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柠 | 那家鲁迅最喜欢的书店，一百岁了

2017年，是内山书店创业百周年。跻身百年老店，在神保町其实算不上什么了不得的业绩，但由于这家书店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所扮演的角色，确实超出了一般书肆的范畴，事实上，已构成中日文化交流史的一部分，故颇吸引两国文化界的关注，分别在上海和东京，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位于北四川路上的内山书店

因迻译内山完造《花甲录》的缘故，自揣多少了解一些内山书店的历史。我个人把内山书店百年史分成三个阶段：上海阶段——1945年前的内山书店，由内山完造主导；东京阶段则分两个时期——1935年至战后1984年，由内山嘉吉主导；从1985年至今，由内山嘉吉之子内山篱主导。而在这三个阶段中，或延续，或平行，其实先后有过三个内山书店：一是1917年创立，1945年被国民政府接收的上海内山书店；二是1935年，按内山完造的意图，由完造的幺弟内山嘉吉在东京设立的东京内山书店；第三是1938年，回日本养病的美喜夫人于长崎开设的长崎内山书店。

纪念内山书店创业100周年的小册子

严格说来，内山书店最初的创业者是完造夫人内山美喜。二人婚后，完造仍奉职于大阪的参天堂药店，常驻上海，负责在大陆推销一种“大学眼药”。因夫君常公出，夫妻聚少离多，一方面为排遣妻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感，另一方面完造从内心不信任大阪商人，总怕被人坑，原本也正想做一点副业，以未雨绸缪。于是，夫妻俩一合计，决定先让美喜试开一爿小书店。1917年夏，完造又去外埠出差，“旅行归来后，美喜已迁居至北四川路魏盛里的家里”。上下两层，一楼是一个八张榻榻米大的房间和厨房；二楼有俩房间，十一张榻榻米的房间和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实际是玄关）。结果，小房间成了书店。起初连个书架都没有，在柜橱上面随意摆了百十来本书刊而已。因夫妇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开始时只卖一些《圣经》研究杂志和基督教思想家内村鉴三的著作。读者基本上是上海日本人居留民中的基督徒和基督教背景的商务人士。此前，上海的日本人书店已有文路上的日本堂、申江堂和闵行路的至诚堂，魏盛里的内山书店算是第四家。

内山书店的店堂

果然，大阪商人的不靠谱被完造言中：内山书店开业还不到三年，参天堂老板田口谦吉前脚去世，后脚完造就被炒了鱿鱼。于是，“我把大学眼药的上海营业权移交给了后来成为我的长期助手的中国人王植三先生，而我自己则成了妻子创业的内山书店的主人（其实是从妻子手里抢过来），专注于书店的经营”。从眼药商到书店老板，转身不可谓不猛。但在完造而言，开书店既是为稻粱谋，也是信仰的召唤。

如此，在内山夫妇胼手胝足的苦心经营下，内山书店从一爿位于弄堂甬道里的“玄关书店”，成长为大陆首屈一指的日系书店。从战前到战时，在波谲云诡的中日关系的夹缝中，扮演了微妙而重要的角色，事实上，成了那个时代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左翼知识人沟通活动的平台。尤其是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以鲁迅-内山为主线串连起来的作家名单，几乎涵盖了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知识人。

1933年初夏，鲁迅与内山完造，摄于内山寓所前

内山完造本人是反战主义者，更是不可救药的悲观论者。这并不是随着战争推进，国际环境和交战双方实力发生变化后的“转向”，而是他始终不变的立场。他在《花甲录》中如此写道：

打一开始，我就持战争悲观论，曾说过“前途更无光明”——那是我对中日战争开始以来的信念。一次，在日本文化协会主持的工业俱乐部的讲演会后，我被两位陆军将官喊住：“听了你的话，感到与军方的中国观完全相反，是这样吧？”我答道：“军方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的确是这样观察中国的。”遂把彼时的讲话印成了小册子，由文化协会对外发行——这是中日战争刚开始时的事情。

内山兄弟（完造与嘉吉）

结果被内山言中，自不在话下。但对预言者来说，预言的中，到底是幸还是不幸，倒要看预言者本人的三观了。就内山而言，尽管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内心是充满喜乐的。他早料到这一天迟早会到来，并为此在做着准备。早在战前的1935年，完造就嘱咐弟弟嘉吉在东京创办了东京内山书店。这种决策的背后，一方面是从上海内山书店经营者的立场出发，痛感国际间图书交流的重要性。虽然当时东京已有文求堂等几间书店在经营汉籍，但内山授意嘉吉应重视当下的“活中国”，经营新刊图书。另一方面，确也有种已窥到日本在大陆文化存在感的边界，为事业延续而提前铺路的意味。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遂决定对上海图书有限公司等大股东，“将全部出资额予以返还”。接着，“对所有日本人和中国人店员，公开书店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并交待：洋纸一百五十连[1]赠予鲁迅夫人许广平女士，其他物品请大家分取，我自己什么都不要”。后被国民政府限期离境，并禁止携带任何行李，仅穿一件对襟毛线衣就登上了回日本的遣返船。

