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遥远的非州的渔场岸边，有一片候鸟般的中国渔民的墓地

随着中国渔业资源枯竭，中国人将渔网撒向世界各地。西非作为世界上最后仅存的几个渔业资源丰富的渔场之一，吸引了超过400艘中国远洋渔船、数千中国渔民在此捕捞，并开厂加工鱼类产品，同时大量雇佣非洲本地人共同作业。中国渔业变化的轨迹正在非洲循环上演，而渔民的异国命运则难以捉摸。

▲2016年7月23日晚上8点，大西洋几内亚比绍海域。一艘中国福建远洋渔船上，徐船长正在呵斥不按指挥操作的非洲本地船员。虽然是福建的渔船，但船员却来自于五湖四海，其中，7名中国船员来自浙江、辽宁、河南等省份，而13名非洲船员则都来自于西非的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

▲出海20~30天、每天早晚倒班24小时连续作业、每个月上岸休整2~3天，这几个数字精炼地描述了漂在西非的福建远洋渔船船员的生活和工作。像福远渔这样的中国远洋渔船，在西非广阔的海面上还有超过400艘，中国是在西非作业渔船数量最多的国家。过剩的渔业产能在中国之外的海域找到了出路，更多的资本还在继续涌入这个行业，也想在这片万里之外的海洋里淘到金。

▲王大副给船上的本地船员散发香烟。总的来说，中国船员和本地船员相处还算融洽。按职位不同，中国船员的工资从8万到30万人民币一年不等，而本地船员的工资一个月约100,000西非法郎（约合人民币1500元），属于西非当地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很多本地人都乐意来中国渔船上打工。

▲黄昏时分，金色的夕阳映照在深蓝色的海面上，徐船长坐在窗前，监视着船上的各种仪器。这艘船配备了声纳、雷达等现代化设备，大大增强了捕捞能力；同时，每一艘渔船上还配备了卫星定位系统，以便漂泊在汪洋中的故障渔船能更快地得到救助。徐船长今年63岁，来自浙江舟山，自1995年起便出国进行远洋捕鱼工作。

▲2016年7月23日上午10点，捕捞工作已经开始，因为船一侧撑架的渔网被卡住，徐船长（左）和两位本地船员爬上了撑架，正在想办法把网解开。这是一艘悬臂单拖网渔船，作业时船身两边会各伸出一个撑架挂住渔网。虽然语言不通，但通过手势和一些关键词，非洲船员还是能够比较准确地了解中国船员表达的意思。

▲夜间，由于人手不足，金二副（中）也和其他船员一起收网。徐船长介绍，西非的渔业资源状况在全球范围内算比较丰富的，但即使是这样，渔获的情况也是参差不齐：好的时候一天可以捕捞10000公斤，但不好的时候大约只有4000至5000公斤。此次出海，渔获情况就不太理想。

▲拖网捕鱼没有特定的目标，会将海中的各种生物都捕捞上来。船员们全天24小时轮班工作，每2~3小时收网一次，收网后进行清理和分拣。

▲一位船员正在清理刚刚捕捞上来的一条怀孕的尖吻斜锯牙鲨。几条小鲨从这条母鲨肚中掉出来。它们即将被冷冻起来，直到送上非洲人、欧洲人或中国人的餐桌。与“是什么物种”相比，“能不能卖钱”跟船员的个人收入更直接相关。

▲船员通常会留下那些可以卖钱的种类，而对于一些肉质不太适合食用的软骨鱼，他们也会割下鱼鳍之后再扔回海里。这些被割鳍的鱼回到海里后很难继续存活。

▲每个船员的手机里，都存着这些年他们捕捞上来的各类鱼和动物的照片。图中是一只受伤的棱皮龟。棱皮龟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海龟，被列入濒危野生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Ⅰ的种群受威胁物种，渔业捕捞造成的兼捕是对它们生存最大的威胁。被误捕的海豚、海龟等物种通常会被扔回海里，然而由于底拖网的捕捞方式，这些物种轻则受伤，重则死亡。

▲常年漂在海上的状态给渔民这一职业塑造出他们特有的休闲方式。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通讯信号，狭小的船舱也没有空间放置任何娱乐设施，有的船员会用喝酒、赌钱、睡觉来打发时间。但也有像44岁的金二副这样，喜欢在船舱里静静地用手机看书和睡觉，他说在船上最大的感受没别的，就是孤独。

▲34岁的石轮机长正在给远在中国的家人通电话，他来自大连长海，这次已经出海20天，于1天多前开始返航，当行驶到离陆地约10公里时，手机开始有信号，于是船上所有人开始拿出手机打电话或上网，再有1个小时，他和他的同伴就将靠岸，所有船员会有2~3天的时间在岸上卸货、加油和休整，准备下一次的出海。

