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专业良心 —— 阿玛蒂亚森 | 观点

“

幼年的这番经历，令他开始思考"权利被剥夺"、"经济不自由"的问题，播下终生追求相关解答的种子。而《贫穷与饥荒》一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能力等概念，也是他整体学术思维的关键。

”

来源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博览》

作者 | 邱慈观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饱涵人文关怀，倡导伦理价值，深入研究贫穷、公平、正义、人类发展等议题，于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饥荒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民幸福衡量指标等领域贡献卓著。阿玛蒂亚森的学术成就非凡，唯其思维深邃，理论艰奥，故除学术期刊外，一般杂志很少论及。

我曾修习哲学，当时读过他融合哲学及经济学的著作，如《效益主义及其超越》、《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对话》等，深受启发。转行金融后，我开始接触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论述，才理解他真正贡献所在。但自己非经济学家，也非阿玛蒂亚森专家，未能持续跟进相关研究。近日所以重拾旧爱，乃受某读书会邀约，请我导读他的《贫穷与饥荒》，外加介绍生平与贡献。

阿玛蒂亚森是晚熟型学者，《生活质量》、《发展与自由》等代表作，均在六十岁之际写成，而他自许的传世巨著——《正义的理念》，则在七十七岁才出炉。相较之下，1981年的《贫穷与饥荒》，属于早年作品，火候虽嫌不足，但已蕴含他思维架构之雏型，并显现其社会关怀起心动念之本源。因此，亦可由此书入手，展现其为学宗旨与宏观视野。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东印度孟加拉邦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原为达卡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出任政府官职，外公是古印度学专家，曾任大学副校长。阿玛蒂亚森与大学情缘深厚，他在大学城出生、成长，长年居住校区，以自行车代步，遐迩闻名，传为美谈。

幼年时，印度社会动荡，种族矛盾严重，阿玛蒂亚森目睹国家分裂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接触到贫穷、饥荒与不平等，对他日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他九岁时，目睹穷人甘冒生命危险，到富裕社区求职，却因歧视而遭砍杀。这番经历相当触动，令他开始思考"权利被剥夺"、"经济不自由"的问题，播下终生追求相关解答的种子。

二十岁赴笈英国，就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经济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阿玛蒂亚森即被请回印度大学执教，后因奖学金理由而重返英国修习，以伦理学为研究重点。1959年获博士学位，师承货币经济学及发展理论大师乔安罗宾逊。1972年后的十多年里，阿玛蒂亚森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及牛津大学执教，且于1987年被哈佛大学聘为讲席教授。1998年至2004年间，受聘三一学院，成为该院首任亚裔院长。其后返回哈佛大学，任职至今。

在专业学会方面，他曾先后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学术研究方面，一九六零年代末及一九七零年代初，阿玛蒂亚森把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学及社会选择理论，后者因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而得名，尤以其"多数决的不可能定理"最广为人知。阿玛蒂亚森证明了定理成立的情况，也拓展了社会选择理论。

《贫穷与饥荒》一书由探讨权利系统与剥夺的几篇文章组成，以权利关系的概念，解析贫穷与二十世纪的四次大饥荒，包括阿玛蒂亚森九岁时身历其境的孟加拉大饥荒。

书中指出，饥荒非因欠缺粮食而发生，而因分配粮食之内在机制的不公平而发生。特别是，阿玛蒂亚森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说明孟加拉大饥荒时的人均粮食生产额高于先前的非饥荒年，却因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粮食价格飙涨及粮食分配不佳等社经因素，而造成饥荒。

针对一般的"食物供给方法说"——饥荒由食物供给不足所引起，阿玛蒂亚森透过严谨的逻辑论证予以驳斥，表示以这方法研究饥荒不仅会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会造成错误的公共政策。 更重要的是，阿玛蒂亚森在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能力等概念，也是他整体学术思维的关键。

