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解密——乾隆皇帝为什么也抄《心经》？

1978年10月，从北京阜成门内大街妙应寺白塔塔刹(天宫)中，发现了一批重要佛教文物，其中乾隆皇帝御笔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下简称《心经》)是较为重要的一件。

这件御笔《心经》连同其他出塔文物都是清乾隆十八年(1753)修塔时放入塔中的，具有重要的宗教、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为我们研究乾隆皇帝崇佛及其佛学修养提供了重要依据。

弘历古装行乐图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这件《心经》为经折装形式，首尾书衣皆以织锦装裱，外套一个织锦裱糊的经夹，织锦上有分布整齐的龟背纹图案。经书纸质甚佳，棉软而有韧性，颜色微黄。全经展开长度为46厘米，宽度为23厘米。经的首页是一幅观音菩萨画像。观音菩萨站立在一朵盛开的仰莲花上，身体略向经文方向侧转，体态婀娜;头戴发髻冠，有圆形头光;上身着通肩袈裟，下身长裙拽地，衣纹飘逸流畅;两手在腹前挎一个篮子，篮子里装着一条鱼，仪态端庄，气质优雅。根据这些特征，我们可以判定她是我国民间信奉的三十三种观音之一——鱼篮观音的形象。经的正文采用唐朝玄奘大师的译本，共260字。书体以行楷为主，兼有草书，书写工整，笔力遒劲。在经书的首尾处共钤有四方印章：第一方为椭圆形，阳文印“如水如镜”;第二方为长方形，阳文印刻“莲花室”;第三方为方形，阳文印“天龙三昧”; 第四方亦为方形，阳文印“乾隆宸翰”。 另外，在经文结尾处还附有乾隆皇帝的题跋：

　　妙应寺在京师乾方，浮图岿然，标处胜势，自辽阅今六百余载矣。乾隆十有八年岁在癸酉，鸠工鼎新，敬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别依梵文手书尊胜咒一册同装秘帙，用镇宝塔，真言所在，常□人天拥护，永久坚固。爰识缘起于此。浴佛日御笔。

　　题跋文字虽然不多，但透露了十分重要而丰富的历史信息，包括寺塔位置、白塔历史、乾隆皇帝修塔时间、乾隆皇帝为白塔装藏时间与目的、乾隆皇帝敬书《心经》的具体时间，等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特别是后三条信息尤为重要：乾隆皇帝修塔和为白塔装藏时间，既与塔藏文物中的“大清乾隆年敬装”的刻款吻合，也与当时修塔所立碑文(《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形成了内外的呼应，有力地证明了塔中发现的全部文物是乾隆十八年(1753)修塔时放入塔中的;乾隆皇帝敬书《心经》的具体时间，反映了乾隆皇帝奉置这批塔藏品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因为他写经的时间是浴佛节，即农历四月初八日，而奉置塔藏品的时间是“秋七月”，即农历七月份，乾隆皇帝提前三个月就写好了《心经》。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乾隆皇帝对佛教的崇奉态度和对白塔寺的特殊感情。

乾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23cm×46cm 首都博物馆藏(局部)

　　按照佛教传统的科判，全经总分两部分：一为略说，从“观自在菩萨”至“度一切苦厄”，大略说明此经的主旨;二为广说，从“舍利子，色不异空”到最后，分别展开，且由浅至深递进式说明此经的大意。它以大乘佛教“般若学”的“性空”思想为中心，从“五蕴”“四谛”“十二因缘”等各个方面，系统阐述了“般若性空”的思想，认为只有证得“般若性空”智慧，才能“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心无挂碍”“无有恐怖”，也才能得到“究竟涅槃”，完成佛教修行的究竟目标。此经因言简意赅，又易于背诵，所以历史上在我国具有十分广泛的信仰和影响，从古至今注释、讲说、读诵和抄写不断。

　　鱼篮观音是中国民间信奉的三十三种观音之一，是在观音应化民间的灵应事迹基础上产生的;她的艺术形象也是根据其灵应事迹塑造出来的。虽然她不属正统的观音菩萨，但是在中国民间社会却有着十分广泛的影响。她的事迹广为人们传颂，在许多佛教史料中留下了记载，其中元代《释氏稽古略》卷三的记载最有代表性。故事情节大致是这样的：唐元和十二年(817)，陕西地方出了一位才貌双全的绝代女子。她经常挎篮卖鱼，人见人爱，许多人竞相向她求婚。一天，这位女子向求婚者说，如果有人在规定的时间内背诵出《观世音菩萨普门品》《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我就嫁给他。最后，只有一位马姓的青年如期背出。马姓青年迎娶女子过门那天，贺喜的宾客正在欢宴之时，新娘却突然一命归天了。而后，一位身着紫衣的高僧来到死者墓地，他用锡杖拨开棺木，里面只见黄金锁子骨一架。老僧于是对围观的大众说，这是观音大士怜悯尔等业障深重，为度化尔等而化现的方便之身，众人听罢顿时明白了生死无常的道理。

