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人性:集中营纳粹看守用针刺男女囚下体

奥斯维辛主营的7号楼名义上是囚犯医院，实际上却是一个经常性地从囚犯中甄别挑选“特别处理”对象的转运站。在此被确定为需要“特别处理”者，除成批地输送到毒气室杀害外，大多数被零星地送进20号囚室，那里设有令许多囚犯心惊肉跳的死刑注射室。

凡是到7号楼就诊的病人，一入院就被分成两大类：在纳粹医生看来，经短期治疗即可痊愈重新从事劳动者，编入一组，医生给他们进行真正的治疗。凡是医生认为需要经过长时间治疗方可痊愈者或难以治愈者，编入另一组，送到20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治疗”。不过，医生的这种分类相当不科学，因为医生只要求病人脱光衣服，然后在他们身上扫上几眼，根本不进行任何诊断，连体温也不量。采用注射的方法对病人进行“特别处理”，逐个被带进死刑注射室，由党卫军的医生们给他们进行静脉注射。

注射用的药剂是30%的苯酚溶液，剂量为致死的10—12厘克。他们改进了杀人技术，用带有超长针头的注射器，刺入受害者的心脏部位进行苯酚注射。从此，接受注射者进入注射室后，就被按在类似牙科手术椅的注射专用椅上，由两名囚犯护士把他的双手分别摁在椅子扶手上，另一个护士用毛巾蒙住他的眼睛，并用力固定住他的头，这时，党卫军医生走过来，将长针用力刺进受害者的心脏，再把针剂推进去。受害者马上就失去知觉，不到一分钟就断气了。注射室的负责人是集中营医官、党卫军少校弗里德里希·恩特莱斯博士。他曾在4天内，用长针注射的手法杀死了300多个病人。平日给病人进行长针注射的主要是两名党卫军医士、党卫军二级突击队小队长尤塞夫·克莱尔和赫伯特·舍尔拜，辅以三四名德国、波兰的囚犯医生。酷好长针注射的党卫军医士克莱尔，常常认为医生们挑选出来接受注射的病人太少。

因而，他在处死所有的由医生们认定应处死的病人之后，还经常到医院去，亲自从候诊的病人群中再次挑选注射对象，即使那些仅仅受了轻伤的病人，也可能被他挑中。来自维也纳的犹太人赫波尔，仅仅因为腹部存在一条切除盲肠留下的疤痕，就被克莱尔送去进行死亡注射。他自己亲口供认的数字即达1200多人。这种残酷的治疗，使病人把医院视为畏途，他们有时宁可病死，也不愿登医院的大门。1942年7月到1943年2月，是死亡注射的高峰期。每天上午，当班的纳粹医生都要到医院和各个囚室挑选体弱多病的男女囚犯，少时20多人，多时120多人，而且不容拖延，当天必须到20号楼或13号楼的注射室进行注射。为此，集中营药房遵照医生们的要求，每隔几天就要往注射室输送苯酚，每次5—6磅，而对每个病人的注射致死量不过几十毫升。

据被迫在比克瑙分营医院担任门格尔医生助手的匈牙利囚犯医生尼斯利揭发，奥斯维辛的刽子手们还有一种经常性的杀人方法：每天晚上挑出70名失去劳动能力的女囚，命令她们逐个脱衣走进诊室进行“体格检查”。她们刚一走进房间，刽子手就用大口径手枪向她们的后脑射击，一枪即可毕命。被这种方法杀害的妇女足有数万人。

负责维护集中营的恐怖统治、镇压囚犯反抗的职能机构是政治部。它是盖世太保的派出机构，设在奥斯维辛主营。政治部主任是奥地利的纳粹分子马克西米连·格拉布纳，他和属下卡杜克、勃格尔、布罗德、霍夫曼、胡斯台克、拉赫曼、维南德等十余人，个个都是对囚犯如狼似虎的杀手和恶棍。政治部的第一项日常工作就是执行死刑。主营10、11号楼之间的一大片空场被辟为专用行刑地。每天，政治部人员都会把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苏军战俘、企图逃跑或其他犯有重罪的囚犯从牢房带到这里，执行枪决。有时为了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尤其是对试图逃跑又被抓回者，要在全营进行大点名时，把他们公开绞死。其次，是对犯有过错的囚犯进行刑讯。他们实施的刑法五花八门，据格拉布纳战后在克拉科夫法庭交代：根据集中营司令官霍斯的命令，政治部在进行审讯时，经常使用如下刑罚：

1.荡秋千。即绑住囚犯的双手，然后让囚犯蜷曲起双腿，再把捆绑的双手放在上面，在腰窝和双手之间穿一根竹竿，让囚犯头朝下摇晃，同时用鞭子和木棍抽打。

2.摧残男女囚犯的生殖器。用长针刺入他们的睾丸，或者狠命地踩睾丸；对于死不吐口的囚犯，就干脆踏碎睾丸，使他们在难以忍受的巨痛中死亡。对女囚，则把作用强烈的坐药，塞进她们的阴道，叫她们领受近似下地狱的滋味。

3.灌水。握住囚犯的鼻子，强行往嘴里灌水，经常要灌进10公斤一桶的水。同时，对其进行抽打。

4.骨折。即打断囚犯的肋骨、颔骨。

5.关入地牢。所谓地牢，其实只是一个烟囱型的特殊建筑。里面暗无天日，不见一丝光线。由于空间极为狭窄，囚犯们只能站立或蹲着，而无法躺下。看守们不提供任何饮食，囚犯们饿得发慌时只得吃食死去难友的尸体，最后仍不免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