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的性价比——历史背景中的宗教改革

信仰的性价比——历史背景中的宗教改革

作者：高凌

全文共计7963字

宗教改革就其精神和信仰意义而言，意味着对上帝或真理的再认识，也正是这种信仰意义决定了宗教改革的排他性。

如果我们不是基于明确的历史划分，而是把1517年马丁·路德张贴他的论纲以来一个多世纪里的历史事件视作一个整体，宗教改革的这种排他性就更明显，而德意志宗教改革和信仰斗争的特殊性也就越明显。在这一个多世纪中，宗教宽容是存在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就被认为是欧洲自君士坦丁以来第一个宗教容忍敕令。但是在这份敕令颁布以后30年，亨利四世的儿子路易十三就攻陷了新教徒的堡垒拉罗歇尔，而亨利四世的孙子更以《枫丹白露敕令》直接禁绝了法国的新教，结束了宗教宽容的历史。

将九头蛇踩在脚下的赫拉克勒斯（降服了天主教联盟的亨利四世）

在英国，亨利八世时期一并压迫天主教和新教，玛丽女王时期压迫新教，伊丽莎白以后持续了几个世纪对天主教的压迫和歧视政策，宗教改革本身的这种排他性、以及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同样毫不留情的抱负展现无遗。宗教改革的争取自由的那一面，在宗教改革和信仰斗争的历史上，实际上只是一个理想、远不是一个现实。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重新投向宗教改革运动曾经的火山口和风暴眼——17世纪末的德意志，我们却会看到另一幅引人注目的景象：在漫长宗教战争的废墟上，和平同等地降临在新教和天主教徒头上。在帝国城市奥格斯堡，城市的整套官僚体系包括市长在内都实行了严格的新教、天主教二元化，一切权力都由两大教派的人共同行使。而在主教兼任邦君的主教管区奥斯纳布吕克，则实行了严格的邦君轮换制，当现任兼任邦君的主教死去时，就由另一个教派的主教接任，如此反复。在天主教的南德意志，少数新教的孤岛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在新教的北德意志，少数幸免于难的天主教修道院也重新焕发了生机。这种多元文化和宗教宽容的局面，为什么能够在普遍宗教压迫的十七世纪末出现在最早掀起宗教改革，而且进行了持续最久的宗教斗争的德意志呢？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德意志的特殊性来加以考察。

路德时代的奥格斯堡

第一章、宗教改革与德意志诸侯

宗教改革就其本意而言无疑来自普通民众革新教会和追求信仰的需求，但是在欧洲各国它都不得不与16、17世纪的历史现实相结合。在这两个世纪里，德意志有着和欧洲其他各国迥然不同的自身特色。此时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正在近代专制君主国兴起的过程中，所以教会自然也就要以国家为单位趋于统一。其中法国的教会因为和罗马一样是罗马帝国西部教会的遗存，随着罗马教会在基督教世界逐渐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法国的教会便试图在罗马的威望面前为自己谋取某种分庭抗礼的地位——而这种尝试如果不能背靠一个统一、强大的法兰西大君主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观英格兰，这里的教会原本就是罗马派遣的传教士建立的，所以它从传统上就亲罗马，再加上其偏处基督教世界的边缘，距离罗马太远，所以它和罗马之间很难有直接的利益冲突。而相比遥远的罗马，那些对日益增长的教会财产虎视眈眈的世俗君主，却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所以只要这里的教会试图捍卫自己的独立地位、保护自己的财产，就必须依赖罗马的支持，现实需要使得英国的教会跟临近的法国教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宗教改革过程中，法国教会利用它和国王之间传统的同盟关系，在路易十四时期取消了对新教徒的一切宽容，完全倒向天主教。而英国虽然因为教会和君主之间的矛盾关系出现了几次反复，但英国政权最终把持在改革派手中，英国的天主教国王被推翻，天主教徒被排斥在国家职位之外，收到种种限制和压迫，仅仅因为其人数众多才没有被禁绝。

兰斯大教堂，法国历代国王加冕之地

而德意志的特殊性也只有从这个层面考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德意志的教会和英法两国完全不同：首先，中世纪意义上的德意志国家本身就是皈依基督教之后的加洛林帝国对信奉多神教的德意志人武力征服、强制传教的产物。加洛林诸王把迫使德意志地区基督教化看作是维持自己对德意志的统一的基础。但德意志地区在9世纪和10世纪实际上还是一片蛮荒之地，除了少数要塞和贸易据点，德意志的绝大部分地区没有罗马人统治的痕迹，德意志地区没有城市文明，德意志人也不信仰基督教，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回到多神教信仰，并且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加洛林王朝君主。所以指望像法国那样依靠信徒缴纳的什一税和捐献来维持德意志新建的主教管区是不可能的，唯一现实的办法就是用土地作为基金，依靠土地的地租和产出来维持教会。但是在城市凋敝、商品经济几乎荡然无存的中世纪，授予教会大片土地的结果就使教会走上了成为大地主，进而成为大领主、甚至诸侯的道路。