▲返航途中，在距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港口不远的地方，福远渔和一艘塞内加尔当地的传统手工渔船打了个照面。尽管渔船体量、捕捞方式和捕捞能力都相去甚远，但对两国渔船来说，有一个事实是相通的，那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渔船来到西非，他们都不得不航行到离海岸线越来越远的海域去寻求更好的收获。

▲塞内加尔当地渔民主要采用传统的手工捕捞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船上没有任何现代化的设备。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国工业渔船到来，渔业资源减少的状况也在这里上演，手工捕鱼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的渔网也经常被工业渔船破坏。

▲2016年7月15日，塞内加尔手工渔船船长Youssou Diouf共下网三次，动用40名渔民。但前两次渔获都比较少，只有最后一次才捕到了相对较多的鱼。当地渔民以捕捞沙丁鱼为主。除了食用，渔民的渔获也会卖给当地和邻国的工厂，用于制作鱼粉。

▲2016年6月30日，西非毛里塔尼亚，一位本地渔民正在一家中国人开设的鱼粉厂旁卸货。毛里塔尼亚政府这些年明确鼓励发展鱼粉行业，刺激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商人到这里投资建厂。目前努瓦迪布市的鱼粉厂有约一半是由中国人投资兴建。这些大大小小的鱼粉厂日产量几十至几百吨不等，生产出来的鱼粉被运往中国、越南等国，用于生产饲料。

▲努瓦迪布市一家名为Lem Seafood的中国鱼粉厂内，来自山东威海的刘昭全在厂里的餐厅吃午饭。在偏僻的异乡，家乡的食物是刘昭全的唯一慰藉。60岁的刘昭全以前是木匠，2011年从威海来到努瓦迪布，帮助自己的外甥打理这家鱼粉厂的生意，顺便赚到还算不错的薪水。由于路途遥远，他一般2年才会回一次家。这次来西非，他说他要到2018年才可能再回国一次。

▲刘昭全的职务是监工，每天早上，他都要去海岸边，监督渔民把鱼从当地手工渔船运送到鱼粉厂的卡车上。

▲深夜，非洲本地员工正在Lem Seafood鱼粉厂内整理鲜鱼。该厂的鲜鱼一般由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的本地渔船提供。但随着鱼粉厂数量的不断增加，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了，有些中国工厂已经无法获得足够的鲜鱼来满足生产需求，所以就组建自己的船队出海捕鱼，为自己供货。

▲Lem Seafood鱼粉厂附近的海滩臭气熏天。对中国的鱼粉企业来说，选择在毛里塔尼亚建厂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鱼粉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废渣和废气。近几年山东威海已经关闭了一大批环评不达标的鱼粉厂。而在毛塔，跟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贫穷和落后导致这里并没有对工厂排污做出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工厂可以轻易节省不菲的治污费用。

▲一位本地员工正在跟Lem Seafood鱼粉厂老板交谈。努瓦迪布人口6万左右，生活着1000多位中国人。在大部分本地人眼中，中国人勤劳聪明又富有，因此他们也很喜欢给中国老板打工；当然也有不喜欢中国人、甚至会朝中国人扔石头的本地人。

▲2016年6月29日，因为当地伊斯兰教的开斋节即将到来，Lem Seafood的财务兼厨师张姐正在给本地员工提前发放工资。本地员工的月工资约50,000乌吉亚（约合人民币1000元），这在当地属于偏上水平。

▲中午时分，刘昭全在他的房间里休息。桌子上的烟灰缸里装得满满的。当地华人少，语言又不通，他在空闲时间就靠抽烟和睡觉来打发时间。

▲2016年6月23日晚上快9点，毛里塔尼亚努瓦迪布市的一家华人饭店里，一批客人聚餐结束，刚刚离开。来这儿聚餐的几乎都是在当地渔业公司、鱼粉厂或是渔业设备公司工作的中国人。努瓦迪布共有5家中餐馆，是当地华人聚集的主要地点。

▲中国水产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正在华人饭店内休息。由于闲暇时间经常来这里，饭店里的宠物狗已经成为了他的朋友。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远洋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产量已大大超过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传统渔业强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截至2014年底，经中国农业部批准的作业渔船数量共有2460艘。

▲努瓦迪布市郊外有一片特殊的墓地，埋葬着自上世纪90年代到2014年，因为各种原因客死西非的中国人，以远洋渔业的从业者为主。这些墓绝大多数时候都无人问津，只有每年清明节的时候，这些人生前工作的公司会有人来到这里，为他们简单地扫墓。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为了摆脱中国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行业问题，中国在毛里塔尼亚就开始了远洋捕鱼。

