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水浒传》中梁山招安一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宋朝在反恐一事上，采取的多是模糊态度，既不大力打击和阻止，又不大力推崇和强制。
简单来说，就是对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行造反之事的恐怖组织，给予坚决的打击清理，但教派可以留存下来，比如当年盛行于东南地区的“吃菜事魔教”就是这当中的典型。
吃菜事魔，就是“一人为魔头，结党事之”的意思。当时主要的宗教代表有金刚禅、明教、白云宗、白莲宗、白衣道等等，这其中又以明教最盛。这些教派组织完备，笼络了大批的信众，非常符合恐怖组织的特点。
当年方腊就是依靠这样的方式搞武装暴动的，结果朝廷在镇压了之后，却并未废除该教，而是采取了宽大怀柔的政策。
叛乱镇压后，一起被押往汴京的共有39人，除了方腊被杀外，其余人全都活了下来。宋徽宗是这样说的：“今后百姓不得妄立名色，自称道民，结集徒党。严切晓谕，各令四散着业。”意思就是说，百姓信教可以，但不能大张旗鼓，只要听话，别闹事，其他的一切既往不咎。
其实当时方腊，皇帝也是不想杀的，怪就怪他自己嘴犟。据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记载，当时宋徽宗对方腊说：“我以文治，使天下盛，你为何还要反我？只要你认罪，便可不杀你。”结果方腊不但不认罪，反而还叫嚣说：“我只知世间有明尊，明尊以下，皇帝人人可做。”最后，宋徽宗不得已，这才杀了他。
还有一个故事也能说明这点。
北宋中期，有人告状说，有上千名妖人聚集在蔡州确山，可能要搞事，朝廷立马就派宦官前去抓捕主犯。到了蔡州，宦官要调地方兵前去抓人，你猜蔡州的知州吴育是咋办的？他问：“使者欲得妖人还报邪？”宦官回到：“然。”吴育接着说：“育在此，虽不敏，聚千人境内，毋容不知。此特乡民用浮图法相聚，以利财钱尔，一弓手召之，可致也。今以兵往，人相惊疑，请留毋往。”后来很快就“召十人者至，械送阙下，皆无罪释之。而告者伏辜”。
可见当时官员对这类事件多是宽容的，抓到后最多打几下屁股就放回家了，可对于告密者，却是严惩，想来也是难以理解。
问题来了，现在各国反恐，只要抓到恐怖组织的人，无一不采用严刑峻法，可为何宋朝政府却反其道而行呢？仅是将主犯刺配、从犯编管而已，根本就不动用死刑？原因其实很简单。
朝廷也有朝廷的难处，当时的恐怖组织就好似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禁也禁不掉，杀也不忍心，只好采取安抚政策了。
当时的兵部侍郎王居正就曾说过这话：“伏见两浙州县有吃菜事魔之俗，方腊以前，法禁尚宽，而事魔之俗，犹未至于甚炽；方腊之后，法禁愈严，而事魔之俗愈不可胜禁。州县之吏平居坐视，一切不问则已，间有贪功或畏事者，稍踪迹之，则一方之地流血积尸，至于庐舍、积聚、山林、鸡犬之属，焚烧杀戮，靡有孑遗。自方腊之平，至今十余年间，不幸而死者，不知几千万人矣。”
再者，朝廷自己也信奉某些教派，比如袄（xiān）教。
这个教派其实是明教的源头，所以很难说得清到底谁才是恐怖组织。当时的首都开封就有袄庙：“东京城北有祆庙。袄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人中国，俗以火神祠之。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而且还有至少还是两座，“大内西去，右掖门祆庙”，“马行北去，祆庙斜街”。可见信徒不少。
公元960年，宋“平泽、潞，仍祭祆庙、泰山、城隍，征扬州、河东，并用此礼”。看到了吧，皇帝在军事行动前都要郑重其事地祭祀祆庙，可见朝廷也是信奉该教的。
所以说在反恐的过程中，要是抓错了或是杀错了，怕是自己小命也得丢。
这最后一点，其实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具有较大的包容性。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宋朝可以是说唯一不嗜杀、且政治较为宽容的朝代，不管民众集会还是言论、出版、宗教等都相对自由。文化上也十分的自信，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能够有很好的生存和发展。
另外，宋朝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在皇帝一人手上掐着，这也是“奇葩反恐政策”得以实行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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