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南宋诗人的宗唐情结

因“靖康之变”而偏安于今浙江杭州的南宋王朝，虽然只有150年左右（1127—1279）的历史，且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均不可与北宋时期相提并论，但于文学方面却是名家辈出，佳作如林，成就卓然。仅就诗歌而言，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的陆游、范成大、杨万里、尤袤四人，就各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为这一时期的诗歌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其后，四灵诗派、江湖诗派，遗民诗派，以及爱国诗派等一个个诗人群体接踵而起，这些诗派与“中兴四大诗人”前后相续，既互为影响，又特色各具，而使得南宋诗国的天空光彩夺目，一片璀璨。所以，南宋诗歌之于北宋诗歌，如同先秦时期的诗经与楚辞一般，是文学史上的又一次双峰并峙。

南宋诗人虽然在其诗的国度里取得了足可与北宋诗坛相抗衡的业绩，并以之推动着当时诗歌的向前发展，但纵观其150年的发展史，却历史地存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这就是诗人们因对唐诗的崇尚而构成的挥之不去的宗唐情结。正因此，南宋诗人之尊崇唐人唐诗，无论是在理论认识抑或诗歌创作方面，都较北宋诗人更为鲜明与更为强烈，而且，其宗唐的针对性，也较北宋诗人更为明显与更为具体。这一实况所反映的，不仅是唐诗魅力的永久性，更在于南宋诗人对待唐诗这一艺术高峰的态度问题，即其对于唐诗典范的崇拜，乃是重在选择的，也即是先精神（思想）而后艺术的。而此，也是为什么“千家注杜”始于北宋而繁荣昌盛于南宋的原因之所在。此则表明，南宋诗人的“善学唐”（黄宗羲语）已进入了一个更为成熟的阶段。当然，南宋诗人的“善学唐”，也并非是仅仅局限于诗圣杜甫一人的，而是博采众家而又形式各别的，如江湖诗派之钟情于晚唐诗人，即为其一。而且，南宋诗人在师学唐人唐诗方面，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一、千家注杜之与以杜甫为师

文学史上的“千家注杜”，是宋代文学家系统阐释与具体接受唐诗个案的一个光辉典范，其之存在，不仅标志着杜甫其人其诗在赵宋时期的被尊崇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也是对当时学术文化建设所作出的一大贡献。据现有资料的记载可知，“千家注杜”的盛况，大约兴起于北宋宋仁宗（1023—1063）前后，于南宋宋孝宗（1163—1189）时期则形成高潮，至刘辰翁生活的宋末元初（1232—1298）之际，其兴旺之势依然不曾消减。正因此，元好问即据以提出了“杜诗学”这一概念，并写下了杜甫研究史上著名的《杜诗学引》一文，其中有云：“子美之《传》、《志》、《年谱》及唐以来论子美者在焉。”[1]据此可知，元好问所说的“杜诗学”，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关于杜甫的传记、生平行事、年谱类的考察；其二是关于杜甫作品类的研究，如对诗文的辑补、校勘、编年、笺注等。而南宋时期“千家注杜”的成果，所体现者亦正是表现在这两个方面。现存南宋成就最大而又为后世多所称引的“杜诗学”著作，主要有《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五十二卷[2]、郭知达《杜工部诗集注》三十六卷、黄希、黄鹤《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三十六卷、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五十卷、方深道《诸家老杜诗评》五卷等。这些“杜诗学”著作在当时的先后问世，无论是就诗学理论的建构以论，抑或创作实践的总结而言，其于南宋诗人的学杜，显然都是具有指导性价值与引领性意义的。正因此，才出现了“天下以杜甫为师”[3]的师学局面。