▲在徐船长的渔船船舱内墙上，画着几艘中国渔船。画笔的痕迹深浅不一，或许是不同时期的船员分别画上的。画面中的渔船编号依稀可辨，没有人知道这些画是谁画的，也没有人知道画中的那些船员是谁，他们都只是西非大洋上工作的中国远洋渔业的缩影，循环往复。对于渔业这种“靠海吃饭”的产业，当有一天资源优势消失殆尽，这些候鸟一般的中国人又将去到何方？

漂在西非

撰稿/徐腾飞

在陆地

认识刘昭全是在飞往努瓦迪布的飞机上。60岁的刘昭全来自中国山东威海，是荣成人。在老家的时候，他是一位木匠，2011年退休后，考虑到女儿大学毕业后，自己也有大把的时间，他决定远赴非洲帮助他外甥打理他名叫Lem Seafood的鱼粉厂，顺便再多赚点钱。于是他来到了西非国家毛里塔尼亚第二大城市努瓦迪布，成为这座城市中生活的1000多位中国人当中的一员。

年过半百，远走他乡，退休以后的刘昭全开始了一种跟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毛里塔尼亚距离中国超过11000公里，飞行时间超过20小时，跟厂里的其他中国人一样，他每两年才回国一次。作为厂里的监工，他每天的工作都是一样的流程：早上6点起床去渔港监督工人从当地渔民那里收鱼并运回工厂；中午回工厂吃饭午休，如果工作没有完成下午就继续重复上午的行程，然后回工厂吃晚饭、休息。

由于语言不通，刘昭全的日常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在房间抽烟或睡觉，他房间的烟缸时常都是满满的烟头。好在工厂的女财务张姐也来自山东，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工厂的厨师，给包括刘昭全在内的9个中国同事做山东菜。刘昭全说，家乡的味道是他在异乡最大的慰藉。

努瓦迪布当地有几十家鱼粉厂，其中有一半都是中国人投资兴建的，由中国人担任管理性岗位，雇佣本地的员工为工厂工作。在大部分本地人眼中，中国人勤劳聪明又富有，他们也很愿意给中国老板打工；而当地的中国人对非洲本地员工的印象却是：懒惰、不好管理，而且流动性太强。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中国人有好印象，当地也曾发生过本地人朝中国人扔石头的事情。

在努瓦迪布的所有鱼粉厂中，Lem Seafood算规模较小的一家，只有一台设备和20几个工人，每天能处理约200吨鲜鱼。制作鱼粉的程序并不复杂，通过机器对鲜鱼进行去油、脱水、粉碎等处理，就可以得到高蛋白质的鱼粉成品，再进一步被用于生产家畜养殖（猪、鸡）饲料以及水产养殖饲料。和当地大部分鱼粉厂一样，Lem Seafood生产的鱼粉绝大多数都销往中国、越南等国。生产鱼粉的成本价大约是$100/吨，近年来鱼粉成品的价格水涨船高，一般可以达到$1000/吨，有的工厂售价甚至能超过$1500/吨。

刘昭全的人生轨迹，和中国的鱼粉行业的迁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事实上，中国本土接近一半的鱼粉都产自刘昭全的家乡山东威海，近几年由于中国近海的渔业资源衰退的太过严重，生产鱼粉的原料价格上涨、品质却越来越差，因此越来越多的鱼粉商人将自己的生意转移到了渔业资源尚还丰富的西非国家。

对于商人们来说，这里的确是开设鱼粉厂的不二选择。以毛里塔尼亚为例，这里盛产高蛋白的沙丁鱼，是制作鱼粉的优质原料，价格却比国内同等质量的原料便宜得多。近几年毛塔政府也高调地发展鱼粉行业，用优惠的投资政策和低廉的人力成本来吸引外资，其他西非国家的鱼粉产业也在逐渐扩张。尽管在毛里塔尼亚，由于宗教和饮食习惯，当地人并不以鱼为主要蛋白质来源，但在其他很多西非国家、比如邻国塞内加尔，沙丁鱼等鱼粉行业心仪的原料既是当地手工渔民的主要渔获，也是他们最主要的动物蛋白质来源。而在整个西非海域，政府对于鱼粉行业规模的控制和捕捞量的监控还是个空白。在国际媒体上，关于鱼粉行业与人们争夺口粮的争议声已经悄然升起。

对中国的鱼粉企业来说，选择在毛里塔尼亚建厂还有一个不能明说的原因：鱼粉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废渣和废气，需要对排污做严格地控制和管理。近几年威海已经关闭了一大批环评不达标的鱼粉厂，想要继续生产的工厂必须要花费数百万元人民币安装排污处理设备，而在毛塔，跟非洲大部分国家一样，贫穷和落后导致这里并没有对工厂排污做出十分严格的限制和管理，工厂可以更轻易地节省这笔不菲的费用。

