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

摘要：本文揭示新古典增长理论把经济增长看作单一、匀质过程的局限性，尝试贯通各种经济发展理论，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角度解说经济增长成败。本文从较宏大的经济史视野，把经济增长划分为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刘易斯转折点和新古典增长等几种类型或阶段。同时，把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嵌入相应的增长类型和阶段，对每个阶段相关的重大中国命题，如“李约瑟之谜”、“刘易斯转折点”和“中等收入陷阱”等，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李约瑟之谜；经济增长类型；大分流；中等收入陷阱

JEL：N30；O11；O5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所创造的奇迹，显示出中国有可能成为唯一的经历过由盛至衰，并再度崛起的经济增长案例，为热衷探索经济发展之谜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智力挑战，也无疑会极大地满足经济史学家和增长经济学家的学术好奇心。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呼唤着一种有解释力的理论的诞生。虽然世界经济史中不乏形形色色的演进路径和成功案例，但是，只有这些经验得以在一般性的增长理论中得到解释，才是有意义的。传统增长理论从新古典经济学诸多与中国现实不一致的教义出发，不能圆满地解说中国奇迹。而制度经济学虽然旨在解释中国经验所显示的这种重大制度变迁，却因为总是教条地用某些头脑中的“共识”，事先塑造出特定的制度变迁轨道，因此终究未能满足弗里德曼对实证经济学设定的“预测”功能，从而也遭遇到不得要领的尴尬。

迄今为止，从不同的现实观察点和理论视角解释中国经济奇迹，已经出现了汗牛充栋、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是，目前解释中国奇迹的各家之说，在理论上是不统一的，尚不能令人满意。第一，经济增长解释应该具有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可以解释今天现象的理论框架，也应该能够用来解释昨天和预测明天。惟其如此，经济理论才具有指导现实，展望未来的功用。第二，解释一国经济发展现象的理论框架，也应该能够解释其他国家，从而通过对先行国家经验的解释，对后起国家具有借鉴意义。第三，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和最快的经济增长，理应对经济学和经济史学做出贡献，增进人们对世界经济发展全貌的认识。

作为对这一具有挑战性任务的回应，本文尝试从更加宏观的历史层面，把以下三个命题进行统一的考察。即用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一致性地回答：（1）“大分流之谜”即“李约瑟之谜”的更具一般意义的说法，即为什么在前现代社会，中国科技一度遥遥领先于其他文明，而近现代中国不再具有这样的领先地位，（2）“中国奇迹之谜”，即在改革时期中国经济为什么以及靠什么实现了高速增长，以及（3）“中等收入陷阱之虑”，即中国能否延续以往的高速增长过程，从而按照预期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归根结底，本文尝试从增长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上，同时回答中国经济发展是怎样由盛而衰，以及能否由衰至盛这一宏大命题。

为此，本文提出的一以贯之的理论框架，基于任何时代的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依靠特定的激励机制，促成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以此为载体，把激发出的各种创意（ideas）转化为生产率的提高，实现报酬递增。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生产要素的禀赋和积累方式，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可能性和方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从而经济增长的类型也不尽相同。我们识别出三种足以囊括迄今为止人类历史存在过的经济增长类型或状态，即以马尔萨斯模型为代表的贫困陷阱状态，或简称为M型增长，以刘易斯模型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简称为L型增长（其间包含了一个刘易斯转折阶段，或简称T型增长），以及以索洛模型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简称为S型增长。从历史的角度，上述三种经济增长类型，也可以分别看作是具有继起关系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在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眼中，并不存在一个以劳动力无限供给为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他们或者像索洛那样，把发达国家所代表的新古典增长视作给定的，或者像库兹涅茨那样，在联系历史时看到了一个从传统经济到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变，更为晚近的研究是汉森和普雷斯科特（Hansen and Prescott, 2002），把马尔萨斯类型的经济增长与索洛类型的经济增长统一在一个理论框架。不过，普雷斯科特在另一篇合作论文中，承认在“马尔萨斯”和“索洛”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其关键任务是消除约束劳动力流动的障碍（Hayashi and Prescott, 2008）。青木昌彦承认这样一个过渡阶段的存在，但是，他没有将其称作刘易斯阶段，而是以库兹涅茨式的结构变化作为这个阶段的特征（Aoki, 2012）。

