篇贝克早期的论文中，我们多少可以了解到弗里德曼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文章中，贝克认为公司资助员工的培训计划是不合理的，因为员工可能在某天离开公司，为竞争对手工作。

盖瑞·贝克 图片来源：the New York Times

弗里德曼和舒尔茨都承认，人力资本理论是他们一直以来寻找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武器，能够帮助美国在经济前沿对抗苏联。人力资本这个词似乎暗示，人类利益与资本主义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然而，两位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也存在分歧。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阐述包含大量关于公共开支与中央计划的内容，他所坚持的人力资本理论可能会摧毁每个人心中既有的那种自力更生的伪资本家的形象。

事实表明，弗里德曼的意见部分触动到了舒尔茨的神经。这一点清楚地体现在舒尔茨1960年出任美国经济协会主席的就职演讲中。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他强调了政府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性，也强调了这种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在演讲接近结束前，舒尔茨提出有位同事曾请他对一个重要问题作答：“政府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后，投资的回报应该归个人所有吗？”

舒尔茨想给出的是肯定的回答。在他看来，政府对民众技能的投资十分重要，这种投资也应当以公益的方式进行管理。就像高等教育可以提高个人余生的收入一样，个体获得的技能也可以作为其私人优势加以运用。但这种投资最终也会对经济产生更广泛的积极意义，或产生某些“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然而，舒尔茨似乎觉察到了知识界立场的改变，这让他在这个问题上开始有所疑虑。此后不久，舒尔茨变得有些困惑：

人力资本的问题隐含着深刻复杂的政策问题，与资源分配以及社会福利政策都密切相关。公共投入形成的有形资本通常不会以礼物的形式赠送给个人。如果我们能像对待有形资本那样对待人力资本，就可以极大地简化分配过程。

舒尔茨就职演讲的全文发表之后，我们从脚注中得知，制造麻烦的那位同事正是弗里德曼。

从2000-2015年英国拥有零工时合同的员工人数（单位：千），“零工时合同”指的是雇员根据雇主需要随叫随到，工作量、工作内容和时间均不固定，并且没有任何保障的雇佣协议 图片来源：statista

弗里德曼从舒尔茨那里得到的自然是模棱两可的回答，从中可以引出两种可能的结论。其一是，公共投入（例如税收）产生的人力资本的回报应当归属公众。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显然具有社会主义的特性。此外，我们知道了个体无法与其持有的人力资本分离。那么就只剩下一种可行方案：如果公共投入产生的人力资本回报不是社会赠与个体的“礼物”，那么个体就应该承担部分或全部成本。总之，人力资本的投入与施舍不同就对了。

舒尔茨及其支持者打的是一场注定失败的战争。政府本打算将舒尔茨的观点付诸实践，大幅增加联邦教育经费的支出，然而在1961年和1963年，这样的尝试均被叫停。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社会福利，甚至是更糟糕的东西。

更为重要的是，当今社会依然感受得到弗里德曼与舒尔茨的辩论造成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是人们期望看到的。在1960年的那场辩论中，弗里德曼在究竟谁要为人力资本的投资的问题上的取得了胜利。到了今天，这场辩论演变为英美等国出现的学生债务灾难。而让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想要获得大学学位却付不起学费？学生贷款能帮你渡过难关，但是贷款的条件和限制却可能追随你进入坟墓。人力资本理论中暗含的信息其实很简单，在上世纪70年代被弗里德曼总结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如今学生贷款以此支付高昂的学费

弗里德曼发现，人力资本理论不只是一种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它对人的定义使其成为一种思想武器。在对抗国内外以劳工为中心的共产主义论述中，人力资本理论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工人要掌握生产资料。人力资本理论是否为反驳这种理念提供了最为保守的依据？如果每个人自身就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处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核心的假定存在的矛盾便自然消解了。舒尔茨也渐渐认识到这一点，并同意工人可能就是事实上的资本家：“劳动者之所以成为了资本家，并不是因为股票所有权的扩散，而是他们掌握了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和技能。”

苏联当时是如何看待人力资本理论的？我们只能凭借猜测了。在这一理论下，工人阶级从资本主义运作模式的主流叙述中消失了。人力资本理论成为了在美国全国散播亲资本言论的巧妙策略。当时，工人阶级已经开始怀疑雇主可能是自己真正的敌人。而如今，资本家想出了这一新策略：“你们怎么能和我们对抗？你就是我们中的一员啊！”

随着撒切尔和里根的当选，人力资本理论在英语国家获得了友好的政治环境。之后英美等国发生了一场可以被称为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瓦解”运动。社会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个体和他们的家庭。哈耶克为撒切尔提供了尤为重要的启发，并因此获得了这位铁娘子的无数称赞。

撒切尔和里根

在这种全新的经济视角之下，工人不再是有着共同利益的特定阶级。他们甚至不再属于公司，因为那样的观点也太过集体化。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可能都不再是工人了！人力资本中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置身于公司之外，他们只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对自己的技能进行投资。这种对“自由人组成的国家”（free-agent nation）的幻想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于机场书店的管理类书籍的滑稽之处，正是由于过分强调这种幻想。比如，查尔斯·汉迪在1994年出版的《悖论时代》一书中说，“卡尔·马克思应该感到开心。长久以来，他希望工人掌握生产资料。如今的工人做到了。” 彼得· 德拉克甚至心安理得地宣布“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已经来临。他认为美国是最具社会主义特点的国家，毕竟所有工人都占有了一定资本。

然而，人力资本这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为各种工作造出了美丽新世界的说法却让人笑不出来。只有当员工以极端利己主义的方式工作时，按需（或“零工时”）雇佣合同这种倒退的潮流才会在我们的经济中有站稳脚跟。一些人所谓的劳动力的“优步化”（Uberisation），就是通过对工人的重新定义，使其成为独立的企业业主。这样一来，全部的雇用成本就被转移到了员工身上：培训、制服、车辆以及几乎其他一切费用。

因不满其待遇，Uber员工进行抗议

上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设想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会成为富有的企业家。而现实中我们面临的却是工资的削减、节假日和病假的缩短、长期的技能不足、信用卡债务以及无尽头的了无意义的工作。西方经济中的人力资本理论实际上是在剥削人民，并不是在帮助民众。

人力资本理论诞生于20世纪的一个极端年代，当时许多人认为人类的命运还悬而未决。我们应当把它看成冷战留下来的古怪而不切实际的产物，只有在那种高度不寻常的社会环境中，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类有着标新立异言论的经济学家才会受到重视。面对共产主义者的集体主义，芝加哥学派发展出一套与之截然相反的论述。他们认为，蜗居的个体不假思索地避开了一切与交易无关的社会凝聚力。这些个体只信奉利己主义竞争力的价值观，盲目地追求金钱，心里充满了不安和疑虑。这样看来，现在我们的感觉是如此不好，确实是有原因的。

原文链接：https://aeon.co/essays/how-the-cold-war-led-the-cia-to-promote-human-capital-theory

作者：Peter Fleming

翻译：任静

校对、编辑：xd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