鲁迅1931年书赠内山完造（“邬其山”为完造日文名的谐音）诗：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战后的内山完造，全身心投入中日友好事业。先就任日中贸易促进会代表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起成立日中友好协会，并亲任理事长。1959年9月19日，应邀参加北京的建国十周年国庆观礼时，突发脑溢血。两天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后埋骨于上海万国公墓，与美喜夫人合葬，可谓是用生命践行“中日友好桥梁”的先行者。而东京内山书店，则由弟弟内山嘉吉夫妇一手打理。

如上海内山书店从“玄关书店”起步，逐渐发展成一间著名的人文独立书店一样，东京内山书店作为中国图书专门店的发展，也经历了几个时期。最初位于世田谷区祖师谷大藏一爿出租屋中的店铺，两年后（1937年），迁至神田一桥。一桥时期，开始与中国国际书店合作，发行《人民中国》《中国画报》等大陆系刊物，成为战后初中期，日本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1966年2月，由郭沫若挥毫的“内山书店”四字行书看板，至今仍悬挂在神保町内山书店的门楣上。文革时期，日共与中共决裂，日国内的日中友好团体和中国系书店，纷纷选择重新站队，但内山书店却以其公认的专业性，岿然不动。

坐落在神保町铃兰通上的东京内山书店（看板由郭沫若题写）

1968年8月，内山书店再次迁移至神保町铃兰通，位于寸土寸金的书店街核心区。1974年3月，改组为株式会社，内山嘉吉任会长兼社长。嘉吉是一位卓越的经营者，在他的主导下，书店的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在日本汉学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稳据神保町中国系书店“御三家”之首（另外两家是东方书店和山本书店）。1985年9月，在东京内山书店创业五十周年之际，社屋改造工程竣工，原店铺扩建为七层楼的内山大厦，一至三层为书店。即使在百年老店扎堆栉比的神保町，拥有如此华屋的书店，亦堪称凤毛麟角。

内山嘉吉比完造小十五岁，受兄长的影响，早年就形成了不同于那个时代主流的中国观。1931年8月，在东京成城学园小学部担任美术教师的嘉吉，暑假应兄长之约前往上海，在内山书店附近的狄思威路[2]上的一栋三层小楼里，举行了“木刻讲习会”，共有十三位青年木刻家参加。统共六天的讲座，鲁迅全程出席，并亲任口译。嘉吉在《鲁迅和中国版画与我》[3]一文中，深情回忆了与鲁迅共处的时光。讲习会头一天（8月17日），众人在内山书店集合，然后一起走到讲习会的会场。一向不修边幅的鲁迅，当天穿了一件崭新的白府绸长衫，“鲁迅先生风采奕奕出现在内山书店门口的形象，就像一道银白色的雪光，映照着我的心灵”。而后来据增田涉说，“那件长衫料子是史沫特莱赠送给鲁迅先生作为纪念的。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一天一定是他初次穿上”。后来，嘉吉还不止一次在北京和上海的鲁迅纪念馆中看过那件长衫，“记得那件长衫的颜色似乎已变成淡淡的茶色了”。彼时，内山嘉吉不过是一介艺青，却得以近距离亲炙文豪，面对面地交流艺术观和人生观，受到前所未有的鼓舞，很大程度上改写了他的人生道路。他日后在日本出版了《鲁迅与木刻》一书，并于1985年被译成中文在大陆付梓。

鲁迅与出席木刻讲习会的艺青们合影（1931年8月22日）。鲁迅右侧是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当时是一名美术教师，应兄长之约，暑假来华讲授木刻，由鲁迅亲任翻译。

嘉吉还记述了一桩对鲁迅内心的愧疚：

我记得是在讲习班第四天的午后，鲁迅先生来到我兄的书店，给我送来非常珍贵的礼物——德国著名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一幅铜版画和七幅一套的石版组画《织匠》。每一幅上都有珂勒惠支的铅笔签名，这是难能可贵的。这几幅画鲁迅先生都亲手用衬纸把它衬上，另外再用纸书写上画题，并在上面签上鲁迅的名字和赠与我的姓名。这一定是鲁迅先生非常珍爱的收藏品！据说，当时在日本也没有这两件作品，我那时激动之余，深感到不胜惶恐。[4]