整个经济被区分为农业和非农产业，农业中存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得到转移，这样一个过程并非只是后起的赶超国家的特有现象；西方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也不是从马尔萨斯陷阱，经工业革命而一跃进入新古典增长阶段。只不过，在西方经济史上，长达数千年的马尔萨斯时代向索洛时代的过渡，缓慢得如同蜗牛爬行，人口转变过程也不能显示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变化，以致人们很难清晰地看到其间存在的刘易斯时代。

所以，我们在观察人类经济发展史的时候，加入一个以刘易斯命名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丝毫不降低对于早期工业化国家历史的解释力，却大大增强对于后起工业化地区（典型的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及尚未完成这个过渡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问题的理解。特别是，增长研究的目的，就在于为尽可能多的经济增长类型提供尽可能一致性的解释，发展经济学则更应该瞄准当代经济发展现象。我们将会看到，把二元经济发展作为经济增长一个有机的逻辑链条，可以帮助我们剔除在解释“李约瑟之谜”中长期存在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之说，还可以提供一个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观察维度和解释框架。

二、M类型增长与“大分流之谜”

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之中。陷阱一词在经济学中表示一种高度均衡状态，任何扰动性的改变都不能持续，最终仍然回到原来的均衡上面。马尔萨斯陷阱，作为一个经济发展阶段，统治人类历史的时间最为长久。从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的历史来说，直到18世纪下半期和19世纪初期发生工业革命，世界上任何角落的任何时期，人均收入都处在最低的生存水平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即都处于马尔萨斯式的贫困状态。不过，经济增长靠累积而来，后来蓬蓬勃勃的工业革命也不是凭空发生，因此，终究是存在着一种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变化，即M类型经济增长。

毫不例外，在进入现代历史时期之前的数千年里，中国始终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挣扎。不过，就GDP总量和人均GDP水平来说，中国也曾经领先于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伊懋可（Mark Elvin）等经济史学家的说法，中国长期处在一个“高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这个理论假说认为，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农业实践把传统技术和生产要素组合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以致维持了一个与欧洲早期历史相比更高的生存水平，从而人口增长很快，相应导致劳动力过多和过于廉价，使得劳动节约型的技术不能得到应用。上述学者的研究，证明了前现代时期的中国经济经常处在这种特殊的均衡陷阱之中，却并不能把中国排除于经济增长的M类型之外。

在花样翻新的种种增长理论中，有两个方向的理论潮流越来越占有主流的地位。一个是把经济增长归结为一个社会能否产生足够多且足够好的发明、创造、创新，或概而言之，创意（ideas）。另一个是制度决定论，即经济增长绩效取决于能否形成一种有效保护产权的制度安排，从而可以对创造发明者给予奖励。具备了保护产权从而使产生创意的人能够获得奖励的制度安排，一般而言决定了能够取得怎样的经济增长绩效乃至决定国家兴衰，特殊而言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成为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或主战场（如诺思、托马斯，1999；Jones, 1999）。

