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党争为何结出的都是恶果

本人电视系列讲座《东林沉浮》全本选读8

中国历代党争为何结出的都是恶果

党争是中国历史的一大常见现象，尤其在历朝末世，频频出现，所以史学有“国之将亡，必兴朋党”之说。

然而，我们知道， 现代世界各国也党争，欧美国家通用的议会制度就是党争政治，但是并没有导致天下大乱、国家灭亡。

为什么现代世界各国通行的党争政治总体上是文明的，而中国历代党争却大多是野蛮生长的毒瘤呢？

这就需要从中国最早的党锢之祸谈起了。

在中国历史上，党人往往是和一个特殊的士大夫群相连，那就是清流。

什么是清流？顾名思义，就是清正的流派。对于清流，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日知录》里给出正面解释——读书通大义，立志冠清流。也就是说，清流是一群读书君子，他们重气节、轻名利，有原则，讲正气，爱憎分明，是非清晰，品德高尚。

提及中国清流，历史上最有名的有两支，一支是东汉党人，另一支就是大明东林党。他们都出现在王朝的末世，就像一个将死之人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 在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中，笑到最后的是宦官。而大明东林党亦如是。

东汉“党锢之祸”发生在王朝走向衰败的桓、灵二帝时期，时间跨度约十年，前后共两起三波。祸事的起因，是因为皇帝昏庸，朝政腐败，大权一部分转移到宦官、外戚之手。外戚能力有限，而宦官素质更差，他们在治国理政上无所作为，搞腐败却一个赛一个。他们异常贪婪，到处抢掠，兼并土地，胡作非为，把朝野弄得乌烟瘴气。

外戚专横，宦官凶狠，皇帝昏庸，不禁令朝野有识之士忧心忡忡。出于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担忧，一些士大夫挺身而出，坚决反对外戚、宦官专权，对他们进行抵制或反击;这些士大夫的根据地是太学，从众就是太学生。太学当时有学生三万余人，影响力不可小觑。太学生们评论朝政，臧否人物，激浊扬清，对贤能大臣给予褒扬，对弄权的外戚、宦官予以鞭挞，逐渐形成了所谓“清议”，太学因此成为当时的舆论中心;全国州郡学子亦与太学生联络，遥相呼应。

太学生领袖郭泰、贾彪与朝中大臣李膺、陈蕃等交往，相互敬重、赞赏。他们还和大将军窦武惺惺惜惺惺，虽然窦武是外戚，但是品格高尚，倾向清流。于是联手打压宦官。于宦官来说，感觉到压力很大。为此他们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并试图予以打击。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一些大宦官的家人党羽因为在地方为非作歹残暴百姓，而被清流官员处以极刑、大赦不赦。于是，宦官向桓帝进言，认为清流官员违抗皇名，桓帝听信一面之词，下令布告天下，逮捕党人。党人首领李膺被捕入狱，受牵连党人达200余人。后窦武上疏请求释放党人，迫使桓帝放人，党人李膺得以获释，放归田里。

第一次党锢之祸，就此告一段落。

永康元年即公元167年底，桓帝去世，十二岁的灵帝继位。窦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窦武掌握实权，起用陈蕃，征召曾被废黜的李膺等人入朝，共理政事。建宁元年(168年)五月，出现日食天象，窦武借此建议窦太后解决宦官问题，窦太后不予采纳;窦武也多次劝窦太后，应及早清除宦官，窦太后仍犹豫不决。于是，窦武、陈蕃等人决意清除宦官曹节、王甫一党，并采取相关措施，抓捕宦官。 但是，事有不密，走漏了消息，宦官为自保，殊死一搏，先下手了。他们挟持汉灵帝，关闭宫门，假传诏令，掌控了御林军，接着，劫持窦太后，抢夺玺绶;下令追捕陈蕃、窦武等人。年过八旬的陈蕃闻变，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到尚书门因寡不敌众被擒，当场遇害。

窦武驰入步兵营起兵对抗。名将、护匈奴中郎将张奂此前率军出征，此刻刚回到京师，尚未了解局势，宦官假传诏令骗过了他。张奂误以为窦氏叛乱，遂与少府周靖率五营士与王甫所率领的虎贲军、羽林军一起进攻窦武;窦武被重重围困，无奈自杀。他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诛灭，窦太后被软禁在南宫。

宦官集团先下手为强，彻底改变了局势。于是一群小人得志，参与政变的宦官趾高气扬，坐地分赃。与此同时，他们对被指为“党人”的士大夫、太学生进行残酷打击，疯狂迫害。李膺、杜密等人再次被罢官，李膺被捕入狱处死，第二次党锢之祸，株连之广，为害之深，远远超过了前一次。

