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前，大公报《最后消息》独家报道“九一八”事变

真实记录一个世纪风云跌宕的大公报，在中国近现代史的任何关键节点上都不曾缺位失语。1931年9月19日凌晨，大公报以《最后消息》为题，刊登了一则独家报道──“昨夜十一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这就是关于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短短数十字的刊发，既有力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恃强凌弱的狼子野心，又为从舆论上引导中国人民顽强拼搏、抵御外敌，打响了立场坚定的“第一炮”。

1931年9月18日下午，大公报记者汪松年从北宁(天津)铁路局局长高纪毅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沈阳来电，日军调动频繁，景象异常，可能要出事。”于是，汪松年一直守候在铁路局。时任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指示报社的王芸生、徐铸成留守编辑部，随时接听汪的电话。19日凌晨1时，铁路局接到沈阳电话，说日军在柳条湖开火了。汪松年马上给编辑部打电话，口述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此时，大公报要闻版已经截稿，张季鸾立刻决定抽掉一小段，补进这条消息，并为这条消息写了标题──《最后消息》。于是，读者在19日的大公报上，读到了这条《最后消息》：“据交通方面得到报告，昨夜11时许，有某国兵在沈阳演习夜战，城内炮声突起，居民颇不安。铁路之老叉道口，亦有某国兵甚多，因此夜半应行通过该处之平吉火车，当时为慎重起见，亦未能开行。”

大公报19日刊登的《最后消息》，是当时国内各报对“九.一八”事变的最早报道。由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8日22时20分，且日军切断了通往关内的一切交通线，加之当时通讯条件的限制，所以其他报纸都没有得到这条消息，均在20日之后才刊发相关报道。但面对同样的条件，独有大公报能得到消息，足见记者之敬业与用心。可以说，这是汪松年为大公报抢到的一条独家新闻，由此他也成为报道“九.一八”事变的第一人。

事变后第一个采访张学良

19日凌晨，审阅了这则《最后消息》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深感事态严峻。他马上打电话给在北平的总经理胡政之，要他设法采访正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的张学良。

是日早晨，与张学良已是老相识的胡政之，驱车来到协和医院。当时，他是“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见到张学良的记者。到医院时已经10点，张的侍卫、随从都已获悉沈阳事变，到处都在窃窃私语，气氛显得很紧张。侍卫把胡带到楼上一间非常小的病室中，过了一会，张学良来了，“精神恢复，步履如常，耳聋亦已大愈。”因为当时等待张会见的客人甚多，所以只是在匆忙中接受胡政之的采访。

1931年9月20日，《大公报》发表《本报记者谒张谈话》，这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外界首次看到张学良的态度。

张学良说：“君来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10时许，日兵突以300人扒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被击毙3人。……”

胡政之又问及“中村事变”真相，张学良回答说，这件事日本人指控应负责任的东北军团长关玉衡已被押在宪兵司令部，并派出大员前往调查，只是在罪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当然不能将嫌疑人法办。这件事交涉正在进行中，也断无诉诸武力的理由。

第二天(9月20日)，大公报要闻版以《本报记者谒张谈话》为题发表对张学良的这次采访，这则胡政之亲自采写的新闻，此后一直被学界视为关于“九.一八事变”的重要史料。

大公报还同时刊载张学良19日发表的通电：“日兵自昨晚10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实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张的谈话和通电主要用意就是要戳穿日本方面诬蔑中国军队挑衅的谣言。显然，年轻的张学良当时还没有领悟到事变的严重性，而日本侵华战争的大幕却以迅猛拉开。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举国舆论一片哗然，普遍指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辛亥革命元老马君武写了一首广为流传的打油诗《哀沈阳》──“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再抱佳人舞几回。”

很明显，这是影射“九.一八”当夜，张学良沉湎女色之中，抱着当时的影后胡蝶翩翩起舞。实际上当天夜里，大病初愈的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戏院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并没有跳舞，更遑论抱着胡蝶。

相隔不久，大公报附属的《国闻周报》编辑马季廉将马君武这首打油诗刊登在底页的补白中。胡政之见到样本，很不高兴，当即批评马季廉不该发表这首诗。尽管这样的打油诗或许有些卖点，能增加刊物的销量，获得部分大众的青睐，但胡政之还是通知发行课停止发售这一期刊物。从中不难看出胡政之对张学良的理解与爱护之情，同时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代报人坚守事实真相的责任感。

制定“明耻教战”编辑方针

“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胡政之、张季鸾召集编辑会议，针对当时局势，讨论编辑方针。会上，张季鸾严肃地宣布了两项决定，一为“明耻”，一为“教战”。所谓“明耻”，就是尽快开辟专栏，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大事变，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的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而所谓“教战”，就是在大公报开辟“军事周刊”，邀请军事专家蒋百里筹划，向国人介绍军事常识。

这一“明耻教战”的编辑方针，在舆论界引起强烈反响，当中尤以“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最为受人关注。当时，王芸生早就对日本步步侵略深恶痛绝，此次能以笔为武器，既感任务之重要又深感荣幸，便毅然接受了这项工作。从1931年10月开始，王芸生奔走于京津之间，往来于故宫博物馆和北平各图书馆，广泛搜集史料，遍查故宫文献馆。在多数未经整理的浩瀚史籍和档案中，他耐心搜寻，精选细择，晚上伏案写作，有时竟通宵不眠。　　

经过3个多月的紧张工作，王芸生初步整理出头绪。从1932年1月11日起，大公报隆重推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登载一段，连续2年半之久，无一日中断。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读来铿然有声。

《大公报》编辑王芸生负责“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的专栏写作。后来《大公报》将其汇编七卷本结集出版。

后来，大公报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栏目文章辑录成书时，总编辑张季鸾为之作序，再度阐明了编辑意图，“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欲使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要雪耻之决心。”

1937年，《大公报》把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文章汇编成书，起名《国防论》。

“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宣示抗日决心。9月24日，大公报在《国联发言后辽吉被占事变》的社评中，对蒋介石的“暂不抵抗，诉诸国联”的方针提出异议。社评说，“夫养兵百余万，而外患之来，专以不抵抗为标榜，世界自有历史以来，应断无如此无耻之国民。且不抵抗云云，究以何时为止，限度如何?充不抵抗主义之解释，凡日军所到，即我国所失，是最后只有双手奉送全国而已。”

此后，大公报对日谴责言论升温，对卖国嘴脸斥责更加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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