为了有针对性地解答中国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特殊障碍，需要对上述两个增长理论潮流做一定的修正或补充。首先，创意必须是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引擎和燃料。其次，人力资本是生产创意的源泉，而物质资本是创造发明的载体，而且，影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是相同的，实际中两者缺一不可，必须相互配合。最后，把妨碍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形成的根源，归结为产权制度不健全，不如归结为激励机制不健全，在理论上来的更充分，因为激励这个概念的概括性更周延。例如，鼓励人力资本积累的因素还包括诸如晋升制度等，而并不唯一地来自于产权制度。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一个更具实证意义的“大分流之谜”或其中国版本“李约瑟之谜”，并尝试给予解答。中西方M类型经济增长的表现差异，在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的不同，即欧洲典型的封建制与中国的王朝帝国制，造就了大相径庭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在一个周而复始的贫困陷阱中，必须具备形成最小临界资本积累的条件，以及形成一种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实现创新与生产活动相结合，否则无法打破贫困均衡陷阱。因此，“李约瑟之谜”可以重新表述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打破马尔萨斯均衡陷阱所必需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并将其转化为科学技术创新，以致错失工业革命良机。

相比欧洲的封建制，中国缺乏两个关键要素，即缺乏地方经济体及其相互之间的竞争（弗格森，2012），以及与此相关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在西方封建制度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君主与地方领主的关系是典型的封建关系，即前者把土地分封给战争功臣和贵族。作为回报，君主要求领主和贵族在战争中效力，特别是在尚未形成常设国家军队的情况下，这种由封建主以骑士或者武装首领的身份提供的军事服务，以及召之既来的表现，是君主与领主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同时也就奠定了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封建社会是非典型的。由于在较早的时期就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帝国，皇朝与地方官员及士绅之间并不是典型的契约关系，而是威权式的层级关系，皇朝统治的合法性并不建立在与地方官员和贵族的互惠基础上。因此，建立一种封建意识形态和礼仪规则，辅之以君权神授的威权及中央军事实力，是合法性的根本和唯一保障。中西方这种封建制政权合法性差异，产生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上的巨大差异。

在西欧，一旦这种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与军事服务之间的互惠，或隐或明地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获得分封土地等资源的领主，财产权也具有同样的合法性，据此实现的经济增长和资源增值，也得到产权的保障。因此，领主是一个接近经济活动并从中直接获益的阶层，获得促进领地经济繁荣的稳定激励。此外，即使财产权利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发展经济的激励。在许多情况下，外族的侵略和相邻领主的掠夺，都可能造成财产的损失乃至丧失殆尽。因此，以自己可能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筑建尽可能坚固的城堡，是保护私人财产的唯一有效手段。而无论是保家卫土还是攻城掠地的能力，无疑都与庄园或领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这种制度框架下，精英阶层既可以通过为国王打仗获得分封，也可以通过成为地方经济组织者甚至高级僧侣扩大自己的财富，甚至通过抢劫或蚕食其他庄园的财富，及至进入统治阶级。这在客观上形成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强烈激励。

在古代中国，由于天高皇帝远，中央政府除了在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如修筑防御性的长城和大型水利设施时，需要动员全国力量，组织经济活动之外，并不直接介入一般的生产活动。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只对中央政府负责，并且与地方经济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因此，经济发展只是一家一户的分散经济活动的叠加而已。虽然这种典型的小农经济（地主经济通常也表现为个体的佃农经济）具有较大的弹性和活力，许多制度形式如土地自由买卖等也有利于促进经济活动，但是，缺少一个直接利益相关且具有规模经济的中间层次，来组织和激励技术创新，妨碍了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阻碍了可以达到革命性突破的技术进步。

至此，一个与人力资本积累相关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也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既然在西欧，君主与领主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一种互惠的契约关系，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根植于此，则没有必有形成一种机制，不厌其烦地要求领主表达自己的忠诚。这就是为什么在早期西方社会，没有形成一个像科举制度那样阻碍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的原因。而在皇权合法性更加依赖于各阶层精英对中央权威的显示性认同与忠诚的古代中国，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就必然被选择为主流意识形态，继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隋唐时期形成以阐释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和效忠为唯一内容的科举制度，并延续一千多年之久，也就顺理成章了。

