兽性的杰作——人类对待战败者的“暴力美学”

“对未谙兵事之人而言,战争无疑殊为浪漫。”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漠的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无数的热血青年可能都曾幻想过有朝一日亲提三尺剑，驰骋沙场，开疆万里，最后功成名就，醒掌天下权，醉卧美人膝。但“一将功成万骨枯”，诸位怎么就知道自己是“一将”而不是“万骨”呢？战争除了暴力美学的美妙幻想，给普通人带来的更多是超乎想象的残酷后果，尤其对于战败者而言，可能战死沙场或者被干净利落的屠杀已经是非常优渥的待遇了，在相当多的时候，当深藏在人们内心深处的野兽本能与人的艺术相结合时，战败者就会沦为一系列艺术品——暴力与野蛮的艺术品。

头颅的艺术

脑袋是一个人身体上最重要的部分，围绕着这个部分进行的战争艺术也是历史悠久，五花八门。疯狂的猎头习俗——砍下战败者的头颅作为胜利的标志可能是这些习俗中最古老而且最富有生命力的一部分，早在中国商代就有将人头骨作为甲骨文载体，用来炫耀武功和祭祀祖先的传统，之后贯穿整个古代历史的“首级”概念更是将这一文化发扬光大，而在台湾地区和菲律宾一带土著人的猎头习惯甚至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才被逐渐废止。但是今天中东兴起的恐怖分子割头热，似乎又在向世人宣告，这一野蛮习俗还深植于某些人内心，并未被时代淘汰。

（藏于中国典籍博物馆的商代人头骨刻辞残片）

对于自诩为“高等动物”的人类来说，单纯斩下同类的脑袋显得太小儿科了，人类很快发展出了其他对战败者脑袋动心思的方法，充分体现了人的“想象力”。

首先是煮人头，商代在疯狂的人殉技术大发展之后，充满好奇心与食欲的商代贵族将战败者或者奴隶的人头砍下来，放在青铜甗（yan，音同“演”）里煮，1984年西北冈祭祀坑出土的人头青铜甗里的首级就有明显的高温蒸煮痕迹。

（出土的商代青铜甗，里面是煮烂了的人头）

单纯的煮人头可能还不够，活跃在草原上的最早的游牧民族斯基泰人的习惯里就有将战败者的头颅作为碗和酒杯，头皮作为手巾的习俗，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记载“他们（斯基泰人）沿着两个耳朵在头颅上割一个圈，揪住头皮把它扯下来。然后用牛肋骨把头皮上的肉剔掉，并用手把头皮揉软，把它当作手巾来保存，并把它吊在自己坐骑的马缰上作为夸耀。凡是有最多这种头皮制成的手巾的人，就被认为是最勇武的人物……斯基泰人把敌人的头颅眉毛以下的部分割去，并把头颅内部弄干净。如果这个人是穷人，那么他只是把头颅外面包上生牛皮来使用；如果他是富人，则外面包上牛皮之后，里面还要镀金，再把它当作酒杯来使用……当他所敬重的客人来访时，他便用这种人头酒杯来款待客人。”

（正在剥取头皮的斯基泰武士）

人头酒杯的习俗不仅在斯基泰人里流传，还深深影响了其他的民族，匈奴这种游牧民族自不用说， 所谓“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汉书·西域传》）。连中原“礼仪之邦”也被感染，春秋末年晋国公卿互相攻伐，智伯被韩赵魏三家击败后，脑袋就被砍下来作为饮酒器，所谓“赵襄子杀智伯,漆其头以为饮器”（《战国策·赵策一》）。后来这一“艺术创作”长盛不衰，东西方各国各民族都乐此不疲进行此类艺术品制作，以至于演绎出了一系列亦真亦假的故事，例如宋理宗头颅被藏传佛教僧侣杨琏真珈挖出来当碗，“第六天魔王”织田信长把妹夫浅井长政的脑袋当酒器之类。

（藏传佛教的骷髅碗）

当然，把敌人的脑袋做酒器饭碗可能有些人觉得侮辱意味不够，那么夜壶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也被人类头盖骨承担下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将领姚方成进攻前秦雍州刺史徐嵩得胜后，不满于俘虏徐嵩的嘴炮攻击，便斩首之，“漆其首为便器”（《晋书·卷一百一十五》）。

