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海上来:郑和七下西洋的得与失

　　1978年，福建闽江长乐太平港，郑和下西洋船队出海处。

　　明朝永乐年间，中国远洋航海事业曾经有过一段极其辉煌的历史，而创造这一辉煌历史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一名宫廷太监——郑和。

　　郑和本不姓“郑”，而姓“马”，是云南昆明晋宁县的回族人。他的六世祖是元朝初年著名的回族政治家赡思丁。

　　1381年，明朝军队进攻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10岁的马和被明军副统帅蓝玉掠到南京，阉割成了一名太监并随军驻防北方。

　　后来，19岁的马和因为少年老成、长相英俊、聪明能干被燕王朱棣选中，进入燕王府。在燕王府，马和结识了朱棣的谋士道衍法师（俗名姚广孝），成为了他的佛门弟子，并取法名“福吉祥”。

　　1404年，马和因在“靖难之役”中机智勇敢、战功卓越，朱棣赐他“郑”姓，此后马和便改称郑和。不久，郑和被提拔为内官监太监，官居正四品，成为皇宫最有权势的几大太监之一。

　　根据《明史·郑和传》记载：“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

　　也就是说篡权后的朱棣为了找到疑似逃亡的建文帝朱允炆，顺便在西洋亮一下“肌肉”，就派亲信太监郑和集全国之力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海上大游行。

　　从1405年到1433年的28年间，郑和奉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七次的航行中，郑和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着江、浙、闽、粤的海岸南下再西行。最远甚至到达了非洲东岸，并访问了亚非沿海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庞大的船队

　　从11世纪开始，中国航海术的发展无疑是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奇观之一。福建、浙江和广东诸大港口的商务在当时远远领先于欧洲国家。从两宋到明初长达四个半世纪的大规模远航时代，中国曾经是最强大的海上国家。

　　两宋时期，中国商船就往返于印度洋。蒙元时期，被蒙古化的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海上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通商国家由不足60个发展到140多个，中国海船成为了阿拉伯海的常客。

　　在明初，中国造船技术很早开始就自成体系。历史学家罗荣渠说：“中国在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许多方面都远远领先于当时的欧洲，其中有关船体推进的各种工艺应用，领先于欧洲1000多年。”

　　郑和之前，中国人的海上足迹已经遍及整个印度洋。经过几百年的积累和发展，历史已经为郑和下西洋准备好了足够的技术、经验和人才，足以成就其庞大的船队。

　　根据《明史》记载，郑和宝船“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按照明代营造尺折算，宝船的长度就有136米，宽约56米，比一个足球场还大；装备有16-20橹，排水量超过8000吨，这甚至极有可能是当时世界第一艘万吨巨轮。每次编队航行都超过260余艘，其中大型宝船就有60余艘。除宝船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

　　郑和下西洋不止船队规模庞大，随行人员数目也非常巨大。每次远航，随行者总在二万七八千人之间。其中有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办事杂务人员、翻译(通事之类)和医务人员等，各有专职，分工细致而明确。

　　如永乐三年第一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八百余人”，永乐七年第三次下西洋“二万七千余人”，永乐十一年第四次下西洋“二万七千六百七十人”。以上船队人员的所有开支无一例外全由大明王朝官方独家承担。

　　如以两万七千人为例，每人每天的饮食需要为粮食1公斤，水3公斤，蔬菜瓜果0.5公斤。仅在海上十天的航行，直接的饮食需要：粮食270吨，饮水710吨，蔬菜水果135吨。仅此一项十天的饮食耗费总计就要超过1000吨，平均每天100吨。

　　而郑和船队在海上的航行动辄数月，物资消耗一项的数目就可想而知。七次下西洋，来回时间最长要两三年之久，船队随行人员两万七八千，仅仅饮食消耗一项，数目就很惊人了。

　　如以七次下西洋、每次来回两年、海上航行时间六个月每次为例，七次下西洋仅仅海上饮食消耗126000吨，如果以载重量十吨的卡车为单位，运输上述物资，共需12600台。数量何其惊人，从这里就不难看出。

　　印度西岸驶往阿丹国的针路海图，出自明代茅无仪撰写的《武备志》中的《郑和航海图》。

　　根据《武职选薄》记载的士兵下西洋情况，每次随船出海的士兵多则四万，少则一万。所以下西洋的总人数可能在五万到十万人，直接牵涉的家庭成员在几十万以上，供应物资的东南沿海民众在几百万人以上，这还不包括在朝的相关官员。

　　而根据《明成祖实录》记载，永乐三年的人口是五千一百六十一万，则全国可能有1/10的人与下西洋有关。

　　船队的发动机

　　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朱棣下令推动的活动，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朱棣在刚刚结束“靖难之役”后，不顾战后的民生凋零，开展这项浩大的工程？

　　纵观朱棣一生，好大喜功是其显著的特点，如建造中国现存最大铜钟，重达46.5吨的永乐大钟；修建明长城；为朱元璋开凿重达3.1万吨的石碑，最终未成功；编纂史上最大的类书《永乐大典》；郑和下西洋也是其浩大的工程之一。

　　他通过这些工程，一方面制造盛世局面，另一方面要耗费臣民的精力，使之不再反抗。正如《永乐大典》不是原创著作，郑和下西洋也是建立在中国东南沿海数千年的航海传统之上的行为，这是用政府行为对中国东南沿海社会力量的重新整合。这种庞大的政府行为背后却是十分怪异的国家政策——海禁。