加洛林王朝在德意志统治的崩溃并没有改变教会的这个趋势，相反911年诞生的这个德意志国家是由四个部族结合而成，国王由选举产生，四个部族的公爵拥有巨大的独立性。国王很难越过公爵去进行直接的统治，作为唯一对国王保持着恭顺的教会，就成了这一时期德意志君主加强王权的重要工具。德意志诸王反复宣布建立主教管区是国王的特权，任何人未经国王授权皆不得自行建立主教管区和任命主教。当国王成功地垄断了建立主教管区和任命主教的权力之后，他们就进一步推行加洛林王朝的国家教会政策。

919-1125年间的德意志

相对世俗领主，德意志的主教们有学识、有管理的经验，而且他们的职位直接来自君主，不能世袭，甚至可以由君主调动和撤换，因此相对世袭的世俗领主，这些德意志的主教们为君主服务的能力、热忱、到驯服的程度都要高得多。于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当作成立主教管区的基金以便建立新的主教管区；或授予已经成立的主教管区，以扩大管区主教在所属行政单位里的威望和影响；结果越来越多的主教成为诸侯，在授予了如此之多的权力和土地给教会后，德意志君主为了保证自己对教会的统治权，采取了和加洛林王朝的君主相同的政策：通过进军罗马，接受皇帝加冕，使自己在名义上获得统治教会的权力，同时在现实上把罗马教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于是在德意志皇权的全盛时期，罗马教皇虽然在整个基督教欧洲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实际上却被控制在德意志的皇帝手中。扮演着一个虽然崇高、却无力抗衡的同盟者形象。这种局面不可能持久：皇帝们一方面塑造教皇在基督教世界的崇高地位，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把教皇贬低成自己的首席宫廷神父，这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政策。教皇很快就站出来反抗皇帝，高举净化教会的旗帜，反对皇帝把持主教任命权，这就是“主教授职权之争”。随着这个斗争的加剧，尤其是萨利安王朝的绝嗣，皇帝自由选举的传统恢复，皇权受到重大打击。随着皇权的衰退，尤其是对主教任命权的丧失，已经在诸侯等级占据多数的教会诸侯对皇帝的恭顺态度也发生变化了。

被俘的卜尼法斯八世教皇

在教权与皇权之争的第二个阶段，即斯陶芬王朝时期，因为教会诸侯开始倒向教皇，教皇反过来试图独霸帝国，把曾经控制自己的皇帝贬低到自己封臣的地位上。这种斗争的结果却是以教皇和皇帝两败俱伤告终的。在漫长的斗争中，斯陶芬王朝最终灭亡，并使德意志陷入十几年没有皇帝的大空位期。而教皇则先是被劫持到阿维尼翁，后来围绕教廷返回罗马的呼声又分裂为罗马的教皇和阿维尼翁的教皇，当召开试图解决这一难题的大公会议除了选举出自己的教皇之外无所作为时，欧洲出现三个教皇同时在位并彼此诅咒的尴尬局面，而德意志也被各种双重选举的混乱局面所充斥。

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个新的阶层登上了德意志历史的舞台，那就是曾经对教皇和皇帝采取恭顺态度的德意志诸侯等级。这个等级随着前者两败俱伤而试图独霸帝国。他们中的首领，由七个诸侯组成的“选侯”或者“选帝侯”等级通过查理四世于1356年颁布的《黄金诏书》独霸了皇帝选举权。在选侯等级中，三个莱茵大主教占据了七选侯里的三席，而其中的美因茨大主教作为德意志“大宰相”成为选侯会议的主席和召集者。通过与诸侯们团结一致，以选侯为首的德意志诸侯们又于1495年成功地让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皇帝接受了帝国等级会议的约束，把皇帝贬低到不经帝国等级会议的批准，尤其是选帝侯等级的批准，在帝国层面上就一事不能决的地步。

