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传记文学家唐德刚先生认为，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顾维钧是半个，这种说法不无道理。
开国总理
周恩来为中国外交做出的贡献是比其他两位大，除了周恩来自身智慧和魅力，也许更重要的是周恩来进行的是大国外交，周恩来做到了很多其他两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这也许是大国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周恩来是这个国家的缔造者，这也是李鸿章一直努力和最为遗憾的—没有能够通过洋务运动使得国家富强起来。
参加五大国会议—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的风采
面对“世界第一总统”—美国总统尼克松时的不卑不亢
而其他两位则生不逢时，也就是弱国外交，李鸿章虽然签订了不少割地、赔款的条约，但是假如没有李鸿章的话，也许情形会更糟，李鸿章每次做的都是事后的谈判工作，很多时候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除了李鸿章，清政府几乎无人可以用来进行这种外交了。梁启超曾感慨：“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晚晴重臣李鸿章
顾维钧是中华民国的外交家，半个是因为他没有实质的外交决策权，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拒绝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是弱国外交的闪光，但是终究没有保住山东，此后，在国民党政府为中国外交做很多工作，在特殊时局下他们为中国争取国家利益，提升国际地位而努力奔走呐喊，可以说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这点与李鸿章，周恩来不同。
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
根据他们所处的时代也正好如此，李鸿章是晚晴外交，顾维钧是民国外交，而周恩来背后是站起来了的中华民族，是新中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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