然而，毛里塔尼亚是否是鱼粉商人的终极“金矿”，仍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包括中国在内，越来越多的资本在这里投资建厂，当地的捕捞业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工厂对原料的需求了，于是有能力的鱼粉厂纷纷组建了自己的工业船队，开展更大规模的捕捞。而这一幕在世界上其他主要的渔业地区都曾经发生过，现在正在西非——这个世界上仅存不多的渔业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上演着。但是对于渔业这种“靠海吃饭”的行业，当有一天西非的渔业资源优势消失殆尽，这些候鸟一般的中国商人又将去到何方？

在海上

出海20-30天、每天早晚倒班24小时连续作业、每个月上岸休整2-3天，这几个数字精炼地描述了在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比绍海域作业的福建远洋渔船（以下简称福远渔）船员的生活和工作。

虽然是福建远洋渔船，船上的人却来自五湖四海。徐船长是浙江舟山人，今年63岁，从1995年就开始常年在海外从事远洋捕鱼工作。徐船长的手下有7名中国船员，既有像他一样来自浙江、辽宁等传统沿海省份的，也有像44岁的金二副这样来自河南等内陆省份的船员；此外还有十几名在本地雇佣的船员。按职位不同，中国船员的工资从8万人民币一年到30万人民币一年不等，而本地船员的工资一个月约100,000西非法郎（约合人民币1500元），属于西非当地较高的工资水平。因此，很多本地人都乐意来中国渔船上打工，这份薪水比他们在岸上赚到的要高很多。

徐船长这次出海只配备了20多名船员，出发前还又有2名船员临时离船，人手更加捉襟见肘。这是一艘悬臂单拖网远洋渔船，每2-3个小时就要收网一次，由于是“一网打尽”式的捕捞方式，渔获上船之后就要马上进行清理和分拣，因此不管是什么职位，所有的人都要分早晚班、24小时轮流工作。高强度的工作难免出错，渔船上时常传出徐船长大声呵斥出错船员的声音。实际上，两国船员并不懂对方的语言，但是靠着手势和关键词，在工作中竟也能相互会意，也算是一种在工作中建立起来的默契。

常年漂在海上，能见到的除了同船的人就是鱼。每个船员的手机里，都存着这些年他们捕捞上来的各类鱼和动物的照片。正常的渔获对他们来说一点也都不新鲜，反而是像海龟、海豚、鲨鱼等兼捕和误捕的动物才更“值得”拍照留念。与“是什么物种”相比，“能不能卖钱”跟船员的个人收入更直接相关。他们通常会留下那些可以卖钱的种类，而对于一些肉质不太适合食用的软骨鱼，他们也会割下鱼鳍之后再扔回海里。这些被割鳍的鱼回到海里后很难继续存活，而这个事实，船员们也许不知道、也许知道也并不以为意。

常年漂在海上的状态给渔民这一职业塑造出他们特有的休闲方式。由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通讯信号，狭小的船舱也没有空间放置任何娱乐设施，有的船员会用喝酒、赌钱、睡觉来打发时间。但也有像44岁的金二副这样，喜欢在船舱里静静地用手机看书和睡觉，他说在船上最大的感受没别的，就是孤独。

根据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提供的数据，像福远渔这样的中国远洋渔船，在西非广阔的海面上，还有超过400艘，是在西非作业渔船数量最多的国家；在整个非洲海域，共有约550艘中国远洋渔船常年作业。而在全球，中国的远洋渔船作业广泛分布在40个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和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公海及南极海域，全国登记在册的外派船员人数超过4.8万人。

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的远洋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产量已大大超过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传统渔业强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海上力量。截至2014年底，经中国农业部批准的作业渔船数量共有2460艘（不含朝鲜东部海域作业渔船614艘），总产量为203.2万吨，总产值为184.8亿元，全年共运回自捕捞水产品122.7万吨。在国内近海渔业资源衰退的大背景、以及从中央到地方丰厚的各项补贴的刺激下，不仅过剩的渔业产能在中国之外的海域找到了出路，更多的资本还在继续涌入这个行业，也想在这片万里之外的海洋里淘到金。然而随着全球渔业资源的衰退，远洋捕捞早已不是一本万利的产业了，补贴还能帮助中国的远洋渔船走多远、走多久，已经成为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结束二十多天的漂泊，福远渔准备再次返回陆地。返航途中，在距离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港口不远的地方，这艘船和一艘塞内加尔当地的传统手工渔船打了个照面。尽管渔船体量、捕捞方式和捕捞能力都相去甚远，但对这两种渔船来说，有一个事实是相通的，那就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业渔船来到西非，他们都不得不航行到离海岸线越来越远的海域去追求更好的收获，也许不久的未来，他们还会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