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人眼中的十字军东征

不管十字军们如何将自己设想为虔诚的圣徒，在阿拉伯人眼里，毫无疑问，他们的首要特质是侵略者，并且是极其残忍的侵略者——不过这两者也并不矛盾，因为参加十字军的多是宗教上极其狂热的人，对他们来说，几乎无论如何对待异教徒都不会显得过分。在经过四十天围城之后，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于1099年攻下圣城耶路撒冷，见人就杀，连孩子也不放过。史诗中将这些“法兰克人”刻画为食人族的模样，不止一位当时的阿拉伯编年史家将他们形容为“像野兽一样凶猛和狂野”，一位历史学者认为“他们比我们强的就是这点，这没什么，就像我们比不上野兽的力气和凶狠，如此而已”。这倒并不仅仅是受害者夸大其词的控诉，因为当时的西方记载同样毫不隐晦地提到十字军中吃人的劣迹，又或“我们的战士把成人异教徒扔进锅里煮，孩童则用铁叉串着烧烤”。

　　当时的中东世界四分五裂，否则孤军深入的十字军恐怕也无法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支撑下来。就像在入侵美洲时一样，欧洲殖民者在有意无意中得益于当地政治结构中的敌对关系：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埃及统治者甚至还遣使祝贺，因为他基于这个什叶派法蒂玛王朝的利益，认为这是结盟对抗逊尼派塞尔柱帝国的良机。即便是后来取得对十字军辉煌胜利的萨拉丁，都把对什叶派的斗争看作与法兰克人征战一样重要——“内部的敌人”并不亚于“外部的敌人”，何况从宗教的视角来看，他们都一样是异端。

　　这些中东统治者们在考虑问题时，看来要现实得多。萨拉丁的侄子阿纳瑟尔在攻下耶路撒冷后，却又主动撤离，因为觉得它难以防守，到1243年甚至承认西方人对圣城的宗主权，以换取法兰克人支持自己夺权。不止一人向十字军提议：西方朝圣者可以进入耶路撒冷圣城朝圣，任意参拜他们想去的地方，但随身不得携带武器且人数有限。萨拉丁也曾提议耶路撒冷和平开城，想走的人都可以携带财物离开，基督徒的礼拜场所将受到尊重，日后朝圣也不受限制。这些至少不失为一个解决方案，但十字军却每次都将自己的圣城权利看作是排他且不容谈判的，不仅容不下穆斯林，甚至将东方各教派的基督徒都统统从圣墓赶出去。其结果，双方冲突变成不可妥协的斗争——这或许是因为在一方看来的政治斗争，在另一方看来则是宗教意义上的末日之战。书中未言明的一点是：或许正是因为十字军在意识形态上的僵硬，使他们不加区别地对待从逊尼派、什叶派到叙利亚基督教徒等所有阿拉伯人，结果也失去了潜在的同盟，而将自己成功地变成了几乎所有当地人的敌人。

　　不过值得补充的是：也正是在这样战争的碰撞中，十字军内部逐渐产生了一种对敌人的惺惺相惜。他们不仅是狂热的基督徒，也是以勇武自许的骑士，在不间断的作战中，他们逐渐意识到：对方虽然是异教徒，但不得不承认他们和自己一样勇敢善战。阿拉伯人一方也有同样的看法，驱逐十字军最成功的萨拉丁就曾说：“看啊，那些法兰克人！他们为了自己的宗教，是多么勇敢善战，百折不回，而我们穆斯林对于圣战毫无奉献的热忱。”这种对敌方身上人性、品质的承认，最初是一种武士的观念，随后则动摇了宗教战争的意识形态基础，因为它承认了异端捍卫自身价值观的正当性。这一观念延续下来，到1762年，英国主教Richard Hurd便在《论骑士制度与罗曼司信札》中，承认不同体系之间不可比，不能说其中一个优于另一个，因为如果按它们自身的规则来看，它们都各自有其优点和意义。这种观念是现代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的基石。

　　相比而言，在大多数阿拉伯人眼里，这些“金发野兽”们不过是一些野蛮人（“虽然勇武，但那又怎样”），他们不仅一根筋地陷于宗教狂热，而且无法明智地进行政治妥协。阿拉伯历史学者乌萨玛·伊本·孟克德在当时说：“在法兰克人中，我们发现有些来到东方后，已与我们穆斯林社会打成一片，经过文化洗礼后，远比那些刚来的人要有教养得多。”——不必把这番话视为“天朝上国”式的自傲，因为当时的中东的确在科学技术、社会文化、乃至司法实践（当时西方法律还有浓厚的神判色彩）上都比欧洲要先进。这番“入乡随俗”在欧洲人后来的殖民历史中也一再出现，以至于有许多人更深切认同的倒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即便十字军除了武力之外似乎一无是处，一些明智的阿拉伯旅行家也坦率地承认他们的社会确有优点，比如不同社会阶层的人都能相对公平地享受一定的权利。

　　不过，大体上，如果说十字军东征是一次“披着战争外衣的交流”，那么西方人由此不仅输入了许多源自阿拉伯语的重要文化概念，还学会了造纸术、酒精和蒸馏等一系列技术，但阿拉伯人一方似乎并未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他们是“赢得了战争，但失去了世界”。其结果，正如本书末尾所说的那样，“在西欧，十字军的东征掀起了经济和文化上的革新；但在东方，战争却导致数世纪的衰败和文化上的封闭。在遭受四面八方打击后，伊斯兰世界开始闭关自守，变得过度敏感、处处防人、容忍度差及格调降低——这种保守的态度随着现代世界的演变更趋严重。”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遭受“9·11”袭击之后的美国不也是这样吗），但阿敏·马卢夫这番沉痛的自省也表明，他不仅是想看到“阿拉伯人眼里的十字军东征”，还想“通过十字军东征来看阿拉伯人”。在他的另一本小说《非洲人莱昂的旅程》中，他也表露过相似的意见：“为了抵抗法兰克帝国，不被他们的思想和习惯同化，人们把自己禁锢在传统这个堡垒里。格拉纳达从此只能产生一批无才华、无胆识的模仿者。”

　　他这么想是很自然的事。阿敏·马卢夫这位阿拉伯裔法国作家，原本就出生在中东世界的“十字路口”：多元开放的黎巴嫩。和现代阿拉伯文学奠基人、黎巴嫩作家纪伯伦一样，他也是基督徒：其父是信奉希腊天主教的阿拉伯人，其母则是马龙派基督徒。这使他身兼多重身份，更能以开阔的视角看到开放世界的必要性：危险固执的原教旨主义道路决不是出路。正因此，他的历史小说都并不是为了谈历史，而是从历史中看到新的可能——他说得明白：“十字军东征实在不该单纯地视为一个过往的事件。”相反，它一直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的看法。胜利的一方，比失败者更深地沉浸在受害的心理中，不断地把现实看作是历史的重演，拒绝去开辟新的可能，这难道不是莫大的悲哀吗？

　　我们中国人想必很容易理解这种看法。和阿拉伯人一样，中国人回顾历史时也常沉浸在过往的受害经历之中，并遗憾祖先曾浪费了一次次危机，未能将之转化为社会变革的契机。然而我也怀疑，这是否仅仅转变某种态度就能达成。从历史上来看，阿拉伯人对十字军的胜利，是不折不扣的“用老办法解决了新问题”，其胜利并不伴随着对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就此而言，不带来变革的胜利是没有意义的。这或许是这段历史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十字军和阿拉伯人作战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夺圣地与胜利，但几百年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真正重要的不是目的本身，而是这个过程有没有催生一些原本意料之外的结果，正是这些才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