自由方面，他所发展的"能力导向法"（capability approach）把重点放在"积极自由"，即某人能做某事的实际能力，而非一般经济学中所谓之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分尤其重要，譬如孟加拉大饥荒，当时劳工未受干预，能买粮食的消极自由不受影响，却不能积极自由地去做某些事：他们不能摆脱营养不足，也不能逃离死亡！劳工之所以欠缺能力，乃因需求紧张造成的粮食价格急剧上升，令其（以工资交换粮食之）交换权利严重受损。

换言之，某人挨饿系因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贫穷与饥荒》使用的权利系统方法就强调，在一个公平社会里，每人都应有能控制（含食物在内之）商品组合的权利。从权利方法角度，不同阶层人民对粮食之支配与控制，其能力差异反映于一个社会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则取决于社会特性，其中包括法律、政治及经济等维度。这看法有政策意涵：处理粮食危机时，政府不能仅以粮食救灾，而更须稳定物价，且弥补灾民收入上的损失。

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而这概念源于其《选择、福祉与量度》、《商品与能力》、《生活质量》系列的著作。依其背后理念，每个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concrete capabilities），以了解人们享有价值活动的自由，而这才反映出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具体地，每个社会都须准备一个清单，列出应赋予人民的基本能力，而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1999年的《发展即自由》一书中，阿玛蒂亚森继续发展其能力概念，指出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设施、社会机会、透明性与保护型安全在内的五种自由，而人类发展应反映自由的提升，而不应只是经济发展。他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与对贫穷及不平等的经济量度，最后形成联合国开发署之〈人类发展报告〉，每年以具体的社经指标对各国发展排序。

阿玛蒂亚森强调自由、平等与权利，又关怀贫穷、饥荒及人的发展，故被尊为"经济学的专业良心"。特别是，在金融行业高唱价值中立而令世界陷入混局时，他所标示的人文涵养及道德价值弥足珍贵。

事实上，阿玛蒂亚森获诺奖的时点，也突显了学界对价值意义的反省：他获奖前两月，美国爆发了长期资本公司（LTCM）事件。这间对冲基金公司专以债券利差做套利交易，其三位关键人物中的两位——史坦佛大学的斯科尔斯及麻省理工学院的默顿——因以新方法研究衍生金融商品的价值而获1997年诺奖。

1998年LTCM对利率走向预测错误，造成投资人严重亏损，波及面大到足以引起金融风暴。后由美国政府涉入，与多间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对LTCM提供流动性，以纾缓危机。

1998年八、九月时，LTCM事件连续多天被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报导，其中除说明事实外，还对两位1997年诺奖得主冠以"价值偏颇"的封号，且质疑其订价模型的效用性。媒体更呼吁金融界要发挥同理心，不能只为高端客户服务，还须顾及普罗大众。

当时关注诺奖的人士就猜测，1998年诺奖评审将会更谨慎，选出一位对生命有终极关怀、倡议伦理价值的学者，而十月初诺奖肯定了阿玛蒂亚森的贡献，也符合外界预期。

思考幸福的真谛，在西方哲学及经济学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从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乃至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及《论自由》之作者约翰史都华弥尔，都念兹在兹，衷心关切。

针对幸福，阿玛蒂亚森透过人所拥有的能力及享有的自由来做解析，更依此建立了一套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更具体地，阿玛蒂亚森指出，幸福应涵盖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而落在七项目上，其中包含健康与安全、知识与讯息、工作生活平衡、政治参与、人际关系、幸福感、自然环境质量等。

基于这些理念，2010年他与诺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里兹合写了《衡量公民幸福》的报告书，标出传统GDP指标面临严重的问题：它只反映一国的经济活动，却忽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更重要的，该报告书凸显了阿玛蒂亚森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他发展了能力导向理论，再透过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具体落实为一套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

邱慈观 简介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伦理学博士候选人。

曾在美国的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新泽西州民间企业任职、台湾的中央大学任教, 并任行政领导，协助推动校务和负责大学发展等工作。邱教授所教的专业科目有投资学、金融伦理学、绿色金融、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等。她表达能力强，对学生关怀， 教学热忱自然流露，深受学生欢迎，曾多次获得台湾管理学会及校方的优良教学奖。

邱教授替台湾证券交易所及多间民间企业担任顾问，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议题有关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