这种科举制度被看做是一个开放的官员选拔制度，也恰恰起到了把所有的精英（同时也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引导到通过科举独木桥，从而进入统治阶层的作用。在这种精英选拔体制下，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论证皇朝统治的合法性，以及自己对体制的忠诚，成为精英人才的晋升之途。而科学技术、工艺技能则都成为奇淫巧技，耻与人言。因此，科举制度把有利于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本积累道路牢牢地堵死了。

把中国和欧洲在前工业革命时期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模式作出这样的宏观比较，就不难回答李约瑟之谜。虽然在世界各地都处在马尔萨斯贫困陷阱中的时候，中国较早并且或许常常处在高水平陷阱中，但是，当欧洲通过从低水平陷阱到高水平陷阱的提升，进而逐渐为工业革命积累了必要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时候，中国反而没有进入这个发展阶段，错过了实现工业革命的机会。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历史数据（Maddison, 2007），在公元1000-1600年之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体上处于世界平均水平；至于经济规模（GDP总量），1820年时竟占到世界的1/3。而正是在那个时刻，中国在世界经济“大分流”中落到了停滞的国家行列，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以及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的人均收入水平都一路下跌。

三、L类型增长与“中国奇迹”

与刘易斯理论（Lewis, 1954）不可分割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是指在一个国家中，整个经济被明显地划分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农业和能够获得无限供给劳动力的非农部门，农业释放剩余劳动力与非农产业吸收劳动力的过程，构成一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处在这个发展阶段上，东亚后起工业化经济体，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这个增长类型在欧美早期工业化国家之外表现得更加鲜明，是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有着更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当人口转变发生很快，并且进入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时，劳动力剩余就会形成。另一方面，某些制度因素阻碍劳动力的充分流动，从而不能一下子结清（clean up）劳动力供大于求的不均衡现象，因此，逐步消化剩余劳动力就构成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这就是我们定义的L类型经济增长。

这个模型显示，在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已经存在着现代经济增长部门和现代教育体系，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存在天然的瓶颈，问题在于实现必要积累及其有效率配置的激励机制。例如，在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都大大领先于同等收入国家，却没有得到有效配置，经济增长也没有杰出的表现。所以，如果把改革开放期间作为中国的典型L类型经济增长阶段，值得探索的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如何创造出有效配置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并释放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借助人口红利实现史无前例的高速经济增长。

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从运用物质利益原则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和加大企业利润动机起步，随着价格形成机制的变化和企业竞争的增强，改革进一步触及资源分配体制，通过诸如价格双轨制一类改革方式，计划经济体制被逐渐放弃。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第一是针对直接微观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第二是针对地方政府介入经济发展的激励机制。在激励机制逐渐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就被用来促进高速增长，潜在的人口红利被兑现为经济增长绩效。在1979-2012年期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8%。这样一个典型而完美的二元经济发展奇迹，来源于与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相关而存在的较多“不均衡”现象，从而资源重新配置机会。

在中国的整个改革期间，同时发生着急剧的人口转变，即生育率迅速下降，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持续增长，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提高，保证了劳动力的充分供给。这表现在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中。而这个人口转变的另一个指标——人口抚养比也发生了大幅度的降低，扩大了经济增长创造的剩余，实现了高储蓄率，从而为资本积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防止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打破了新古典增长的限制条件，使得资本形成可以在较长时期里作为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表现为资本的贡献。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持续大幅度提高，表现为人力资本贡献。大量对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分解，得出了类似的实证结果和结论。

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或简称TFP）提高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把改革开放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截然区分的关键。技术差距的缩小和体制变革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生产要素积累之外的增长源泉——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上面。不过，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与这个经济增长类型相关的生产率源泉，即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创造了一个特有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构成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组成部分。全要素生产率从改革之前对增长的负贡献变为改革期间的正贡献（如杨坚白，1991；Zhu, 2012；帕金斯，2005），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则是劳动力部门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如Brandt and Zhu, 2010）。给定要素积累对增长的显著贡献份额，经济学家一般把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归结为要素投入驱动型。不过，正是因为L类型经济增长所具有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性质，使这种增长模式奏效（Cai and Zhao, 2012）。