　　乾隆 层阁延春贴落 94cm×186cm 故宫博物院藏

　　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领会到，鱼篮观音重点宣传的是佛教“无常”的思想。这一思想正是佛教全部思想的核心。按照佛教的说法，众生之所以在三界六道中流转不息，就是因为不明无常之理，执我执法，障蔽了自身的心智，生生世世不得解脱。如果遵照佛教的思想和方法，以“无常”遍观一切，看待一切，断除执障，扫除情见，心智便会大开，便能于复杂的大千世界，“照见五蕴皆空”，而不起执着和分别，便能任运自然地“度一切苦厄”。可见，能否通达无常是能否通达佛道，获取般若智慧，现出明净佛性的关键：迷于无常即为凡夫，悟于无常即成圣果。分析到这里，我们应当不难领会乾隆皇帝绘此观音圣像的本意了。

　　乾隆御笔《心经》中的三方印章也都深含佛理。“莲花室”看似乾隆皇帝冠于自己居室上的雅称，其实它的用意很深，佛教意味很浓。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乾隆皇帝佛学修养上的一种追求和向往，因为“莲花”以其清净的特性常被佛教用来喻示最高佛理——真如佛性，如佛教《妙法莲花经》就是以莲花比喻佛教的妙法，作为莲花室主人的乾隆皇帝，也希望自己像莲花一样达到不染一切，超脱自在的高深境地。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乾隆自比观音菩萨的一种表现，因为在佛教里观音菩萨一般认为是由莲花化现的，佛教密宗“莲花部”的部主就是观音菩萨。“如水如镜”也是喻示佛教理体的，意思是说佛教最高理体像一泓净水、一面明镜，不仅清静无染，且能映照万物。乾隆皇帝使用这一印文，体现了他对佛教清静智慧的向往和追求。“天龙三昧”也是乾隆显示其佛教修养的一方印章，其中“天龙”是乾隆皇帝自称，“三昧”是印度梵语音译，汉译“定”，意为一种高深的境界。佛教许多经典对“三昧”有解释，《大智度论》卷五曰：“善心一处住不动，是名三昧。”《玄应音义》卷三曰：“或云正定，谓住缘一境，离诸邪乱也。”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方印章体现了乾隆皇帝对自身佛学修养的信心，或是对三昧定境的一种追求。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乾隆皇帝在佛学修养上的意趣完全是一致的，那就是他对佛教般若思想的崇尚和深切体悟。在汗牛充栋的佛教三藏十二部典籍中，他唯独选择《心经》作为书写的内容，体现了他对《心经》所阐述的般若思想的执着追求;在种类繁多、神态各异的观音形象中，他唯独选择中国民间信奉的鱼篮观音作为观音菩萨形象的代表，体现了他对通达般若智慧的深切体悟;他以“莲花室”“如水如镜”“天龙三昧”等佛教名词法相用于自己的印章之上，同样也体现了他对佛教哲理思想的崇尚和高深修养。乾隆对佛教般若思想的这些崇尚和追求，充分地体现了他在佛学上的高深修养，同时也反映了他一生在利用佛教的同时，所表现出来的正信佛教和正确认识佛教的一面。

　　乾隆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23cm×46cm 首都博物馆藏(局部)

　　从这些内容来看，这份写经体现了乾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当然这些并不是乾隆的目的所在，透过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我们会发现蕴藏在其中的更为重要的用意和思想，那就是乾隆如何敬佛和如何表达其虔诚信仰和佛学修养。其中，在这份写经里，体现乾隆佛学修养的内容有多处：乾隆御笔的《心经》经文、经文前面的鱼篮观音画像，以及具有佛教意义的“莲花室”“如水如镜”“天龙三昧”三方印章。下面逐一对它们所蕴含的思想进行分析解读。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心经》或《心经》，是大乘佛教中最短的一部经典。其经名具有非常深刻的含义，其中“般若”是印度梵语音译，汉译为“智慧”，但是这种智慧不同于我们世间理解的智慧，它是佛菩萨的智慧，是清净无染的智慧，在中国文化中没有一个适当的名词可以代替它，所以为了保持它纯净、圣洁的意义，我国古代的佛经翻译家大都遵循“为生善”(让人们生起善解)的原则而不予翻译。“波罗蜜多”也是印度梵语音译，汉译为“到彼岸”，也是遵循“为生善”的传统原则而不翻译。“般若波罗蜜多”合起来的意思就是“智慧到彼岸”。“心”是核心和纲要之意，佛法以大乘教法为中心，大乘教法又以般若法门的《大般若经》为中心，而《心经》又是一切般若法门的核心，是《大般若经》的精髓;《大般若经》有六百卷之多，而《心经》却只有260个字。所以这里用‘心’来比喻此经是《大般若经》、一切般若法门、一切心地法门乃至整个佛法的主体和中心，可谓是心中心了，即《心经》是佛法的核心中之核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历史上有多种汉文译本,其中最为流行的是唐代玄奘大师的译本。此经文字虽然不多，但内容却极其丰富和深邃，囊括了三藏十二部经教。

对于一个国家的皇帝，带头抄写心经，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