从“善学唐”的角度进行审视，北宋诗人对于杜甫其人其诗的师学，不仅是由初期而至晚期，而且在当时还形成了一种风气，其中如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黄庭坚等人的诗歌，就都与一部杜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江西诗派所奉行的“一祖三宗”之说，就更是将师学杜甫其人其诗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总的方面讲，北宋诗人的学杜，虽然名家众多，且各有所别，但其大都是在“句法”、“声律”等创作经验方面进行仿学与借鉴，这从强幼安《唐子西语录》载王安石“得子美句法”[4]，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言黄庭坚“学老杜所谓拗字吴体格”[5]，以及黄庭坚《答王子飞书》记述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云云，即可窥其一斑[6]。而南宋诗人则不然。南宋诗人由于“靖康耻”的社会现实原因，所以其之学杜，主要注重的是杜甫诗歌的“诗史”特质，这从黄鹤父子之《黄氏补千家集注杜工部诗史》一书的书名，即可获其大概。在杜诗学史上，最早将杜甫诗歌称之为“诗史”者，是唐人孟棨的《本事诗》，其云：“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7]至南宋，言杜甫诗歌为“诗史”者，则有《蔡宽夫诗话》、《西清诗话》、《庚溪诗话》等，其中，又以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子美》之所言，最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其云：“杜陵老布衣，饥走半天下。作诗千万篇，一一干教化。是时唐室卑，四海事戎马。爱君爱国心，愤发几悲咤。孤忠无与施，但以佳句写。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笔端笼万物，天地入陶治，岂徒号诗史，诚足继风雅。”[8]在李纲看来，杜甫诗歌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融诗人自身经历于“爱君爱国”之中，二是其“诚足继风雅”的艺术精神，或者说为其“风骚到屈宋，丽则凌鲍谢”之集大成的艺术形式。而前者，即是导致文天祥在“狱中集杜诗二百首”的关键所在。对此，其《集杜诗自序》已曾透露出了这一信息：“昔人评杜诗为诗史，盖以其咏歌之辞，寓纪载之实；而抑扬褒贬之意，灿然于其中，虽谓之史可也。予所集杜诗，自余颠沛以来，世变人事，概见于此矣，是非有意之为诗者也，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9]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文天祥之所以在狱中“集杜诗”者，盖乃欲以诗的形式，将其自“颠沛以来”之“世变人事”进行记录，以备“后之良史尚庶几有考焉”，即以补史之所阙。至于其感时伤事、忧国忧民之思想，则可于《读杜诗》一诗中窥其大概，是诗云：“平生踪迹只奔波，偏是文章被折磨。耳想杜鹃心事苦，眼看胡马泪眼多。千年夔峡有诗在，一夜耒江如酒何。黄土一丘随处是，故乡归骨任蹉跎。”[10]其所勾画者，虽然为杜甫一生之奔波，但诗人的形象亦寓其中。且此诗在精神、风格方面，亦与杜诗相类似。

在南宋诗人中，如李纲、文天祥之尊仰杜甫其人其诗者，尚有由北宋而南宋的陈与义、吕本中，以及陆游、范成大、戴复古、谢枋得、林景熙、汪元量等人，其中又以吕本中、陆游为最。吕本中学杜，可以其《还韩城》、《丁未二月上旬日》、《兵乱后杂诗》等为代表。《兵乱后杂诗》共五首，这组诗写于金兵攻陷汴京，宋徽宗、宋钦宗被掳北去之后，时作者回到故都，目睹其悲惨景象而作，是典型的“诗史”之类的作品，所以纪昀于《瀛奎律髓》卷三十二认为：“五首全摹老杜，形模亦略似之。” [11] “全摹老杜”四字，正道出了吕本中与杜诗的关系。陆游之学杜，主要在于深得杜诗之精神，即重在以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去抒写其“爱君忧国之诚”，对此，一部《剑南诗集》即足以说明之。而吴之振《宋诗钞·剑南诗钞》所撰陆游小传之载，又可为之佐证，其云：“宋诗大半从少陵分支，故山谷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此为苏轼《次韵孙毅甫集古人句见赠》中的两句诗，吴之振作“山谷云”者，当系其误记所致——引者注）若放翁者，不宁皮骨，盖得其心矣。所谓爱君忧国之诚，见乎辞者，每饭不忘。故其诗浩瀚崒嵂，自有神合。”[12]其中的“爱君忧国”、“每饭不忘”云云，即为陆游师学杜甫其人其诗的一种必然结果。而此，则正是诗人“永怀杜拾遗”（《秋怀十首以竹药闭深院琴樽开小轩为韵》）的核心之所在。