四、T类型增长与“中等收入陷阱”

如果我们把农业劳动力剩余第一步定义为不需改变工资的生存水平性质，即可获得源源不断劳动力供给的状态，进一步定义为边际劳动生产力显著低于非农产业的情形，则二元经济发展终究要遭遇剩余劳动力的终结。虽然这是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但是，最具特征性的变化，如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和普通劳动者工资的上涨，会在某一时点突出地显现出来，我们把这个时点叫做刘易斯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相应形成了一个具有自身特征的增长类型，即T类型经济增长。这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或L类型经济增长向S类型经济增长过渡的一个特殊形态。

不过，正如在二元经济理论中，刘易斯转折点只是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的一个开始，真正终结二元经济发展阶段的转折点，则是农业与非农产业边际劳动生产力达到相等时才到达的所谓商业化点（Ranis and Fei, 1961）。这也就是说，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经济增长马上就进入索洛式的新古典世界。实际上，T类型经济增长仍然是L类型经济增长的一个阶段，同时具有二元经济发展和新古典增长双重特征。

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随后迅速蔓延到其他城乡地区，成为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普通劳动者工资随之持续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的调查，在2003-2012年期间，全国农民工实际工资年增长率为12%。同期城镇职工工资和农业中雇工工资的增长速度也很快。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这就意味着2004年是刘易斯转折点到达的年份。与此同时，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与人口红利消失有着密切的联系（Cai, 2010）。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于2010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负增长。因此，如果保守地把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2004年作为起点，把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所代表的人口红利消失年份2010年作为终点，所谓的刘易斯转折区间也已经完成，中国的二元经济发展进入其最后的阶段。

跨越刘易斯转折的中国经济，虽然还不能说就成为新古典增长类型，但是已经进入向后者转变的快车道。对于处在这个转变阶段上的国家来说，由于一方面面临着传统增长因素的式微从而增长减速，另一方面许多以前行之有效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机制可能不再奏效，因而经济增长面临着减速的可能性（Eichengreen et al., 2011）。已经完成刘易斯转折区间的中国经济，就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根据潜在就业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势，我们的估计显示，如果没有其他增长因素变化的话，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于“十二五”期间明显降低，并将于“十三五”期间继续降低（图1）。对以往的经济发展经验和教训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地应对这种减速，则存在着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吉尔、卡拉斯等，2008）。

因发展阶段变化潜在经济增长能力的降低，并不必然导致中等收入陷阱。但是，如果对减速原因判断失误，即不是着眼于从供给方面的因素提高潜在增长率，而是着眼于从需求方面的因素刺激经济增长，则会形成不恰当的政策倾向。提高潜在增长率、保持合理经济增长速度的关键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其所赖以实现的途径则是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一般来说，创新所要借助的手段是一种“创造性毁灭”，然而，政府籍以刺激需求的高度介入方式，既热衷于挑选赢家，又不能接受失败，因此，结果必然是维持垄断、保护落后，造就“僵尸企业”，最终造成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激励的伤害。

一旦由于政策失误，把经济增长的自然减速转变为长期停滞，在缺乏良好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则会导致寻租行为泛滥，资源和收入分配朝着不合理差距扩大的方向变化，不可避免要形成不公正和不均等的利益格局。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没有蛋糕增量，已有的蛋糕分配格局与既得利益集团密不可分的情况下，政治家对再分配的承诺根本无从兑现，社会政策陷入民粹主义泥淖。随着不平等分配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越来越显著，获益者对于改革的抵制愈益强大，导致体制的固化和既得利益的刚性化，积重难返（Dornbusch and Edwards, 1989）。正如西谚所说：“坏事连成串，皆因一根钉（all for the want of a horseshoe nail）”，中等收入陷阱及其诸种难以摆脱的难题，通常起源于经济增长减速后的不当政策措施。因此，面对经济增长减速，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和政策应对，以防微杜渐。