七个选帝侯，从左至右：科隆大主教，美茵茨大主教，特里尔大主教，萨克森-维滕堡公爵，勃兰登堡边疆伯爵，莱茵行宫伯爵，以及波希米亚国王

于是到15世纪末，教皇对德意志的权威已经大打折扣，皇帝对德意志的统治权实际上也已名存实亡。德意志诸侯把持了德意志的权力，他们当中的多数是教会诸侯。几个世纪里皇室的不断赐予和教会自身的经营建设，还有世俗诸侯贵族所捐献给修道院的财产和土地（因为皇室独霸了主教区的建立和任命权，世俗诸侯就用建立修道院的方式来效法皇室的类似做法），结果就让德意志的教会掌握了惊人的财富，并且实际上处于不受约束的地位。也正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在位的最后时期：1517年10月31日，一个奥古斯丁会修士在维滕堡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自己的《论纲》，宗教改革的风暴来临了。

第二章、帝国与宗教改革

如前所述，虽然宗教改革的本意是追求个人的信仰和对上帝的认识，但是在16世纪普遍信仰君权神授，宗教被视为国家安全和稳定的基础，不可避免地要和所在地区的政治现实相结合。而在德意志，16世纪的政治主体就是崛起的诸侯。

15世纪德意志皇权已经衰退到了极点，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统治的晚期，他在帝国层面上几乎无所作为，他的成就首先表现在哈布斯堡王朝在德意志之外的扩张，其次是作为德意志东南部的领主所取得的功绩上。因为此后哈布斯堡王朝连续登上帝国皇位，这两点实际上也决定了此后德意志宗教改革和信仰斗争中皇帝的立场和政策。

戎装的马克西米利安皇帝

哈布斯堡王朝的海外扩张始自马克西米利安和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的订婚，大胆查理是统治着尼德兰并试图建立尼德兰国家的勃艮第公爵。当大胆查理意外战死后，马克西米利安以一种游侠骑士般的风度只身前往尼德兰和玛丽结婚，率领尼德兰的军队战胜了试图夺取尼德兰的法国国王。马克西米利安的儿子美男子菲利普娶了西班牙公主胡安娜，这桩婚姻为哈布斯堡带来了对西班牙、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和西属美洲的继承权。1516年,也就是马丁·路德张贴自己论纲的前一年，查理继承了来自勃艮第公爵家族和西班牙王室的全部财产，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领地之外所有的哈布斯堡财产聚集在他一人手中。

1519年当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逝世时，选帝侯们在两个候选人哈布斯堡的查理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国王之间犹豫不决，但最终倒向了查理。但是他们也强迫查理签署《选举誓约》，保证绝不破坏帝国已经存在的制度，不把自己的外国军队带到德意志——以此保证不破坏德意志诸侯的势力。也正是此时，1521年查理第一次来到德意志，作为皇帝他被称为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召见了马丁·路德。

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的路德

此时德意志的三大势力中，皇帝对宗教改革没有兴趣，查理五世是一个讲法语的勃艮第贵族，他对只能讲拉丁语和德语的路德的宗教观和神学论点既没能理解、也没有兴趣，查理五世追求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普世皇权，其中也包括德意志，但是相比德意志和德意志宗教信仰何去何从，1521年的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办：首先是哈布斯堡在欧洲与法国君主的传统的矛盾，这个矛盾把他深深地卷入到在尼德兰和意大利与法国国王的战争里。另一个重要事物是奥斯曼帝国的兴起，自从1453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并以此建都以来，奥斯曼帝国开始了持续不断的征服和扩张过程。这个过程在地中海上威胁到哈布斯堡在南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势力，在巴尔干则直接威胁到哈布斯堡在东南德意志的世袭领地以及哈布斯堡对匈牙利王位的要求。1521年，也就是查理五世在沃尔姆斯宣布路德不受法律保护的那一年，奥斯曼帝国攻陷贝尔格莱德，1526年的莫哈齐战役中，身兼波西米亚和匈牙利两国国王的路易二世和他率领的整支军队被奥斯曼人杀戮殆尽，结果虽然使哈布斯堡的斐迪南登上波西米亚王位并且获得了所谓“王室匈牙利”的一小部分匈牙利领土，但也使包括维也纳在内的哈布斯堡世袭领地陷入奥斯曼人的陆上威胁。

莫哈齐战役中殒命的路易二世

此外作为南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君主，查理身不由己地卷入了意大利的政治事务，结果在查理五世和教皇之间，重新上演了传统的皇帝和教皇围绕南意大利的领主之争。现实的矛盾抵消了教皇通过查理重振德意志的信仰的意图，出于对德意志皇权在意大利重现的恐惧，德意志因宗教改革陷入混乱反而更符合教皇的利益。

