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的唐太宗李世民，又最热衷在史书中美颜自己丑化别人

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被《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这样的所谓正史牵着鼻子走的话,那么我们一定会得出大唐开国国君李渊只是一个昏弱的猥琐老头,“连做个守成的中等君主也是不成的人物”(范文澜语)。

那么为什么这么个“昏庸无能”的老头还能当上一代开国之君呢,很幸运的是他家二郎李世民是一个“聪明神武”“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的天降伟人。

关于晋阳起兵,正史上是这样记载的：在太原期间,中年的李渊胸无大志成日游手好闲,而16岁就率军去解救过被突厥围困的隋炀帝的李家二郎李世民,此时却是慧眼独具看出了杨隋大势已去,正是夺取天下的大好时机。

只是这个雄伟计划不能跟他家老头讲,讲了，喝得烂醉的老头也不会答应。没办法,二郎只能设计让老爸就范,先是有意跟老爸的心腹裴寂赌博打麻将,输了上百万给裴寂。老裴从此中套,答应帮二郎做他爸的工作。

裴寂此时担任的职务是晋阳宫监,也就是隋炀帝行宫晋阳宫的管委会主任。晋阳宫是隋炀帝的行宫之一,在炀帝不在太原期间也就空在那里,由裴寂负责看管,一概人等不得擅自使用,包括宫中的任何物品和宫女。

老裴偷偷安排了两名晋阳宫宫女去和太原留守李渊发生了不正当的性关系。等完事了裴寂告诉李渊这俩姑娘都是晋阳宫里的,你这是要杀头的啊。李渊吓出一身冷汗,裴寂赶紧搬出李世民的一整套方案,李渊也没办法,稀里糊涂就被儿子给推上了革命道路,晋阳起兵直指长安。

进取长安的征途中,攻打隋大将宋老生所镇守的霍邑是至关成败的重要一战。在这一战前正好碰上了连日下雨的糟糕天气,行军困难,此时后方又传来了突厥偷袭后院的传言,军心不稳人心不定。

刚从太原出来不久的李渊一下子也慌了手脚,想还是撤军回去继续过安乐日子。只有二郎苦苦劝谏“本兴大义,以救苍生,当须先入咸阳,号令天下,遇小敌即班师,将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此为贼尔,何以自全?”我们担负着解放全国人民的历史使命,怎么能一遇到小股敌人就打退堂鼓了呢?李渊不听,下令即刻班师,李世民嚎啕大哭,声闻帐中。李渊叫了进来再次详谈,终于被儿子的坚定决心所打动,收回了班师的命令,大军继续勇往直前。

在以后正史里大量大唐创业的记载中,经常可以看见这类老爸如何昏庸懦弱,儿子如何拨乱反正挽革命事业于即倒的事例。好在如今还有另一份重要史料流传了下来,那就是当时担任李渊记室参军的温大雅所编纂的《大唐创业起居注》。

这部《起居注》详细记录了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一年的时间内,李氏军事集团的整个发展历程,而其中很多事情又与晚出的史籍多有出入。

比如身在太原的李渊早有举兵之心,并且一直暗中筹备,绝非是被嘴上刚长毛的李世民逼上梁山;霍邑之战,建议回撤太原的是一班文武官员,李渊本人并无后退主张,而且坚决反对撤军的也不止李世民一人,地位高于二郎的大郎李建成也是参与最终决策的重要人物。只是这些细节到了后来的正史中就统统被一笔勾销了,只留下李世民一个人的伟光正形象。

唐太宗是一个十分酷爱阅读历史,并且能从历史中准确总结出治理经验的英明天子。李世民一直都有一套把历史作为镜子看待的理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亡规律。

因此李世民也就对历史编纂格外重视,在传世的二十四史中,也是唯一为其中某些帝王的传记亲自书写过评论的皇帝。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对房玄龄、魏征等人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痹恶,足为将来之戒”,然后就教育大家秦始皇如何“奢淫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不好;隋炀帝又如何“虽好文儒,尤疾学者”,也不好,而我李世民则不一样“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只有我最好,因为只有我用历史来做镜子观照自己。

贞观三年(630年)闰十二月,“始移史馆于禁中,在门下省北,宰相监修国史”。唐太宗开创了设立史馆、宰相监修的史籍编纂制度。在此之前,我们所知道的大部分史书都是由个人进行编纂,比如《史记》是司马迁的个人著述,《汉书》虽是班固等人的集体创作,但也都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个人作品,其它还有如范晔的《后汉书》、魏收的《魏书》等等。

历史编纂是一门庞大的工程,个人编纂受限于精力财力和个人眼光所见等因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甚至会很简略单薄,比如陈寿的《三国志》。但是个人编纂又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保持作者的独立性,比如伟大的《史记》,就严守与汉武帝所极力提倡的皇权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彰显出了史家的独立品格。

而贞观年间开始的官修史书制度,由于为政权所主导,特别是宰相监修,显然就拥有了个人修史所不具备的许多优良条件,无论是参与人员的学识、人数,还是可供参考的典章文献的质量和数量。

七年时间不到,由房玄龄和魏征等名臣宰相所监修的《周书》、《北齐书》、《梁书》、《陈书》和《隋书》就相继完成,史学在贞观年间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高度。

但也正是因为史书官修的原因,历史编纂也就被政治权力所严格掌控,不能说完全但肯定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丧失了史学的独立性。这一点也正好是在十分在乎历史书写的唐太宗时期表现得特别明显。

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知道为什么胜朝(前一个王朝)的隋炀帝会只剩下一个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历史形象。而由于在权力交接过程中曾经站在大郎李建成一方而后又被二郎轰下台的唐高祖李渊,也是一副浑浑噩噩没什么出息的历史形象。

李世民对于史料的修改,还不仅表现在对前史的改动方面。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向房玄龄提出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的实录(档案)。房玄龄告诉他按照老规矩,还在位的皇帝是不可以看自己的实录的,讲了很多道理和历史教训,告诫说如果看了会有什么不好。李世民看的欲望也很强烈,越不让看越想看,说自己和历史上那些昏君如何不同,看一看不要紧。

面对这样的政治压力,房玄龄等人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拿出《高祖(李渊)实录》和《今上实录》给李世民过目。果然不出所料,李世民对于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记载就十分不满意,大家也就只能曲里拐弯地把这一段历史重新改写了一遍。史学只能服从于现实政治。

从贞观年间起,官修史书就成为了历代的一项正式制度,甚至大大挤压了其它的历史编纂形式。一家独大唯我独尊,在这样的制度下面,史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也就大打折扣,其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