迄今为止，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研究者尚不懂得人口红利消失导致潜在增长率降低的原理，误以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是需求不足所导致，因此热衷于采用产业政策，并积极寻求中央政府实施投资主导型的区域发展战略和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达到拉动投资需求的目的。因这种政策倾向而产生的地方政府举债现象，以及产能过剩现象已经愈演愈烈。其实，从历史教训看，地方债务和产能过剩还算不上是最大的风险。日本的惨痛教训表明，过剩的流动性最终必然流向非生产性或者投机性投资场所，如理财业、房地产业和海外不动产投资等，形成更加危险的泡沫经济。日本的泡沫破灭之后，陷入“失去的20年”。

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2012年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74（国家统计局，2013）。如果把因资源占有不平等所导致的财产性收入，特别是一些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的灰色收入考虑在内的话，收入不均等的程度可能还要高得多（王小鲁，2011）。由于在这一收入分配格局背后，是一系列体制因素造成的资源分配机制的不规范和不透明，因此，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必须从推进深层改革入手，从体制和机制上打破既得利益格局。

在着手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消除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格局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正确应对经济增长的减速，确保蛋糕仍在继续做大。下面，我们看一看在中国经济所处的这个发展阶段上，应该从何处着眼，才能避免一发而不可收拾的经济崩溃和停滞。如图2所示，在经济发展阶段到达L点（刘易斯转折点）之前，资本报酬和投资回报都保持在R的不变水平上，即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前，剩余劳动力得到不断释放和吸收的过程中，不会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现象，投资回报率也不会降低。而在L点之后，随着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发生，一个自然的趋势，就是资本边际报酬和投资回报沿着R0R1的轨迹下降。然而，在把资本报酬和投资回报分开考察的情况下，从图中可以看到，有两个途径可以分别阻止或延缓两者的降低。第一条途径，凡是能够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做法，都可以把资本边际报酬递减的进程放缓，在图中用R0R2的变化轨迹表示。例如，由于在城市缺乏稳定就业和居住预期，不能享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被人为抑低，因此，推进户籍制度的实质性改革，就可以直接起到延长人口红利、延缓资本报酬递减的作用（Cai and Lu, 2013）。

然而，二元经济发展时期终究要完结，新古典增长阶段正是任何后起国家所要达到的目的地。所以，资本报酬递减终究不可避免，保持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则在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此为填补资本报酬递减所造成的缺口阻碍投资回报率下降的途径。换句话说，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阻止资本边际报酬降低，而是抵消后者造成的投资回报率下降效果，保持经济增长。这个效应在图中表示为R0R3的变化轨迹，直至经济发展到达其商业化点（图中由C代表），经济增长就完全转变为新古典类型，唯一支撑投资回报率的因素就是生产率的提高。

五、S类型增长及其可持续源泉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旦跨越刘易斯转折点，并且进一步到达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劳动生产力相等的商业化点之后，其经济增长便属于索洛所定义的新古典类型。在这个主流经济学家倾全力关注的S类型经济增长中，劳动力被假设为是短缺的。虽然由于劳动力素质不断改进，资本劳动比仍然可以合理地提高，但是，因资本积累而持续增加的投资，终究会在某一点上遭遇报酬递减现象。所以，一个经济体在接近新古典状态的过程中，必然经历显著的增长减速（Eichengreen et al., 2011）。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索洛式的新古典经济状态并不是远离风险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导致在新古典状态下发生经济增长风险的事物一般包括：竞争力会在国家和地区之间消长，经济周期的发生终究也不可避免，社会保险项目特别是公共养老保险项目，在许多国家遭遇到可持续性危机。具体的经验和教训则有诸如日本式的“高收入陷阱”并导致“失去的20年”，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造成的各国低增长、高失业和财政的不可持续，以及在美国经常存在的金融风险和无就业复苏。此外，几乎在所有成熟的制度形式上都存在着旷日持久的争论，莫衷一是。如更加推崇经济的自由放任，还是更加强调政府干预，社会保护和劳动力市场制度是否必要，或者是否造成效率的损失，金融市场应不应该加强监管，等等。不过，经济研究成果对于S类型经济增长形成了一些共识，可以为中国这样向新古典增长阶段转变的经济体提供关于经济增长源泉和制度建设的借鉴。