着眼于杜诗集大成的艺术形式进行师法者，南宋诗人中则有朱熹、刘克庄等人。作为理学家的朱熹，尽管曾经说过“作诗先用看李杜，如士人治本经”[13]一类的话，即认为“李杜在诗国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典范地位”[14]，但其之学杜，却主要是在艺术形式或者说创作经验方面，这从其认为 “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横逆不可当”[15]云云，即可窥见一斑。刘克庄是江湖诗派中少有的一位高官诗人，虽然写过《北来人》、《筑城行》之类关于民生疾苦的诗篇，但其之学杜，亦主要是在艺术层面中讨生活，对此，张瑞君《刘克庄与唐诗》[16]一文已进行了具体论述，读者自可参看，此不赘述。

二、诗话之唐诗创作经验总结

在南宋文学史上，与“千家注杜”景观互为辉映的，是既姹紫嫣红而又热闹非凡的诗话写作。诗话作为赵宋时期诗歌批评的一种新样式，虽然始于北宋欧阳修的《六一诗话》，但其之繁荣昌盛与“千家注杜”一样，即都是在南宋时期。在南宋150年的历史上，当时的诗话家究竟撰写了多少种诗话，这是迄今为止谁也难以说清楚的。据郭绍虞《宋诗话考》，现存宋人诗话之完整者有40馀种，其它为90馀种（指非完整者或有佚文而未及辑集与仅知其目者等），二者共计130馀种。而何文焕《历代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三书，则共录载了29种南宋人的诗话，若以此再加上三种带有汇编性质的大型诗话（即阮阅《诗话总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则南宋诗话至少乃在32种以上。藉此，即可见出南宋人对于诗话写作的热情程度之一斑。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诗话中，其作者又几乎都是诗人，且不乏名家里手，如《诚斋诗话》的作者杨万里、《紫微诗话》的作者吕本中、《白石道人诗说》的作者姜夔、《岁寒堂诗话》的作者张戒、《后村诗话》的作者刘克庄等人，就都是一些活跃于南宋诗坛且成就卓著的诗家射雕手。而且，这些射雕手又几乎都是将唐诗当作其师学的典范以待的，因此，他们于各自诗话中对唐诗所作的种种评说，如或阐述诗歌理论，或品评诗人诗作，或比较诗句优劣，等等，就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一个诗话批评的核心问题，即对唐代诗人创作经验予以总结。而当这些为其所总结的创作经验，一经付梓传世之后，对于那些以宗唐为创作时尚的诗人来说，显然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而且其对于促进南宋诗歌的繁荣与发展，也是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的。而或此或彼，均反映了南宋诗话与当时诗坛宗唐关系之非同一般。

从对唐诗创作经验的总结方面言，南宋诗话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其一是属于综合性范畴的宏观论述，其二为就具体作法所进行的种种例说。前者的宏观论述，既有属于整体性也即就整个唐诗而言的，也有以具体诗人为例进行论说的，而后者即对具体作法的例说，则是由评点与比较两者所构成的，所以从总的方面讲，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乃为其总的特点。为便于认识，这里以何文焕《历代诗话》、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所收录的28种诗话为据，对其中所涉及的唐诗之创作经验，特作简要观照如次。

（一）属于综合性范畴的宏观论述。所谓宏观论述，主要是指诗话作者就唐诗中的某一文学现象或者某一艺术形式所发表的认识与见解，前者如《竹坡诗话》之“唐人作乐府者甚多，当以张文昌第一”[17]，《彦周诗话》之“联句之盛，退之东野李下封也”[18]，即为其例。后者则有《石林诗话》之所载：“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纡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灌影动摇’等句之后，尝恨无可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诗》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语远而体大也。”[19] 这三例之所言，均属从大处着眼，分别就存在于唐诗中的乐府、联句、七言律诗等创作实况进行了简要评说，既立说公允，又启人思路。而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之所载，则更是这方面的代表，其中如“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盛唐人有似粗而非粗处，有似拙而非拙处”、“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等等[20]，于“善学唐”者而言，乃是极具认识价值的。

