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流十道】当代新墨家宣言：从未济迈向既济|黄蕉风

　　1997年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在当年《哲学动态》第12期发表了《新墨学如何可能》，这篇以康德式发问为题的文章可被目为“现代新墨家”的文化宣言，在本土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上，第一次提出了“新墨学如何可能”以及“新墨学有无必要”的关键命题。文章阐述了现代新墨家在“建本”层次(文化的全观与深层透视)、“创新”层次(对墨学的创造性诠释)上所能做的工作，亦提出墨学现代化诠释的方法论更新，即对“作者意”、“文字意”、“精神意”的贯通。2004年彭永捷先生在《现代哲学》第2期上发表《“现代新墨家”的文化解读》一文，在肯定“现代新墨家”发扬新墨学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切实中肯的意见。比如论到新墨学和西学的“会通”上，究竟是“援西入墨”还是“援墨入西”;“草创而未明”的新墨学如何与当代文化中的各家显学互动;新墨学是否会沦为应付万事且应之无穷的“万金油”等等。自《新墨学如何可能》发表至今已有18年，自彭永捷先生文章发表至今也逾10年，在这段时间里面，国内外墨学研究者贡献了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一些问题如墨子里籍、墨学中绝等得到一定程度的澄清，墨学的现代价值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学者的努力推动了新墨学在当今时代的发展。[1]

　　但相比大陆新儒家因应国学热而呈“一阳来复”的盛况，当初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所倡导的“现代新墨家”似乎还处于一个潜隐的状态。在学术范式上，墨学研究仍难突破传统训诂考据校勘、“十论”义理诠释的“旧学”范畴;在介入当下时代的社会议题，例如民族主义、宪政民主、宗教对话、普世价值等，则墨学缺乏明显的回应资源。相比大陆新儒家在近10年开出了截然迥异于港台新儒家“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并在儒家宪政、公民宗教、王道政治、汉服运动、读经运动、新康有为主义等更广阔的文化层面不断提供儒家式的政治哲学/法学新理路，“现代新墨家”(即或是有)在墨学之外的公共领域所能发出的声音着实少的可怜。之于墨学价值在当代社会的重光，仍处于诸如“墨学的现代价值”、“墨学的现代意义”、“墨家的法律观”、“墨家的尚贤观”、“墨家的管理思维”、“墨家节用和节约型社会”等浅层次——诚如彭永捷先生所言，“新墨家应该明白，不能总是停留在不断应付当前热点题目的皮相化的水平上，而应该朝深度研究与转生的方向上去努力”。[2]也就是说当代新墨学的新生转进，必须告别过往墨学研究的路径依赖，转向更深层次的义理新阐发，使墨学“经学化”，从而“现代化”。

　　方勇先生于2012年10月22日和2013年9月9日，在光明日报上分别发表了《“新子学”构想》、《再论“新子学”》的两篇文章，提到“诸子资料的收集和文本的整理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也意味着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的传统子学将走向终结，子学转型已势在必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刺激了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子学文本从考据的材料变成了研究对象，思想研究逐步深入”、“传统子学视子学文本为考据的材料，以文献整理为主要工作;而新子学则视子学为研究对象，以子学义理研究为主要工作。从传统子学到“新子学”的转向，实际上就是诸子学由‘考据’到‘义理’的转变”——方勇先生首倡的“子学转型”无疑为新墨学的发展带来重大契机。根据方勇先生的“新子学”理路，当今墨学的义理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还原性研究，旁观性研究，现代性研究。还原性研究有如雷一东先生的《墨经校解》，旁观性研究有如杨义先生的《墨子还原》，现代性研究有陈克守先生的《墨学与当代社会》，分别居处“以墨还墨”、“以我评墨”、“以时论墨”的层次。这三种墨学义理的阐发，是逐步递进的关系，有各自不同的价值，亦从“我注墨子”进展到“墨子注我”。还原性研究是墨学研究的基石，是一切墨学研究赖以自存的前提;旁观性研究提供了多元的视野，有利于纠正墨学义理之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现代性研究可以彰显墨学的生命力，既有为时所用的实用价值，也有文化传承的意义。但这三种研究也各有不足，比如还原性研究强调以墨学原义为中心，容易自我设限，处理不当可能走向食古不化;旁观性研究强调以研究者本人的立场为中心，可能会歪曲墨学原义，淹没墨学真精神;现代性研究强调以时代意识为中心，若是过分实用主义，则墨学不免被工具化，既助长随意比附之学风，亦对墨学本身的健康发展不利。[3]

