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教科书上的定论。不过，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倘若真是如此，倒是让人有充分的兴趣去探究一下这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究竟是不是政治家袁世凯靠心机和城府“窃”得的。
说袁世凯是政治家，应该不为过。但说晚清那会儿，李鸿章死了后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实力足可左右晚清政坛。实施新政，袁世凯充当改革急先锋，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教育还是军事方面都有不俗的成绩，比如詹天佑搞的京张铁路，废除科举，建设第一支现代化常规军等等。由于改革政绩突出，且得到西方舆论的赏识，之后又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练兵大臣、电政大臣、铁路大臣等，号称一人身兼八职，影响远超李鸿章。改革嘛，总会让一些人不爽，比如限制满清贵族干预政事，比如裁撤太监，这些人可都是在老佛爷跟前儿吹风的老手，整天被人说是位高权重居心叵测，有害大清江山，老佛爷也会对袁世凯心有戒备的。好在，袁世凯官场经验丰富，政治嗅觉灵敏，一看风头不对，赶紧地先后交出系列实权。宣统继位后，干脆以袁世凯“患足疾”为名将其开缺回籍，剥夺一切军政大权。袁世凯退隐安阳洹上，以钓鱼翁的姿态观政局变动。
武昌起义的枪声骤响，吓坏了清政府，即派北洋新军去镇压，孰料根本指挥不动，迫于无奈，朝廷不得不重新起用袁世凯。袁世凯显然意识到了，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面前，满清王朝的退场似乎是不可避免了，他要做的，就是在这关键的历史机遇中谋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前面说了，袁世凯是政治家，那必须要跟朝廷讨价还价，为朝廷效忠不计个人生死安危不是政治家干的事儿。革命党的势力，还不足以抗衡北洋新军，在老谋深算且纵横江湖的袁世凯看来，对付稚嫩的革命党根本就不是个事儿。这种情形，估计革命党也是能清醒意识得到的。
到了书写历史新一页的关键时刻，袁世凯知道自己可以依靠的力量，以及如何定位自己在影响历史进程中的个人角色。首先，帝国主义是支持的，袁世凯有镇压义和团的功勋且具备做帝国代理人的实力，由于支持了袁世凯，帝国主义者便要打压革命党；其次，袁世凯一手建立起来的北洋新军是支持的，这也就是清政府调遣不动的原因；再次，立宪派的支持，晚清政治体制改革确立的责任内阁13名成员名单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汉族4人，如此明目张胆的欺骗愚弄，彻底将立宪派推向了支持袁世凯的阵营；最后，革命党没钱，帝国主义者把持的海关即便支持了袁世凯也不会支持革命党，并且革命党内部有人认为孙中山不适合做总统，比如汪精卫就曾当面质问孙中山是否心存私心不愿放弃大总统的位子，这客观上支持了袁世凯的上位。因此，袁世凯被国内外舆论一边倒地认为是收拾中国残局的最理想人选，其走上中国政治历史的前沿也就不是偶然而为之的事儿了。
于是，袁世凯对清政府和革命党采取两面策略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利用革命形势逼宫，迫使清政府让他任内阁总理大臣，执掌全国军政大权；另一方面，对革命党亦兵亦礼，一面打，一面和，目的就是要革命党交出政权，由他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内外受压，承诺如清帝退位，且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可做临时大总统。回头，袁世凯就迫使清帝退位。
革命党政治经验还是不足，尚不知道与宪政制度现代化相比，人的现代化才是真正漫长而深刻的过程。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革命党过于相信制度万能，过于相信承诺千金，却不懂韧性的战斗，不会理想的坚守，在所谓的宪政民主还只是一纸文字而远远没有落地生根的时候，就想着刀剑入库马放南山了。习惯于以子弹和枪炮对话谈判的袁世凯，革命党的议和条件，哪怕是面向社会公众所做的公开的承诺和宣誓，都如烟云，顷刻消散。
历史以不走寻常路的方式向前高歌猛进。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退位。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同日孙中山辞职。15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在通告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都把政权移交给了袁世凯。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就这样被袁世凯“窃”取了。
由是观之，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过是南北议和各方的政治承诺得以兑现而已，只是实力不同，各方承诺可能处于或优或劣的地位有别。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胜利果实，似乎是把历史这位小姑娘打扮的过于出离本来面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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