而在南宋诗话中，更多的宏观论述，则是针对某一诗人诗歌所进行的总体性品评。如《韵语阳秋》卷十二：“李白跌宕不羁，锺情于花酒风月则有矣，而肯自缚于枯禅，则知淡泊之味贤于啖炙远矣。”[21]这则文字中的“跌宕不羁”四字，既为李白的性格特点之写照，又可藉之以窥其诗歌风格之一斑，其于宗唐者更进一步认识李白其人其诗，无疑是颇具助益的。再如《庚溪诗话》卷上之论杜甫诗：“少陵诗非特纪事，至于都邑所出，土地所生，物之有无贵贱，亦时见于吟咏。”[22]又《藏海诗话》云：“杜诗叙年谱，得以考其辞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致此。如说华丽平淡，此是造语也。方少则华丽，年加长渐入平淡也。”[23]这两则文字的评说，前者言杜甫诗歌题材的广泛性，后者谈杜甫少、壮、老各期诗风的变化，均各具特点，于师学杜诗者可收茅塞顿开之效。南宋诗话中类似的论述，尚有从比较的角度将几位唐代诗人进行比观者，亦有将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进行比较者。前者如《临汉隐居诗话》：“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近，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24]又《岁寒堂诗话》卷上：“韦苏州律诗似古，刘随州古诗似律，大抵下李杜韩退之一等，便不能弃。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25]后者如《艇斋诗话》：“绝句之妙，唐则杜牧之，本朝则荆公，此二人而已。”[26]又上引《庚溪诗话》卷下：“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自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27]这说明，南宋诗话中的此类述评，其形式乃是多种多样的。

（二）对唐代诗人具体作法的例说。综观《历代诗话》与《历代诗话续编》所著录的28种南宋诗话，其中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每种诗话都对唐宋诗人的作诗之法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关注。这一事实的存在，表明了南宋诗话对于唐人的作诗之法乃是甚为重视的，而《沧浪诗话》专设“诗法”的举措，又可对此佐证。注重对唐代诗人具体作法的例说与总结，既是南宋诗话表现在题材内容方面的一大特色，也是诗话作者“善学唐”的一种具体反映。为便于对南宋诗话中的这一特点进行把握与认识，下面以杨万里《诚斋诗话》、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例，略作论析。

杨万里（1127—1206）之于南宋诗坛，不仅以“活法”进行诗歌创作而著称，而且还写下了为数甚多的论诗诗，其中如《读唐人及半山诗》、《跋徐恭仲省干近诗三首》、《跋陆务观剑南诗稿二首》、《和李天麟二首》、《读笠泽丛书三绝》、《和段季承左藏惠四绝句》等，就为历代诗论家多所称道。这说明，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是十分重视写诗之技法的。正因此，其于《诚斋诗话》中对唐人的作诗之法予以评说，也就自在情理之中。《诚斋诗话》全书约14000字，所言及的诗人诗作虽然由东晋而南宋初期，但重点则是北宋的诗人诗歌，其中属于唐人唐诗者仅为28则（该书共著录诗话72则）。在这28则诗话中，作者依序先后论及唐人的作诗之法者，主要有“句有偶似古人者”，宋人化用唐人诗句，“李太白诗体”，“杜子美诗体”，“律诗落句”，“诗有一句七言而三意者”，“诗有惊人句”，“褒颂功德五言长韵律诗，最要典雅重大”，诗要“好色而不淫”，“唐律七言八句”，“倒语为诗家妙法”，“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诗”，“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五七字绝句”、“五言长韵古诗”、诗用前人文章语、“诗有实字而善用之”，杜甫、韩愈诗“以故为新，夺胎换骨”，“白居易诗以花比美妇人”，等等。其所论及的范围之广泛，作诗方法之多样，藉此即可见其端倪。而杨万里于《诚斋诗话》中对这些作法所进行的种种评说，对于那些“初学诗者”乃至宗唐的诗人而言，无疑是可使其收事半功倍之效的。

