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当《京话日报》那些热心认捐、劝捐的读者看到这些报道，他们的怒火会有多高。他们已经不肯像梁济说的“还是好好的对付”。激于义愤，他们纷纷投书报馆，提出了种种激烈的方法：
有人说，满街卖的小唱本儿，是一个“祸根”，是讲报处的“仇敌”，他抱怨说，全世界都没有中国这样的出版自由，希望工巡局能够查禁这些唱本儿；
还有人认为“北京的茶馆、烟馆、酒铺，是造谣言的总机关”，主张“可以由各局，传谕茶馆烟馆酒铺掌柜，以后有喝茶的吸烟的喝酒的，最好按着钟点办，再不然就硬来，解完了渴，过完了瘾，赶紧劝他走，如有不遵的，准其掌柜报局”；
不断有人主张由政府出面对捐款者和不捐者加以甄别，实行奖惩。有的说，要分出三等徽章，依据捐款金额分发捐款者；有人嫌徽章不够显眼：“把大大的国民二字，印在长方纸上，作为标记，左边注明年月，右边注明报捐数目，共分六等，纸张大小颜色等等不同”，发给捐款者。马上有人反对这个提议，认为对“穷朋友”不公平，应当“印一个标记，无论贫富多寡，一律粘贴”，甚至“上捐时候，问明住址，大家另凑公议，按照妙峰山刷报子似的，锣鼓喧闹，硬给他贴在门上。”他们说，这样一来，“认过捐的，大众都以为体面，不认捐的，自然就以为难看了，知道难看，就得掏腰包”。
报纸正面的提倡言论中，也有让今天的读者觉得有些匪夷所思的说法。如《京话日报》某篇演说曾提出一个口号叫“一两银子捐国民，岂不强如中举人”，演说者的意思是“认了捐，再领张收条回来，交给你们，各人拿回家去存着，就算捐了一个国民了，以后见着王爷、侯爷、大小官员，都自称国民，就不称小的了”，据报道，这篇演说的效果很好，“伙计们，也个个都愿出钱，捐一个国民在脑袋上顶着，免得见了官再称小的。”（《辛天知演说》）
前文提及的二三品旗员，公众拿他们没有办法。但是北京城的商铺，却被看作应该力劝的对象。尤其是那些在之前的“反对华工禁约抵制美货”运动中，敢于售卖美货的三家商铺，在许多人的轮番劝说之下，不仅自己捐钱，还各出资四十块银元，捐赠“国民捐传单”。
当捐款活动在大栅栏商业区举行时，“有捐五十元的，有捐四十元的”，可是到了“张永聚”，铺子只写了五元，这一下子，“可就把大家引坏了”，后面的商铺也跟着只认五元、十元。这次连《京话日报》的访员和编者都愤怒了，在报道中批评这家店“倒不如不捐”，认为这种没有国家思想的店铺“非叫他们拆让不可”，如果要求少拆一尺，就要“罚银一百两”。他们希望官府能这样做，好让民众“痛快痛快”，可是，这种“派捐”显然有违国民捐“捐款自愿，决不勒派”的初衷，也不能让社会民众真正了解“爱国”的意义。
有一位讲报人卢菊庄，在演说“抵制美货”时，叫了几声“同胞”，虽知第二天就接到了一封信，上面说，他不该将所有听讲报的人都叫做“同胞”，“必得认国民捐的人，才可称他同胞呢！”卢菊庄说，他不赞同如此偏激的意见，“说话办事，都要向光明正大的路上走，一入了尖巧一派，或是激烈一派，不但于事无益，一定要起风波，因著些微小事，必至贻误大局。”《京话日报》主人彭翼仲在该文后批道：“道德之言，字字金玉，同志君子，千万留心。”
正好这时候，山东出了一个佣工李墨林，他自打知道国民捐的消息，就入了迷，千方百计要让家里人都认捐。他娘舅不情愿，他就跑到娘舅家里，拿着借来的报纸，“翻来覆去的念叨，念完了又讲，讲完了又劝”，气得娘舅把他赶出去，要和他断绝亲戚关系。彭翼仲在这则报道下加了按语，道是：“这篇演说的意思，并不是替李墨林出气，此人热血有余，见解欠明，没学力的人，勉强求着开通，不但自己乱撞头，还许把好事带累坏。”彭翼仲的喟叹，呼应着梁济的忧虑。启蒙者们意识到，单纯的爱国热情，不一定能够推动现代意识的普及、文明社会的创立。
声势浩大的国民捐运动，或许造就了许多热心爱国、慷慨赴难的国民，但仍然无法让他们成为具备民主平等、言论自由之类现代理性的公民。
国民捐运动持续了一年有余，《京话日报》得罪了曾大力提倡国民捐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彭翼仲获罪，流放新疆，《京话日报》关闭，这场运动也就自然停止了。随后，大清银行出面宣布：发还捐款，各人凭收条到银行具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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