十六年后，黄巾起义暴发，六年后汉灵帝去世，东汉朝廷奄奄一息，才正式为陈蕃、窦武等人平反，党锢之祸总算就此结束了，而东汉王朝大势已去。

中国的历史总是惊人轮回。东汉党锢之祸结束1500年后，大明王朝发生了同样一场党争之祸。以清流士大夫为主的东林党，与权宦魏忠贤组建的阉党，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朝堂战争，结果与1500年前的东汉一样，清流败亡，权宦胜出。

宦官大都是小人，缺乏文韬武略。可是，为何总是成为“党锢事件”的赢家，而士大夫与太学生却是输家?为什么清流看不起宦官，但最终总被宦官所灭？

道理很简单，因为皇帝站到了他们那一边，宦官从身体上讲，是无根的，但从势力讲，他们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皇帝。宦官灭清流，就是皇帝打压士大夫，是皇权与士权博弈的衍生品。在中国封建王朝，虽然所有人都为皇帝服务，但是远近有别，亲疏有距。士大夫是皇帝的搭档，而宦官史皇帝的家人奴仆，一个老板被合作伙伴取代的危险性大，还是被奴才取代的危险性大呢，不言而喻。所以，宦官杀清流，实际上就是皇帝灭权臣。自古权臣取代皇帝的事情多矣，而太监登大宝的，微乎其微矣。

客观地说，宦官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他们可以控制或代表皇帝。在那个年代，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是正义与合法的化身。所以，宦官可以借皇帝的名义打击政敌。一方面能在皇帝跟前进谗言，对那些士大夫与太学生妖魔化，将他们划为“诽讪朝廷”、“为大逆”的“党人”，另一方面借皇帝的诏书发号施令，对“党人”进行打击迫害。

当然，上述有利条件并不足以使宦官注定成为赢家，真正使宦官获胜的原因是他们的小人做派。由于工作需要，宦官都被人为阉割，这不仅使他们丧失性功能，而且扭曲他们的人格与人性;特定的生存环境，使他们大都成为心理阴暗的小人。宦官一旦得势把持朝政，往往会释放人性的惊人能量，形成一股无所顾忌的黑恶势力。相对而言，清流士大夫都是正人君子，君子讲规则守法度，即便是“打黑”，也要走程序，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办事。比如，东汉窦武想解决宦官问题，先征求太后意见，太后没有同意，他便犹豫不决。当他决意行动之后，他下令抓捕宦官郑飒，交给北寺狱审讯，查出宦官曹节、王甫等人罪行，上奏朝廷予以法办。这么做，自然是君子所为，却因此贻误时机，给对手反扑的机会。

反观小人，他们无所顾忌，不守法规，不择手段。君子试图依法“打黑”处置小人，而小人却利用“黑打”收拾君子;“打黑”终究不及“黑打”，君子完败于小人。

自东汉“党锢之祸”起，类似的祸事历代都没有绝迹，而且往后还频繁出现。尤其是东汉宦官集团所制造的“党锢”事端及创造的“黑打”手法，为后世统治者或权宦打击政敌或排斥异己树立了成功的范例。每当他们感到舆论压力很大的时候，他们就会效法东汉权宦，使出“黑打”手法，给对方罗织各种罪名并扣上什么党人的帽子，从而置之于死地，并且诛杀其亲属与同党，以至于赶尽杀绝，使对方永世不得翻身。晚明魏忠贤打击东林党就是实例之一。在这些党争的权宦眼里，宫廷没有规则与文明，只有血淋淋的坑害杀戮，只有赤裸裸的权力斗争。

话说到这，需要拉回主题。为什么中国历代王朝党争结出的都是恶果？归根到底，祸事的根由就在君主专制制度本身。这个制度，不仅滋生了变态的宦官群体，更致命的是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的皇帝“一裁终局”。

从现代政治学上讲，一个国家的权力机构，应该由国家元首、官员、民间三部构成，现在国家最高权力在民，其代表机关是国会众议院，而实际元首无论是总统还是首相，都通过民选产生，可谓君权民授，而过去中国封建王朝，却只有君权和相权，也就是只有元首权力和官员权力，百姓是无权的，到了朱明王朝，君主废相，大臣的权力也式微了，变成君权独大，而所谓的党争，也与现代意义上的竞选完全不同，诸党争来争去，争的不是国家最高权力，而无非是君主的职业经理人，改变动摇不了君主才是主子的政治格局，所以，通过党争上台的党，要么看皇帝脸色行事，要么直言犯谏，被皇帝及其奴才打压淘汰了事。

党争的一切一切关键点，在党争的裁判、选择权在谁。现代政治党派竞争，选择权在民众，而封建王朝，选择权在君主，民众对君主没有选择权，对士大夫也没有选择权，指望“无赖儿郎”那些昏君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和裁定，无异于缘木求鱼。

氓流参战，祸首裁判，如此党争，只能是恶性竞争，结果如何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