皇帝无暇顾及，教皇态度暧昧，决定了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以后如日中天的德意志诸侯阶层纷纷投入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不仅仅意味着诸侯可以夺取和掠夺自己领地的修道院，还意味着教会诸侯的领地可以通过宗教改革被世俗诸侯夺取，甚至教会诸侯自己通过宗教改革把自己不能世袭的教会诸侯领地变成世袭的世俗领地。比如最特殊的教会诸侯的条顿骑士团，就被骑士团大首领通过宗教改革直接变成了由大首领自己担任公爵的世俗的普鲁士公国。

1525年，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阿尔布雷希特宣布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改宗新教，建立普鲁士公国，向波兰国王效忠，首都哥尼斯堡

在这风起云涌的二十多年间，皇帝基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采取任何积极的政策，虽然他一再重申对马丁·路德和对新教教义的谴责，但却始终口惠而实不至，把德意志的诸侯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尽可能地组织起来，服务于哈布斯堡普世皇权，才最符合他的利益。他被五花八门的领地和敌人拖进大大小小的战争，1529年当他终于战胜法国缔结《康布雷合约》的时候，奥斯曼军队又向维也纳大举进攻。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皇帝势力的不断扩张，德意志的新教诸侯开始对皇帝象征性的谴责感到不安，于是结成施马尔卡尔登同盟。而法国虽然是一个天主教王国而且正在迫害本国新教徒，也还是加入了这个同盟。即便如此查理依然隐忍不发，直到1544年最后一次战胜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并用条约禁止法国干预德意志宗教改革之后，才终于决心用武力解决德意志的宗教纷争。

功败垂成的查理五世

1546年的施马尔卡尔登同盟战争实际上是查理五世追求哈布斯堡普世皇权事业的一环，而不是反宗教改革的一环。此时已经处于平生事业巅峰的皇帝，看到了借宗教战争之机重振德意志皇权的前景。促使他从权力的顶峰急转直下的也正是他所谋求的这个前景，普世皇权即使和追随他的天主教诸侯的利益也是矛盾的。当查理五世筹备重振皇权时，曾经追随他的天主教诸侯却秘密地和幸存的新教诸侯结成联盟，1552年他们在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的支持下发动了诸侯革命，把如日中天的皇帝打翻在地。被迫签署《帕绍合约》的皇帝从此淡出政治事务，1555年终于退位，查理五世毕生追求的普世皇权梦想至此破灭。

第三章、信仰的性价比

1555年查理五世退位，退位之前他把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世袭领地留给了此时已经登上波西米亚和匈牙利王位的兄弟斐迪南，后者登上皇位之后成为斐迪南一世。剩余的广阔领土都留给了自己的儿子菲利普，菲利普作为西班牙国王称菲利普二世。哈布斯堡德意志和西班牙两系的分立，决定了德意志帝国信仰统一和重振皇权的命运。斐迪南皇帝手中的力量完全无法和查理五世相比，因此他放弃了查理五世对重振帝国的想法，转而承认德意志诸侯的地位并促使德意志诸侯和解。

查理五世后期的哈布斯堡领地

1555年斐迪南一世促使德意志的诸侯签署了《奥格斯堡合约》，合约首先放弃了德意志信仰统一的要求，承认了新教路德宗和天主教的平等地位，同时承认了诸侯对领地之内信仰状况的支配权，也就是“教随国定”的原则，如果人民和统治自己的诸侯信仰不一致，他唯一的权利就是离开所在的领地。

从1555年到1618年之间的半个世纪里，哈布斯堡王朝垄断着神圣罗马帝国的皇位，但他们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所以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对德意志的信仰斗争态度暧昧，并不明确投入其间，这一阶段德意志信仰斗争的主角终于由德意志各邦诸侯扮演。在这半个世纪中，诸侯各自结成天主教同盟和新教同盟，并在1555年合约划定的德意志信仰状态的基础上互相博弈，结果是德意志各地进一步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德意志各地的信仰基于政治博弈和经济利益而不断变换，两大信仰之间和平共处的余地也越来越小，直到1618年的波西米亚起义，1619年波西米亚起义者选举西南德意志最大的新教诸侯莱茵行宫伯爵为波西米亚国王。原本态度冷漠的皇帝因为手中最大的世袭领地和唯一的选侯票被夺去，而不得不发动战争；而新教和天主教同盟，以及他们所能争取到的外国同盟者也纷纷投入战争，三十年战争随之而来。1648年当战争最终告一段落的时候，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重申了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教随国定的原则，而比较一下1555年大片倒向新教的领地，和1648年色彩斑斓的德意志信仰分布图。我们就能看到一个奇妙的现象：