如此馈赠且不说今天，即使在当时，也是珍品中的珍品。可是，“在1945年5月25日的一次空袭中，这些东西都被大火化作了灰烬，至今我一直感到悔恨交加”。

不过，也正是这种愧疚感，使内山嘉吉在书店经营之余，成了鲁迅文物和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家、研究者。1947年2月，内山嘉吉亲自策展并成功举办了《中国初期木刻展》，所展出的六十八帧木刻，均系鲁迅生前寄赠嘉吉，“以求批评”的大陆新锐青年版画家的作品。画展原计划只在神户举行，但反响热烈，遂陆续赴大阪、京都和东京巡展。巡展结束后，由日本华侨新集体版画协会出版了200部纪念本《中国初期木刻集》，扉页上印着“献给中国新兴木刻导师鲁迅先生”的题辞——这是在日本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木刻集，内山嘉吉无疑是背后的推动者。

战后初期的一天，内山嘉吉在东京都内为书客配送书籍。归途中，在水道桥站（离神保町一箭之遥，旧书肆林立，也属于广义的神保町书街）附近，见一间旧书店门前，堆满了旧书。凭着书店经营者的本能，他一眼就发现了书堆中的两本汉籍：《呐喊》和《彷徨》。

抽出来一看，竟然是鲁迅的签名钤印本。不仅如此，扉页上都有鲁迅题诗！结果，“他只花了价值两杯咖啡的钱，就买下了这两本珍贵的书籍。”[5]笔者对水道桥一带的旧书肆轻车熟路，掷金无数，记得十几年前初次读到这个故事时，立马翻出神保町书街地图，试图索隐出是哪家书店，也大体有所心得。可毕竟时代不同了，鲁迅研究的显学化，加上旧书业的专业化和商业化，如此大漏，已殊难期矣！

嘉吉收藏的版本极其珍贵。因为，这是目前所知的鲁迅唯一一次在自己的著作版本上题诗赠友。两本书均题赠给日人山县初男，《呐喊》的题记是：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

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自题十年前旧作，以请山县先生教正。鲁迅（印）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于上海

《彷徨》题记为：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尚彷徨。

酉年之春，书请

山县先生教正。鲁迅（印）

因内山嘉吉收藏而得以保存的两首鲁迅诗词手迹。

二题记均为迅翁独有的小楷行书，留白得当，技巧圆熟，一气呵成。两方名章，一朱一白，一隶一篆。查《鲁迅日记》可知，山县初男并非文化人，而是一名商人，曾在汉冶萍铁矿任日铁大冶办事处主任。经内山完造引荐，曾与鲁迅吃过饭。后向迅翁索书，鲁迅遂慷慨题赠。第一次赠书（《呐喊》）后，山县即致信鲁迅，并回赠一只台灯。1933年3月17日《鲁迅日记》记载：“午后得山县初男君信，并赠久经自用之桌镫一具。”《题》一首末句“荷戟尚彷徨”，在收入1935年5月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版《集外集》时，鲁迅将“尚”字改成了“独”。后内山嘉吉翻拍照片，提供给上海的鲁迅博物馆。如此，这两首重要诗稿的手迹才得以保存下来。

出版家赵家璧曾是上海内山书店的常客，也承蒙老板的关照：“店主内山完造热情好客，他知道我是鲁迅的朋友，又在良友图书公司当文艺编辑，经常拿一大叠日本出版的书目和广告品塞在我的手里。我不单从他那里买过许多日文书作参考，也从这些书目广告中得到关于编辑、选题和装帧设计方面的启发和借鉴。”赵在良友时代主持的大型出版工程——著名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就是受了在内山书店过眼的《世界美术大系》等日系出版物的启迪后产生的创意，索性连“大系”的名头也一并“拿来”，倒也全无违和感。

1984年8月，赵随中国出版代表团赴日，东京内山书店自然在必访名单之列。当时，内山嘉吉已年逾耄耋，健康状况堪忧。但他还是在夫人内山松藻和儿子内山篱的陪同下，在东京一家著名的法国餐厅宴请赵，并对赵和盘托出了自己的一个夙愿：

日中两国各有一家内山书店的设想，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实现了整整十年。现在日中友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书籍的交易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为了纪念内山完造，中国方面是否可以考虑在上海恢复内山书店，专售日文书刊呢？如果利用过去的店址，那就更有意义了。[6]

内山嘉吉在中国出版的著作《鲁迅与木刻》（与奈良和夫合著），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内山嘉吉赠与人民美术出版社的日本出版的完造著作