首先，新古典增长并非一种稳定均衡，而是存在诸多的不均衡状态，由不均衡趋近于均衡的过程充满创造性破坏，就形成提高生产率的机会窗口。因此，新古典增长也是一个熊彼特式的创新过程。例如，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像美国这样的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企业的部门进入和退出、成长和消亡，形成一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产生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其所能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占到全部生产率进步的30%-50%（Foster et al., 2008）。正因此如此，才有所谓的报酬递增现象的存在。

其次，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企业是在新生、成长、生存、死亡之中竞争存在的，相应地，劳动者也会不时遭遇到周期性、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的困扰。特别是，当技术变化速度很快，恰好也是熊彼特式的创新发生的时候，对于很多技能无法顺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劳动者，需要受到一个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因此，包括劳动力市场制度和社会保险体系在内的社会保护机制，终究是不可或缺的。事实证明，伴随着从低收入阶段跨入中等收入阶段和高收入阶段，各国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与此相关的制度建设（Freeman, 1993）。

最后，虽然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确定并无一定之规，与此相关的理论争论旷日持久，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但是，一般来说，按照公共品与私人产品性质来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为处理两者关系及界定各自职能的主流做法。刘易斯曾经不无迷茫地指出一个事实：“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阿瑟刘易斯，1994）。这个“刘易斯悖论”所蕴含的意思是，在做多做少上面做文章，已经没有出路。结合理论进展以及各国经济发展实践，越来越多的共识是，摒弃纠结于政府做“多”与做“少”之间的刘易斯悖论，而着眼于更好地界定政府应该“做什么”与“不做什么”。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比较清晰的情况下，进一步探索“怎么做”的次级问题。即政府必须履行的职能是防止各种垄断行为，保护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充分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和劳动力市场制度；针对直接经济活动，政府也需要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实施产业政策中，政府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参与经济过程，杜绝对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防止对不同经营主体歧视性待遇；政府在推动必要的制度改革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中国经济终究要进入一个新古典增长阶段，一方面，将面临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同的问题，如必须探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路径，才可能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也仍然会面临诸多独特的挑战，如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特征，不仅给中国带来特别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也将以不同的形式被带入更高的发展阶段，给新古典阶段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打上特殊的烙印。

六、结语

从一个相当长期的世界经济史跨度出发，人类所经历过并在各国分别正在经历的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具有本质上相异的自身特征，经济激励和增长源泉不尽相同，所产生的对制度和政策的需求也大相径庭，但是，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联系，完全可以并且应该用一个统一的经济理论框架予以解释。例如，人类所经历的贫困、赶超和富裕这几种经济状态，停滞、起飞、高速和高稳态下的低速等几种增长状态，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技术与制度创新以及生产率提高等经济增长动态，都可以为这个框架所兼收并蓄。这样，就可以赋予长期以来碎片化和形式化特征的各种经济发展理论流派以崭新的却守土有责的解释力。

更重要的，也是本文的目的，便是用一个具有一致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并展望未来。从相当长的历史视野来看，中国已经经历过四种增长类型中的前三个过程。而且，中国是以世界经济中的显著关注度经历了这些发展阶段的变化，不仅有着关于经验、教训、借鉴和启发的丰富素材，而且以其迅速的变化率提供了观察的便利。这样，我们得以利用更具备可用性的理论武器和得天独厚的发展历程，升华中国经验，把迄今为止的“自为”行为变成“自觉”行动，增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自信，增进对于未来挑战的认识，与此同时，也对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做出中国经济学家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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