张戒《岁寒堂诗话》由上下两卷构成，上卷著录诗话36则，下卷为对杜甫诗歌的专题讨论，有评论33则，所涉杜诗为整50首。这88则诗话，或综论，或比较，或例说，所言属于唐人或唐诗之创作经验者，有30馀则。而在这30馀则诗话中，举凡与诗歌创作相关的气格、典故、用韵、声律、句法、章法等，作者着眼于唐诗实例的角度，均对其进行了品评与例说。如其云：“王介甫只知巧语之为诗，而不知拙语亦诗也。山谷只知奇语之为诗，而不知常语亦诗也。欧阳公专以快意为主，苏端明诗专以刻意为工，李义山只知有金玉龙凤，杜牧之诗只知有绮罗脂粉，李长吉诗只知有花草蜂蝶，而不知世间一切皆诗也。惟杜子美则不然，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故曰‘吟多意有馀’，又曰‘诗尽人间兴’，诚哉是言。”[28] 这段文字之所论，虽然涉及了王安石、黄庭坚、欧阳修、苏端明、李义山、杜牧、李贺、杜甫等八位唐宋诗人，并着眼于“巧语”与“快语”、“奇语”与“常语”，以及“快意”、“刻意”、“金玉龙凤”、“绮罗脂粉”、“花草蜂蝶”等进行了比较与例说，但作者重在突出杜甫诗歌“世间一切皆诗”的特点之意，则是甚为明显的。而所谓“世间一切皆诗”，从文学写作学的角度讲，其所指实际上就是作家如何选取材料与运用材料的问题。张戒在这一则诗话中，针对材料的取舍问题，以杜诗进行例说，并作出了世间的“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皆可入诗的结论，实堪称道。张戒的这种例说，显然是有助于尊仰杜甫或宗唐者对杜甫创作经验的认识与借鉴的。

三、南宋诗歌的宗唐艺术实践

无论是因“千家注杜”而导致的“以杜甫为师”，抑或是于诗话中对唐人创作经验的总结等，南宋诗人如此而为的最终目的，从艺术实践的角度讲，都是为了更有利于时人与后人的诗歌创作。就时人即南宋诗人而言，其所表现在诗歌创作中的宗唐艺术实践，虽然大都是因人而异，且各具特点，但综而观之，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窥获之。

其一为化用或引用唐人诗句。南宋诗人于诗歌创作中，或化用唐人诗句，或引用唐人诗句的成句，乃成为了其表现在诗歌艺术实践中的一种时尚。这是因为，在150年的南宋诗坛上，活跃于当时的诗人们几乎都有这种雅好，即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大都喜欢化唐人诗句以为己用。正因此，存在于南宋诗歌中的这种“唐诗因子”，乃比比皆是。而且，其在形式方面也是多种多样的。为便于对此之把握，这里举三种类型之例以窥一斑。

（一）化用唐人诗句。此等诗例，在南宋诗人的诗集中特多。如吕本中《春日即事》：“乱蝶狂蜂俱有意，免葵燕麦自无知。”前句是对李商隐《二月二日》化用的结果，李商隐是诗有云：“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其所化用者即为后者。吕本中又有《兵乱后杂诗》一首，其中有云：“云路惭高鸟，渊潜羡巨鱼。”此乃变化杜甫《中宵》之“择木知幽鸟，潜伏想巨鱼”而成。又王庭珪《和周秀实田家行》：“向来辛苦躬锄荒，剜肌不补眼下疮。”这是化用聂夷中《伤田家》之名句“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所致。王庭珪《和周秀实田家行》又有云：“便令壮士挽天河，不使腥膻汗后土。”这两句是化用杜甫《洗兵马》中的“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而成，并反用其意。又如杨万里《闲居初夏午睡起》：“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其中的后七字，即是化用白居易《前日〈别柳枝〉绝句，梦得继和，又复继答》一诗中的句子。白诗为：“谁能更学孩童戏，闲逐儿童捉柳花。”又陆游《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谁言铁衣冷彻骨，感义怀恩如挟纩。”第一句是化用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之“都护铁衣冷难著”而成。又文天祥《发通州》：“白骨丛中过一春，东将入海避风尘。”后句是对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之“东将入海随烟雾”的化用。类此者，文天祥集中还有《生日和谢爱生长句》、《出真州》等诗，如后者有云：“赖有使君知义者，人方欲杀我犹怜。”此乃化用杜甫《不见》中之“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而成。凡此种种，在南宋诗人的诗歌歌中乃甚多，兹不具举。

（二）袭用唐诗成句。这类形式存在着两种情况，一是集唐人诗句而成一首诗，一是为了意境的创造等方面的原因而化用唐人诗句且一字不易，这里仅例举后者。如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千里稻花应秀色，五更桐叶最佳音。”前句乃是照搬晚唐诗人殷尧藩《喜雨》的第七句：“千里稻花应秀色”。又尤袤《淮民谣》：“谁谓天地宽，一身无所依。”前句“谁谓天地宽”五字，乃是袭用孟郊《赠别崔纯亮》第四句“谁谓天地宽”而成。又徐照《促促词》：“促促复促促，东家欢欲歌，西家悲欲哭。”徐照这三句诗虽然是化用张籍的《促促词》而成，但徐诗的第一句却用的是张诗原句，即其亦属袭用唐诗成句之例。又叶绍翁《游园不值》：“满园春色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后句是袭用吴融《途中见杏花》的第一句“一枝红杏出墙头”，而稍有改变。

