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片之痛”：当代美国人选择用“毒药”来逃离现实

谁能想到如此娇柔的花朵，是导致美国连续2年平均人口寿命缩短的元凶？从罂粟中制取的阿片、海洛因、吗啡等延伸品“攻克”了当代美国，而其中最盈利的就是各类阿片类止痛药。眼下，美国止痛药的滥用从历史遗留问题变为腐蚀新一代的杀手，种种社会问题带来的焦虑感与空虚感使得当代美国人为寻求精神释放沉溺于药品。这个曾致力于现代化的国家，在后工业时代下似乎正急于逃离“现代”。

▲阿片，俗称“鸦片”，英文名称Opium，从罂粟中制取，属天然麻醉抑制剂，医学上作麻醉性镇痛药；非科学研究或非医用，则归类于毒品。

▲阿片类药物，英文名称Opioid，是指从罂粟中提取的阿片加上人工半合成的麻醉、镇痛性药物，包括吗啡、海洛因、芬太尼等。其中芬太尼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阿片类止痛药物，其药效是吗啡的50到100倍，价格低药效快。过量服用阿片类药物可导致木僵、昏迷和呼吸抑制。

美国阿片危机的前世今生

当今美国对于阿片类止痛药物的依赖胜于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每年要消耗全世界99%的氢可酮和81%的羟考酮。这两者均为由罂粟提取制成的止痛药，但并非全用于医疗——更多药片落入瘾君子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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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每年消耗的阿片类止痛药量约为实际医用需求的30倍，仅2016年间，就有约6.4万名美国人死于药物过量。据保守估计，今年阿片还将夺去5.2万名美国人的性命，而到下一个十年，该数据可能升至50万。作为经济大国的美国，其人均寿命竟在2015、2016连续两年间呈缩短趋势，每天有超过122名美国人死于海洛因、芬太尼和羟考酮。纳络酮——一种用于紧急救助药物过量中毒的患者的吗啡拮抗药——已成为警察出勤必备品。

▲急救人员正在抢救用药过量的病患。

其实在美国，阿片类止痛药作为非处方类药物流传已久。具有镇定作用的阿片早在独立战争时期就成为军队的常用止痛药，罂粟果实也成为许多家庭自用的医疗偏方。到了19世纪，阿片制剂更是成为了治疗腹泻和止痛的首选，就连婴儿也服用含阿片成分的止咳糖浆。1990年，各大医药界巨头相继宣布阿片类镇痛药不会成瘾——科学家仅根据38个样本数据便做出这一判断，从此该类药剂被大量用于医疗，医药公司利用回扣制度鼓励医生多开处方。新药的神奇止痛效果既满足了病患急于缓解不适，又帮助提高医生诊疗效率，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占领了市场。但病人们很快发现，药效并不持久，断药后病人会出现呕吐、抽搐等副作用，于是只能不断回到医生处再开处方去拿新药。

▲约21到29%病患会错误使用阿片类药物，其中约8%到12%会对其上瘾。

而事实证明，这类药物从诞生起就注定了它最大的副作用——瘾。独立战争期间的许多老兵对它产生依赖，而战后照顾他们的亲友也未能幸免。讽刺的是，医学界为解决阿片成瘾问题而不断发明的新药，比如吗啡、海洛因，却成为了一波又一波新型毒品。更糟糕的是，1980年代中期联邦政府将阿片类止痛药纳入了医保范围，原意是给予贫困人群福利，结果间接促使无数中产阶级美国人下海“贩毒”。一瓶医保内仅售3美元的止痛药可以在街头摇身一变成为1万美元的高价货。药物滥用的大环境下，年轻的体育健将可能由于运动伤害拿到了医生处方，一旦上瘾便一发不可收拾，他们又将药分发给同学朋友，导致瘾君子也越发年轻化。

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医生开始减少阿片类制剂的使用。在2010年至2015年间，处方率减少了18%，但相对应的，非法黑市崛起，药贩子甚至发展出自己的营销体系和“新药”。政府对药物的控制越是严格，这些药物的流行似乎就越是肆无忌惮。

饮鸩止渴：真正淹没美国人的是空虚

有种说法认为阿片类止痛药之所以在1860年代末的美国如此流行，是因为它比酒精更能麻痹人的精神。战争摧毁了家庭，工业化又改变了生活环境，社会巨变为当时的美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类似情况也发生在19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人阶级之中，当时一部分人随部队背井离乡，旧有的生活习俗与全新的工业城市格格不入，精神压力倍增，据部分史学家估计，工业化进程时期的英国工人家庭中，可能有10%的收入都被用于购买阿片类制剂。

▲睡在桥洞里的女人。

同样的巨变也发生在当代，去工业化现象对应着工业化，当下那些深陷于罂粟魔咒的地区往往是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尤其是那些单一工业极其发达的地区。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市场化和日新月异的科技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经济与文化。自动化代替了劳动力，科技削弱了人与人的交流，对于经济的不安全感和精神空虚感在全美蔓延。

马克思曾指出：宗教是一种精神鸦片，而现在，鸦片似乎成为了美国人的新型宗教。深究其根源，除了空虚感，还有抑郁作祟，服药者希望通过它来减轻生活困境带来的焦虑之情，这实质上是美国人对于当代扁平化世界的一种应激手段。《时代周刊》指出：阿片危机背后，美国真正需要直面的，是不断增长的贫富差距、入不敷出的医保方案以及低学历者就业机会不断减少等等社会问题。要真正解决这场危机，还需要联邦政府、各州政府、执法部门以及公共卫生领头人的合力。

安全注射站会是特朗普禁毒团队的出路吗？

与严峻现实形成反差的，是政府的无力应对。美国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办公室这一年来都没有一名正式的主管，预算也被裁减了95%。办公室的副幕僚长凯莉安·康威在禁毒问题上没有任何经验。尽管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宣布进入全国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声称要增加投入，但给出的方案也只是依赖禁令和宣传而已。而司法部部长杰夫·塞申斯更是不切实际地认为解决海洛因问题的出路在于“推广大麻”。

▲在吸毒儿童家长互助上的母亲露出伤心的表情。

美国缉毒局前办公室主任一吐为快：美国四十年“反毒战”，为什么还是这么难？

目前国际上比较有效地控制药物成瘾问题的方案之一，是设立监管下的安全注射站，并在站内逐渐帮助病患戒瘾，引导他们去做心理咨询，为他们提供住房援助和就职培训。温哥华成立了北美首家安全注射站后，因海洛因注射而导致的药物过量致死人数减少了35%。瑞典全国范围内都设立了安全注射站，致死人数更是降低了一半。

人们需要以对待正常人的态度给予药物成瘾者们足够的尊严，而不是视他们为失败者和犯罪者去排挤他们，类似安全注射站的方案拯救了不少岌岌可危的生命，指导他们过上了更有意义的生活。《纽约杂志》记者认为，政府应将用于禁令、定罪、监禁的钱转而投入建设戒毒康复中心，才真正有可能结束这场与毒品旷日持久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