内山嘉吉自知不久于人世，想以赵为沟通管道，恳请中方研究应对。赵家璧回国后，也确实尽心张罗过一番，一度似乎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从（1984年）11月30日《文汇报》的专题报道，看到我们国家领导，对此已表同意，店址犹待商谈。我想内山嘉吉先生在病中听到这个好消息，一定会莞尔而笑吧。”[7]同年12月，内山嘉吉病逝。就结果而言，夙愿终成了遗愿。

内山嘉吉作为东京内山书店的掌门人，身兼多种社会角色，其实相当“越界”。作为友好人士，生前与中国的出版界、学界和美术界均保持广泛的接触。我自己由于读鲁迅的缘故，对内山兄弟的名字当然并不陌生。大约是1996年冬天，我在东单街口的中国书店（毗邻青年艺术剧院，今已消失）曾淘到一册日文旧书《中国人的生活风景》，是东方书店于1979年6月出版的内山完造随笔集。扉页上有内山嘉吉的毛笔题签：

人民美术出版社 惠存

完造末弟

内山嘉吉

嘉吉学美术出身，长于书道，行书小楷遒劲洒脱，文人范儿十足。我当时并不知道嘉吉先生已经去世，甚至萌生过把此书再回赠给嘉吉先生的怪想法，也是可笑。

作为常泡神保町的书客，坦率地说，汉学系的内山书店并非我的“主菜”。每每去神保町，有限的时间，我一般会优先几家新刊书店和艺术系、历史系的旧书店。从铃兰通上著名的东京堂书店猫头鹰店出来，左手就是内山书店。但瞅一眼郭沫若挥毫的看板，却三过山门而不入，径直朝西，过了白山通，直奔樱花通上的原书房、文华堂等旧书店也是常有的事。不过，即使按四五次中进去一次的频度，过去二十多年来，去过几十次总是有的。我常逛的是一层和三层，二层有很多中医、民间工艺和CD、DVD等电子媒介，我基本不看。

印象较深者有二。一是现任老板内山篱清瘦颀长，戴金丝边眼镜，像其他旧书店主似的，整饬的西裤衬衫外面，系着围裙（那种上下连身，在后腰部系带的布围裙，是日本旧书店业通行的作业服），气质儒雅，却不苟言笑。尽管内山书店是神保町少有的店内有电梯的旧书店，可总见他怀里抱着一摞书，楼上楼下地跑，要么就站在书架前，像是点检库存。老板娘是一位短发、圆脸，稍有些富态的中年女性，总面带微笑，对客人打招呼的声音很迷人。她一般会坐在一楼收款台内侧，收银或整理报刊（一层有很多陆港澳台的报章杂志），总是很忙碌的样子。

二是内山书店的书皮，原色牛皮纸上，印有深咖啡色的、好像是青铜器饕餮纹似的纹饰，上下排列，一阴一阳，旁边是书店的LOGO：UCHIYAMABOOKS。古朴而简素，是那种在众多独立书店的书皮中，可一眼就辨认出来的。

内山书店免费提供的书皮

多亏了这种书皮，此刻，我坐在书房的桌前码字，只需抬头一扫，便能从四周的“书墙”中迅速锁定不同时期从内山书店淘来的汉和版书籍，如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内山完造的《花甲录》、藤井省三的《百年中国人》、何方的《党史笔记》和中村真一郎的《江户汉诗》，等等。

摩挲这些书口已泛黄的卷册，意识到最早淘来的一本已逾二十五年。二十五年，对个人，是一段不短的时间。但对内山书店来说，只是四分之一的路程。而在这最后的四分之一之前，是一段更漫长的路程。其间发生的故事，横跨日本和大陆，与鲁迅、内山完造等历史人物的名字紧密相连，可谓一部浓缩的中日关系史。此前谈论的故事，还会被继续谈论下去。同时，也会有新的故事发生。读书人与书店和书，真是一种奇妙的关系。仿佛受制于一个神秘的方程式，置于不同的时空场域，三者作为“变量”重新组合，竟会像万花筒似的，变幻出无限丰富的可能性，从而凸显迥异的文化景观，创造一段又一段独特的历史。

——这，就是内山书店的百年史给我的开示。

注释

[1] 日本洋纸计量单位，1连（R）相当于1000张洋纸，或100枚纸板。

[2] 关于“木刻讲习会”的地点，内山兄弟的回忆有出入，本文权且以内山嘉吉的回忆为准。

[3] 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1530页。

[4] 见《鲁迅回忆录》（散篇），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1543页。

[5] 见《鲁迅与日本友人》，周国伟著，上海书店2006年9月版，151页。

[6] 见《书比人长寿》，赵家璧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1月版，298页。

[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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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艺术评论者 刘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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