　　比照大陆新儒家、港台新儒家与过往旧儒家治学路径、言说方法的不同，旧墨学和新墨学、旧墨家和现代新墨家的区分应该体现在对生命体认态度的差异以及言说传统的不同上：过往墨学研究者，乃将墨学视为“他者”，是遥远陌生的死体，研究者与墨家思想的对话是活体与死体的对话，文本只能“听我说话”;而后进展到视墨子思想墨学文本为“你”，是值得尊重的活体，“我”与墨子之间的对话，是你我之间生命与生命的对话，这是方勇先生等新子学学者正在做的新义理研究的阶段。而今新墨学的发展则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将墨子思想视为“我”，也就是说墨子就是我的生命，我就是“他”的活体，他的精神与我同行。由“他—你—我”关系的进展，是从材料到义理到生命的跃进，即由“文本化”，进展到“经学化”，从而“现代化”，乃一种新型模式的“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现在义理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者”太多，“你者”不够，“我者”不足。本来“他者”也是好事，多元的视野助于墨学乃至诸子学义理的还原化，但由于历史上儒家一教独尊的情况长期存在，就使得“他者”变成了过度的妖魔化评述;又由于除了孔孟之道之外，其他先秦哲学存在“活体的缺位”，墨家作为异质“他者”长期以来遭到了孟子“辟杨墨，闲先贤之道”遗传的缺席审判，进一步导致了对墨学义理的深度歪曲。[4]

　我们以“Already but not yet”，也就是“既济”然而又“未济”，来为当代新墨学的现实和未来划定一个状态区间。也就是说经过方勇先生、张斌峰先生、张晓芒先生等诸多学者的努力，新墨学“如何可能以及有无必要”的问题，显然已经得到明确解答。至于当代新墨家思想学派的建制成型，则有赖于学人对墨学自身文化当量是否足以和普世诸宗教文明对话的信心到达何种地步。在与大陆新儒家的长期论战辩难中，我们已经提出墨学介入当下更广阔公共议题的可能性及限度，并以“当代新墨家”自居。我们均认为，凸显“当代新墨家”之“我者身位”的“在场”和“开显”，乃是由训诂考据向义理新诠的学术转向之后的“再度跃进”，即建筑墨学生命体认，开拓墨家言说传统。只有当“当代新墨家”(或者“现代新墨家”)由“研究者”成为“被研究者”，一如港台新儒家、大陆新儒家从儒学自身资源开发出独属于其思想学派的“主体性”和历史叙事、言说传统，我们才能说“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清民初孙诒让、梁启超等前贤开出近代墨学复兴浪潮以今已逾百年，墨学在文献校勘、白话今译、分类阐释、墨辩逻辑学、十论义理诠释上已经进展到足够充实的程度(此即为already—既济)，但在公共领域的墨学话语建构还未成型(此即为not yet—未济)。下一步的工作乃是将墨学推进至能够与普世诸宗教文明、基督教、新儒家、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同等并提的地步，从而建构一种截然不同于大陆新儒学的，既具中国文化特色又不排斥普世价值、根植于原典墨学经义又能与诸宗教文明对话的“大乘墨学”(从未济再迈向既济)。[5]当代新墨家甚至应该主动介入意识形态之争的范围，在不断地与诸学派思想的反复辩难中建立自身，这是我们突破“未济”走向“既济”的必由之路——套用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说法，有赖于当代新墨家“信心的跳跃”——其题中之义，就是提出墨学中具备何种资源能够回应普世文化的宏大命题，给出回应方案和解决策略，论证其可能性、可行性及限度，以彰显独属当代新墨家的“墨家身位”和“墨家立场”。

　　当代新墨家所从事的墨学研究应该是一种“大乘墨学”，从学术方法论和学术范式上考量，可目为一种类似“比较神学”(comparative theology)而非止步于“比较哲学”(Comparative Philosophy)的“思想实验”，例如以墨学义理来介入宗教对话、全球伦理——即墨学的“经学化”;在回应社会热点和当下议题上，大乘墨学则要有自信进入宪政民主、普世价值等公共场域，建构一套脱离儒家言说传统的墨家叙事方法——即墨学的“现代化”。在访谈《该中国墨学登场了》中我们已经从诸个角度提出当代新墨家所能应对的思路，这也是几年我们试图从旧墨学之小乘领域跳脱从而介入公共议题之大乘领域的尝试。

　　当代新墨家之“新”，体现在彻底摒除“对儒家言说传统之依附”和“以儒解墨”之径依赖的“旧墨学”。我们认为儒家只是历史不是传统，中华道统在古之道术而非儒家，墨学归真必要非儒，墨学复兴绝不仅做儒学回潮之补充和注脚，而要独立发展。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从未济迈向既济，该中国墨学登场了。　(原载2015年4月11日菲律宾《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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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虽旧学，其命维新。该中国墨学登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