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他们如何阻止别人自杀？

提示：据悉，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因此，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然而，我国的“自杀干预机制”依然处于稚嫩阶段，除了在技术层面制定诸如“急性毒药禁卖”等规定以外，“自杀干预机制”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既没有对“自杀干预”的权利与责任明确立法，也没对“自杀干预”的方式与结果清晰界定。

　　1988年，我国第一句民间性质的防治自杀组织--“培爱防治自杀中心”在广州成立；　　1991年，我国第一家危机干预与自杀预防的专业机构--“南京危机干预中心”正式成立；　　2002年，我国第一个面向自杀群体的医疗机构--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在北京回龙观医院成立。　　2004年，中国第一个以预防青少年自杀为主题的民间组织--“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正式成立。　　

中国特色的“自杀干预机制”

　　据悉，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10万，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因此，自杀与心理危机已经成为中国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然而，我国的“自杀干预机制”依然处于稚嫩阶段，除了在技术层面制定诸如“急性毒药禁卖”等规定以外，“自杀干预机制”往往更多的是停留在单纯的劝导方式上。既没有对“自杀干预”的权利与责任明确立法，也没对“自杀干预”的方式与结果清晰界定。　　目前，展示在公众面前的“自杀干预”更多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凭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感奉献自己的正职时间或业余时间，通过或自学或培训或经验积累等方式掌握劝导自杀者的技巧与方法，继而“等待”着有自杀意念的人，再试图对其进行自杀干预。　　不可否认，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杀干预机制”。那么，从事着这项工作的志愿者，他们怎么看待自杀？怎么看待自杀干预？且看看“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创始人肖敬和“干预自杀”西北第一人吴方舟如何说。　　人，具有死亡的权利，但是不应该行使　　24岁的肖敬从事自杀干预工作已经六年了，在过去近2000个日夜里，他通过网络、电话或见面等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对1000余人进行过自杀干预。　　谈及“自杀”，他有着自己的一番见解--“人究竟有没有选择自杀的权利，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很多次。人的权利很多，应该包括死亡的权利，如果一个人连自己决定自己死亡的权利的都没有，连自己决定自杀都要被干预，这似乎太没'人权'了。但是，我们应该站在另一个角度去考虑，从自杀未遂者的角度来看，大部分人说如果还有一次机会一定不会选择自杀。这也就是说，目前很多自杀行为是因为自杀者在某些特定情境下的结果，而并非深思熟虑后的决定。”　　

“以90后为例，这些孩子有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即'哲学性思考'。由于网络的发达，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宽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但却'知行不一致'，属于御宅一族，沉浸在自我营造的精神空间。一旦这样的孩子萌生'自杀意念'的话，往往希望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自己的'生死'，如果没有外界的干预，其容易因为一时冲动而实行自杀。”

　　四天四夜网络聊天进行自杀干预　　35岁的吴方舟有着双重职业--正职是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农牧局的干部，兼职是利用网络进行“自杀干预”活动。　　掐指算来，在过去六年时间里吴方舟以“真实”这个QQ昵称在网络的海洋里成功打捞约300位有自杀意念的陌生人。　　“或许是因为有着网络的保护色，他们第一句话就表露出了'自杀'的意念。可能很多人看不出来，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可以。我们要从每一句话里面掌握更多的信息。”　　在吴方舟的印象里，他接触过的最长的干预时间是“四天四夜”。“QQ保持联系，一直聊了四天四夜，对方可以睡觉，我不可以，因为我要保证对方在线一想找我就能找到我。”　　“这个个案干预得很好，现在对方每年都会来看望我一次。”吴方舟坦诚，“其实，我们是不主张与干预对象保持联系的，毕竟这（自杀意念）曾是对方最隐私的事情。因此一旦干预成功之后，我们都会主动删除联系人。现在每年节日我们总能收到很多陌生的号码发来的信息，不多，就两个字'谢谢'。这已经足够了。”　　自杀干预被质疑为“玩”和“不务正业”　　问及“您是否还将继续从事'自杀干预'这一项活动”时，24岁的肖敬与35岁的吴方舟给出了一样的回答--“是的，继续下去。”　　然而，他们的现状却并非他们的愿景那般美好。　　以下资料节选自肖敬的博文《肖敬个人财务说明公示》--　　一、2004年6月-2009年11月，肖敬没有接受任何机构任何组织的类似工资或待遇性质的薪酬收入；　　二、肖敬个人活动和生活经费主要来自两块：1，家庭资助，这占主体，到目前约9万元人民币；2，个人借贷，肖敬目前在外或通过第三方借贷还未还清的债务为3万5000元左右。　　相对于肖敬的“赤裸裸”公示，吴方舟在表达自己现状时显得含蓄--　　“我不会刻意去计算我在这个过程中（自杀干预）花费的金钱，算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只是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从事着这个活动。每天早上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半到六点，这是我的工作时间，除此之外，我都在线。”　　尽管低调地从事着“自杀干预”工作，但是吴方舟却少不了受到质疑。“那些人认为我在做的事情是在玩，或者说是不务正业。”　　

吴方舟并没有理会他人的质疑，但是在面对某些媒体时，他不能不明确地表示自己的立场。“不少媒体记者往往是一扑上来就问案例，信息越真实准确越好，最好还有当事人现身谈体会，但是，这让容易让干预对象对号入座，让他们产生不信任感，也可能造成二次伤害，这些都是每一个具有严格职业操守的自杀干预者不容许发生的。”为此，他累计拒绝过包括央视“心理访谈”栏目组在内的十余家媒体。

编外话：

可以预料的是，当我国的“自杀干预机制”尚未健全时，诸如肖敬、吴方舟这样的“自杀干预”志愿者依然会不断增加，或许可以用俗语“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来解释这一现象。

但是，正如吴方舟所以担忧的“不少单凭一腔热心，不一定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即使拿着心理咨询师认证的人也会在实操过程中因为无知而影响甚至恶化了干预效果”一样，现在'自杀干预'志愿者的准入门槛很低，不少团队和个人都是单凭经验行事。

虽然“关爱生命万里行”活动小组在选择志愿者时设置了“机试-笔试-面试”三大严格的考核环节，在开展自杀干预时也有类似“首问负责制”的规范，但是这仅属于个别团体所为，未必能够在其他团队内部推广，甚至也不能保证其他团队或个人认同或遵从。

综上所述，在为他人捍卫“生命权”的同时，“自杀干预”的“生命力”需要更多的养分与锤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