　　“寸板不许下海”是明朝刚建立时确立下来的政策，随后通过一道道诏书，海禁就成了国策。朱棣即位后，颁布诏书：“缘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例禁治。”

　　朱棣下令民间大海船改为不能出洋的平头船。但是东南沿海的民众自古以来以海为生，显然不能立即适应明朝的海禁。于是朱棣想出了个“七下西洋”，一方面把东南沿海惯于下海走番的民众网罗在军人主导的船队上，消耗他们的精力，使他们听命于朝廷，并利用下西洋的船队来牵制在海外的华人势力，另一方面用官方贸易替代民间贸易，兼行外交任务。

　　下西洋是与民争利，希望安抚、平定游离于明帝国边缘的海上力量。所以，郑和下西洋的目的虽然多元，但是最终服务于朱棣稳定东南沿海统治的内政。

　　朱棣发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不惜成本，重建洪武后期趋于瓦解的朝贡贸易体系。而这个体系本身就有政治、经济双重性质，把朝觐和贸易杂糅为一体。

　　朱棣要把流居南洋的华侨召回，不是害怕他们反攻中国，因为在南洋的华侨是不可能想要反攻明朝的，明朝也不会畏惧他们那一点力量。作为一个以农业为本的帝国君主，朱棣是害怕中国人口流失，害怕海外的华侨发展壮大，削弱本已衰落的朝贡贸易。

　　经过元末明初的战争破坏，宋元以来东南社会还有一些残存的有生力量。而这些残存势力从原先自由贸易的海商，变成了下西洋船队的船民。

　　船民为亲信太监率领的军队服务，每次出洋的军队有两万多人，所以船民自然不能起事。也不必担心军队哗变，因为远在西洋，对国内不会构成太大威胁。

　　而且多数人被强征出海，在国内的家属相当于人质，所以他们希望早日归国。因为有了七下西洋，所以朱棣才迁都北京，他对东南社会很放心，从而专注于北征蒙古。

　　郑和下西洋的直接目的是统治者为了巩固朝贡贸易体制，切断东南沿海民间社会的私营经济命脉，从经济上保证统治者的地位稳固。

　　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根本目的都是幻想把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社会变为农业社会，幻想平息宋元以来汹涌澎湃的商业化浪潮。但是东南沿海地区以丘陵为主，平原极少，不适合发展农业，也从来就没有走过中原农业社会那种发展道路。

　　阅江楼内中国最大的瓷画“郑和下西洋”，江苏南京狮子山风景区。

　　郑和下西洋持续了28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禁海政策对海外贸易的影响，也使亚非地区的海上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朱棣对北方蒙古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却不成功。对蒙古的五次征战，始终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胁，其本人也累死在征战途中。

　　当郑和六次下西洋行将结束时，由于北伐和迁都，支付浩繁，朝廷已经“国库空虚”，故朱棣一死，明仁宗立即宣布停下西洋。在永乐之后，主政的权臣都来自内陆地区，他们支持海禁政策。

　　明宪宗成化年间，有宦官怂恿皇帝再下西洋，宪宗颇为心动，命令索阅郑和出使水程，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藏匿水程，认为郑和下西洋费钱银数十万，军民死伤万计，虽取珍宝，于国无益。此时，下西洋之举被认为朝廷官宦争权的工具。但是，这为无视海洋的官僚提供了最好的停止下西洋的借口。

　　得与失

　　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根据历史经验制订了“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的国策，这项国策被明代诸帝视为祖训。郑和被朱棣委以总揽海外关系的重任，因此也就成为了一位在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上作出历史性贡献的人物。

　　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为解决东南亚及南亚各国之间的矛盾，为建立亚非国家区域间的和平局势，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建立在郑和使团所缔造的亚非国际间和平局势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局面的出现又使明朝统治者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海外航路，不仅有利于本民族繁荣昌盛，同时也有利于巩固政权。

　　亚非各国，尤其是南洋国家，物产丰富，具有发展国际贸易的有利条件。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航海贸易，唐宋以后，更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由南洋、印度沿岸扩展至波斯湾、阿拉伯乃至东非沿岸。

　　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畅通了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有计划地发展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贸易，既符合各国人民迫切要求与中国发展贸易的愿望，又能与之公平交易，保持信誉，深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宝船所到之处无不引得倾国轰动，人们纷纷前往交易。此种盛况，前后持续达二十年。

　　郑和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航海家，七下西洋的盛举，对当时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中国古代航海史的巅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涵盖中国古代海上交通的全部空间。然而，在那个航海大时代来临的前夕，也正是郑和下西洋结束了中国古代辉煌的航海史，在新的时代中成了落后的一方。

　　郑和下西洋耗费了明王朝很大的财力，最后受到朝臣的反对而无法继续下去了，此后的中国失去了向海洋探索与发展的兴趣、勇气，开始走上封闭的道路。这种单纯显示王朝国威的举动除非有强大的财力作后盾，否则就需要考虑它自身的收益。但明朝皇帝与郑和显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所以，全球化的转折点只能是欧洲人开辟新航路，而不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是大明帝国整合全部东方民族千年航海贸易历史创造的最后奇迹，是强大的内陆农业文明帝国试图以政治力量干预和塑造海洋贸易体系的一次尝试。这是古代中国大航海时代一个绚丽的高潮，之后便戛然而止，开始了近500年的闭关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