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假如我们把皈依新教所能带来的经济好处、扩张领土、甚至政治冒险的机会都视为收益，而把皈依新教所导致的皇帝、强大诸侯、临近国家的干预视为风险，我们就能够得出一个皈依新教的性价比——而其中性价比高的地方几乎都坚定地皈依了新教，而性价比低的地方往往维持了天主教，性价比在两者之间的地方，随着博弈的进行而出现五花八门的宗教立场。

其中收益高、风险小的典型就是德意志东北部。加洛林王朝是越过莱茵河去征服德意志的，而德意志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殖民与扩张则是从莱茵河两岸的“老德意志”出发进一步向东扩展。所以德意志西部地区的土地分割得最严重，大领地最少，而越向东大领地也就越多，拥有广阔领地的主教管区和修道院也就越多。与此同时在德意志东部有可能进行干预的两个大国——北方的波兰和南方的哈布斯堡，一个受制于正在崛起的俄罗斯和自身的松散状况及宗教矛盾，另一个则被正被凶猛向西北方向挺近的奥斯曼帝国牵制，都无力采取干预措施。其结果就是这里的诸侯：萨克森选候、勃兰登堡选候、条顿骑士团都皈依了新教。

15世纪早期的科隆

收益小风险大的例证则是科隆大主教。科隆领地不大，但是地位极高，是七个选帝侯之一，而当四个世俗选帝侯里三个都皈依了新教的时候，如果教会选候里的科隆也皈依新教，就意味着新教徒将占据选帝侯里的多数，至少从理论上就有了选举一个新教徒皇帝的可能，这对帝国的制度来说是颠覆性的。所以在科隆战争中，新教诸侯不愿意为了科隆去冒打破帝国之内皇帝、新教、天主教同盟的平衡的风险，所以没有积极地去支持科隆大主教。而一支在尼德兰镇压起义的西班牙军队刚好路过，支持了巴伐利亚公爵主导的天主教同盟，其结果就是试图把科隆选侯邦世俗化为世俗领地的大主教自己被赶下宝座，科隆大主教管区保持住了天主教信仰。

性价比难以确定的例证是莱茵行宫伯爵。莱茵行宫伯爵是德意志西部的选帝侯，也是西南最大的世俗诸侯，还是最坚决地皈依新教的选帝侯。但是德意志西部领地破碎的局面决定了这位选帝侯在初期的收益以外几乎很难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德意志之外。1547年法国国王亨利二世从德意志夺取了梅斯、图勒和凡尔登三个主教管区。当法国随着亨利二世的死而在1560年陷入宗教战争的时候，莱茵行宫伯爵为了更好的争取法国新教徒的支持，在法国的领土上扩张领土，而在1562年从原本的路德宗转为皈依加尔文宗，此举是违反《奥格斯堡合约》的，但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谴责一个选帝侯。

白山战役中新教军队溃败，“冬王”腓特烈五世仓皇逃出布拉格

尽管莱茵行宫伯爵如此努力地投身于宗教改革，他们还是没能取得什么真正的进展，直到1619年，起来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波西米亚人选举当时的行宫伯爵腓特烈五世为波西米亚国王。这个收益无疑是太大了，但是风险也实在太大了，被激怒的哈布斯堡王朝和天主教同盟一起对行宫伯爵开战。支持他的军队在白山战役里土崩瓦解，此战之后虽然宗教战争还在德意志继续，但是行宫伯爵自己被迫流亡尼德兰，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还留下一个羞辱性的称号“一个冬天的国王”。到1685年随着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诺伊堡系登上行宫伯爵的宝座，残存的行宫伯爵领地又重新皈依了天主教。

从1517年到1648年间一个多世纪的德意志信仰斗争和宗教战争，最初的个人追求信仰的色彩随着斗争的扩大演变为内战，信仰本身的影响被纳入到神圣罗马帝国内部诸侯阶层崛起、而皇权瓦解的进程之中。随着战争的加剧、杀戮的扩大让普通民众对信仰的追求渐渐淡漠，最终被迫切的恢复和平和秩序的需求所取代。原本为了让诸侯成为宗教的保护者而提出的“教随国定”或者“谁的领地信谁的教”反而成了和解的途径。战争本身是诸侯领地走向帝国之内的独立王国的途径，而战争结束时的和解手段又进一步地推动了这个过程。人民不再追求信仰的胜利和统一，皇帝也不再追求振兴皇权，诸侯再一次取得了胜利。结果就是在曾经宗教最深入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德意志，在信仰热忱最高，对不同信仰也最缺乏容忍的德意志。宗教宽容反而借助国家本身的破碎而最先降临。而在这个破碎的德意志的土地上，决定了它色彩斑斓的信仰分布地图的——就是信仰本身的性价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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