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扒一扒韩国历史,基本上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国土面积是弹丸,历史地位是附庸,饮食文化是泡菜。然而韩国也曾高调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其中一项其实是他们的成果。
公元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韩国考古学家们在庆州佛国寺修复释迦塔时,意外地发现在塔的第二层,竟有一处被夯土封死的暗阁。
于是他们将土层小心翼翼的敲开后,一卷由丝绢包裹着的佛经映入眼帘。虽然它被发现时,纸张已经残破不堪,上面的经文断裂成好几块,但卷首却依然清晰可见《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金笔题字。
第二天,佛经的出土轰动了当时整个韩国,专家们纷纷感觉如获至宝。他们赶紧拿回去详加研究,其结果也令他们欣喜若狂;这是一卷大约公元八世纪初,用雕版印刷术刻成的经书。
而且据韩方史料记载,释迦塔建成于新罗朝景徳王十年(公元751年),整个寺庙并没有重建的痕迹。也就是说,新罗人得到此书后,还特地修建了佛国寺将它供奉起来。
基于上述两项结论,韩国学者们认定此经书刻印于新罗时期,进而便得意洋洋断言:“印刷术最早起源于韩国,不是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是在敦煌石窟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唐懿宗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制作工艺同样异常精美。
但相较于成书先后,《金刚经》晚于《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将近一百多年。这也确实在很长一段时期,成为中方专家辩论的硬伤。
所以为了弄清事实的真相,许多中国学者决定亲自到佛国寺一查究竟,其结果让人啼笑皆非。
首先,不可否认,此佛经确实是当今世界最早的雕版印刷实物,而且是刻印于公元702年。但中国学者们继续追根溯源,却发现了一个让韩国人瞠目结舌的答案。
武周末年,曾经权倾天下的女皇已经是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妇人。当初为了登上权力的顶峰,她这一路杀了太多的王公大臣;甚至有一次,为了陷害皇后,她亲手掐死了自己刚刚出生的女儿。
如今经风烛残年的她更是重病缠身,所以她希望通过派人翻译以及刻印佛经,一是减轻自己的罪过,二是祈求延年益寿。
于是将佛经上的梵文翻译成汉文的重任就交给了唐朝著名高僧智俨大师的大弟子法藏。然而,在三十年前,跟随法藏一起修行的还有个人叫义湘,一位来自新罗皇福寺的僧人。两人因佛结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咸亨元年,义湘归国,两人便一直以书信往来,保持联系。直到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义湘法师圆寂,此时法藏的佛经翻译已基本完成。
为了悼念他这位好师弟,他又格外刻印了好几本佛家经典,托人送往新罗皇福寺。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四年后,此本佛经最先安放于皇福寺。到了唐朝天宝十年,新罗佛国寺落成,于是便隆重的供奉在了释迦塔内。
可能韩国人做梦也没想到,拼命想证明自己国家的“伟大”。结果闹了半天,却最终还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只是再一次确定了它“大番薯”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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