（三）一联化用两人诗或两首诗。此种化用之法，所表明的是化用者对唐人诗歌的相当熟悉，以及对被化用者在艺术特点等方面的深为了解。先看一联化用两人诗者。如由北宋而南宋的陈与义之《伤春》：“孤臣霜发三千丈，每岁烟花一万重。”这两句分别化用了李白与杜甫的诗句。李白《秋浦歌》其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杜甫《伤春》其一：“关塞三千里，烟花一万重。”作者各取其中一句，并皆于开头增加两字，而使之成为了自己的诗句。再看一联化用两人诗者。此等诗例，则有曾几《苏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苏喜而有作》一诗，其中有云：“不愁屋漏床床湿，且喜溪流岸岸深。”这两句分别化用的是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与《春日江村》中的诗句，前诗之句为“床床屋漏无干处”七字，后诗之句则为“春流岸岸深”五字。而文天祥《正气歌》之对唐诗句的化用，亦与曾几是诗完全相同。其有云：“阴房阒鬼火，春院閟天黑。”前句乃出自杜甫《玉华宫》之“阴房鬼火青”五字，后句则是化用杜甫《大云寺赞公房》之“天黑閟春院”而成。此则表明，文天祥与曾几在宗唐方面，都是以杜甫其人其诗为其师学对象的

其二是仿效唐人诗体以进行创作。 宋人论唐诗，与时人论宋词一样，即多喜以“体”称之，论词者如“易安体”、“白石体”、“稼轩体”等，即皆是如此，而论诗者则有“少陵体”、“太白体”等与之相类。按宋人眼中的所谓唐人“诗体”，其实就是针对唐代诗人的诗歌风格而言的，对此，严羽《沧浪诗话》中的“诗体”即已明言之。严羽在其该“诗体”中论及唐诗之“体”时，既有着眼于“时”的，又有立足于“人”的，更有以字数、声律等为立说依据的，真可称得上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其在以“人”而论“诗体”者，乃说：“以人而论，则有……沈宋体（佺期、之问），陈拾遗体（陈子昂），王、杨、卢、骆体（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张曲江体（始兴文献公九龄），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高常侍适），孟浩然体，岑嘉州体（岑参），王右丞体（王维），韦苏州体（韦应物），韩昌黎体，柳子厚体，韦柳体（苏州与仪曹合言之），李长吉体，李商隐体（即‘西崑体’也），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一也），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谓乐府之体同也），贾浪仙体，孟东野体，杜荀鹤体。”[29]严羽的这种“诗体”认识，实际上所代表的乃是南宋诗人的一种普遍看法，这是因为，南宋诗人在师学与模仿唐代诗人的诗歌风格以进行创作时，几乎都是于诗题中以“××体”相称的。如程俱《自宽吟戏效白乐天体》、《和白乐天二首写怀仍效其体》，周必大《己丑二月十日雨中读汉元帝纪效乐天体》，陆游《小舟过吉泽效王右丞体》，唐庚《采藤曲效王建体》，范浚《同伯通端杲侄效卢仝体》、《三月二十六日夜同端臣端杲观异书效李长吉体》、《四月十六日同弟侄效李长吉体分韵得省字》，谢翱《效孟郊体》等，即皆为例。而徐吉《李太白杂言》、范成大《续长恨歌三首》所仿效者，自然是“李太白体”与“白乐天体”。此外，范成大集中还有如《初入峡山效孟东野》这样于诗题中明显冠有唐人姓名的诗。上述这种创作现象的存在，不仅表明了南宋诗人之于唐代某些诗人的诗歌风格，乃是了然于胸的，而且也是南宋诗人于艺术实践中“善学唐”的最好见证。所以，南宋诗人凡以唐诗人姓名之“体“如“卢仝体”、“白乐天体”、“元白体”等进行创作时，其诗在语言、风格等艺术形式方面，与所述仿效“体”之诗人诗歌的语言、风格等艺术形式甚为相似，则是不言而喻的。