集体的力量

“我用敌人的尸体堆满了山谷，直达顶峰；我砍掉他们的首级，我用他们的人头装饰城墙，我把他们的房屋付之一炬，我在城的大门前建筑了一座墙，包上一层由反叛首领身上剥下来的皮，我把一些人活着砌在墙里，另一些人沿墙活着插进尖木桩，并加以斩首。”

这不是什么邪教教主的祷告词，或者哪本三流神魔小说里大魔王的台词，这是亚述王亚述那西尔帕二世（公元前883年～公元前859年在位）的铭文。亚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早在中国残酷的春秋战国大战乱开始之前，亚述人就以先进的武器、高效的军队和严密的国家体系征服了西亚的大片土地，在亚述帝国的赫赫武功背后，是极其野蛮的战争文化，炮烙、肉刑、五马分尸等等残酷的行为在“农业与战争之神阿舒尔（亚述人的主神）”的国度比比皆是。而那些如某些玄幻作品中的地狱一般处理战败者的场景，显然并非一人之力能够完成，那么，集体创作的战争艺术品也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

（军事帝国亚述的主神，“耕战之神”阿舒尔）

京观，又称武军，中国战争史上的“杰出集体艺术品”，即将敌军的尸体盖土夯实，形成金字塔形的土堆，所谓“积尸封土其上，谓之京观”。还美其名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于是乎有京观,以惩淫慝（以上见杜预注《汉书·翟方进传》）。”

这种侮辱惩罚性的战争景观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例如《后汉书·皇甫嵩传》：“首获十余万人，筑京观於城南。”《三国志·邓艾传》 “（邓艾破蜀后）使于绵竹筑台以为京观，用彰战功。” 《晋书·赫连勃勃载记》“追奔八十余里，杀伤万计，斩其大将十余人，以为京观，号骷髅台。” 《旧唐书·李皋传》：“斩首万级，封尸为京观。” 《明史·外国传》“永乐八年正月，英国公辅与贼党战于东潮州安老县之宜阳社，斩首四千五百级。擒其党范之，陈原卿、阮人柱等二千余人，悉斩之，筑京观。”

(出土燕下都战国京观，仅300平米的土墩里就埋藏了2000青壮头骨)

对于这种野蛮的战争象征，很多人不以为不仁，反以为荣，甚至写诗歌赞誉，例如“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陈书·高祖纪》）。”

“封京观于中原，反紫极于华壤（《晋书·孔愉传》）。”

其他文明这一点上也不多让，把俘虏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小艺术品，日本人在万历朝鲜之战里收集数以十万计的鼻子做“鼻冢”也是小儿科，“大作”应该是像“穿刺公”弗拉德四世·采佩什那样一次性将两万名土耳其俘虏（包括老弱妇孺）活活插死在尖木桩上——有的人是屁股向下按在尖木桩上，有的是人直接被铁锤把尖木桩砸入肛门，在被木桩戳死之前人可能要经历几小时甚至几天的痛苦（见罗杰·克劳利《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场面之惊悚，令奥斯曼帝国苏丹默罕默德二世都不得不“口中不停地念叨说他不能征服干这事的人。”

（“穿刺”之刑）

但是，喜欢搞这些战争艺术的人或者文明，最后也都会被来这么一下。亚述征服四方，最后被四方文明围攻而灭。穿刺公穿刺他人，最后被俘之后也被施以穿刺之刑。京观互筑，隋炀帝征伐高丽失败，隋军自己也被高句丽筑起京观。蒙古人到处垒人头金字塔，最后1306年战败于德里苏丹国的时候，几万蒙古人被战象排队踩踏不说，人头还被如法炮制垒成金字塔拿来震慑蒙古人自己。

（日本的耳鼻冢）

一帮战争狂人整日“血流漂杵，方称快意，尸若乱麻，自以为武（《全唐文·卷五》）”楚庄王在城濮之战后叹声的“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却又有几个人记得？

脱离了文明，人类只是这个星球上最高效最野蛮最有组织的野兽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