其三即对“次韵”诗创作的继承与发展。“次韵”诗亦称“步韵”诗，其兴起于中唐元稹、白居易时期，中经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推波助澜，而蔚为大观。北宋诗人受晚唐的这股唱和之风的影响，而使次韵诗的创作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高潮，这从苏轼集中“次韵几三之一”[30]者即可获得证实。苏轼对次韵诗的如此雅好，其实也是他“善学唐”的一种必然结果。由北宋而南宋，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虽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诗人们对次韵诗的创作热情却并未因此消歇，而是一如北宋诗人那样在其中讨生活。对此，我们可从《宋诗钞》中与此相关的一组数据来进行具体认识。据我对《宋诗钞》的手工检索可知，是《钞》著录南宋诗人之诗集（由王炎《双溪集》至朱淑真《断肠集》）凡62家，其中缺诗集者8家，实际著录诗集为54家。在这54人的诗集中，无次韵诗（含“和诗”、“分韵”、“再韵”，下同）之作者，仅为叶适、徐照、戴敏、郑震4人，即有整50位诗人介入了次韵诗的创作行列。其中，创作了10首以上次韵诗的诗人有15人，以数量为序其具体为：朱熹93首、杨万里76首、周必大41首、刘克庄38首、方岳37首、范成大35首、惠洪29首、汪元量22首、僧道潜22首、程俱21首、陈傅良20首、王庭珪20首、张元干18首、何桂梦15首、刘子翚10首。这一数据虽然有可能不够准确，但我们却从中乃可获知，南宋诗人之于次韵诗的热衷程度，乃是并不亚于北宋诗人的。而且，南宋次韵诗既有多种类型的“次韵”组诗，也有依序唱和的次韵之作，前者如范大《次韵平江韩子师侍郎见寄三首》、汪元量《杭州杂诗和林石田二十一首》等即为其例；后者则有如刘克庄《次韵实之春日》、《再和》、《三和》、《四和》、《五和》、《六和》之系列唱和，以及周必大的《再次韵》、《三次韵》、《四次韵》、《五次韵》等。这种情况表明，在次韵诗的形式方面，南宋次韵诗较之北宋次韵诗是要明显丰富许多的。而此，即构成了南宋诗人宗唐艺术实践的又一具体反映。

注释：

[1]元好问《杜诗学引》，《元好问全集》卷三十八（下册），山西人民出版1990年版。第24页—第25页。

[2]关于赵次公笺注杜诗集本之名，历代著述言之者乃甚夥，如“赵次公《注杜诗》”、“《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杜工部古诗近体先后并解”、“赵次公注杜甫集”、“杜诗先后解”等，而所署卷数亦颇异。本文所著录者，系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林继中辑校本《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而为，该书凡六帙五十二卷，特此说明。

[3]叶适《徐师远文集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5页。

[4]强幼安《唐子西文录》，《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45页。

[5]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五，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3页。

[6]关于北宋诗人对杜甫其人其诗的学习，虽然也有不着眼于创作经验者，或二者兼而为之者（如王安石即为其一，具体可参见其《杜甫画象》一诗），但从诗歌的社会内容方面学习杜诗者，毕竟不为其主流，故本文对此不予讨论。

[7]孟棨《本事诗·高逸第三》，《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5页。

[8]李纲《读四家诗选四首·子美》，《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76页。

[9]文天祥《集杜诗自序》，陶秋英编选《宋金元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8页。

[10]文天祥《读杜诗》，《文天祥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15页。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三十二纪昀批语，中国书店1990影印本。第2页。

[12]吴之振《宋诗钞·剑南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19页。

[13]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33页。

[14]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第四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9页。

[15]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四○，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324页、第3326页。

[16]张瑞君《刘克庄与唐诗》，《南宋江湖派研究·附录》，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162页—第174页。

[17]周紫芝《竹坡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4页。

[18]许顗《彦周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7页。

[19]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32页。

[20]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95页。

[21]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二，《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76页。

[22]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7页。

[23]吴可《海藏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8页。

[24]魏泰《临汉隐居诗话》，《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6页。

[25]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1页。

[26]曾季狸《艇斋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99页。

[27]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2页。

[28]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64页。

[29]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89页。

[30]王若虚《滹南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15页。

（本文原载黄山书社2011年版《宋金元诗通论》第一章第二节，第16—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