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士大夫如何“戴高帽”

“重戴”，是唐宋文献中时或提到的一个概念，揭示着有趣的、为后人遗忘的历史细节。如果留心便会感受到，宋人笔记中不仅频频评论这一概念，且提及之时会带有一等唐人所没有的郑重。

《宋史》“舆服志”里如此解释：“重戴。唐士人多尚之，盖古大裁帽之遗制，本野夫岩叟之服。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紫里，两紫丝组为缨，垂而结之颔下。所谓重戴者，盖折上巾又加以帽焉。”由之可知：“重戴”是唐代士大夫开启的风气。

其具体方式，则是在幞头（折上巾，乃是乌纱帽的前身）之上再加一顶帽子。加戴之帽的最大特点，是“以皂罗为之，方而垂檐”，即帽檐上悬垂着一片方形黑罗。

此外，此帽乃是紫色衬里，帽下缀有一对紫色丝编的系绦，戴帽人将系绦于颔下打结，由此将帽子固定住。这种帽是前代“大裁帽”的沿袭，而大裁帽本来是普通庶民所用的帽具。

对于加于幞头上之帽，生活于两宋之交的叶梦得《石林燕语》有更为具体的说明：“今席帽、裁帽分为两等，中丞至御史与六曹郎中则于席帽前加全幅皂纱。仅围其半为裁帽。非台官及自中郎以上，与员外而下，则无有为席帽，不知何义。而‘裁’与‘席’之名，亦不可解。”

按其说法，必须达到一定官阶才有权戴垂纱之帽。垂纱之帽又分两种样式，在帽檐周遭挂满一圈乌色纱或罗，叫“席帽”，仅限于“中丞、御史與六曹郎中”等高官；只围挂一半，则叫“裁帽”，为更低阶的官员们使用。

首先应认识到，帽檐悬垂纱罗之帽，在当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帽具。北宋高承《事物纪原》“帷帽”一条即谈道：“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纱若青全幅，连缀于油帽或毡笠之前，以障风尘，为远行之服，盖本此。”

在宋代，男性士大夫普遍使用一种围有黑或蓝色长纱的帽或笠，目的在于通过长纱来阻挡尘沙，是长途赶路时的专用服饰。

北宋画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绘有三位戴如此垂纱帽的形象。一位脸呈正面，此人骑马刚刚出得城门，头戴一顶斗笠式的带檐帽，檐下垂有一圈半透明软纱，长度直至肘部，不过这圈垂纱可以从正面分开，由之令戴帽人能够随时撩开纱帷看清眼前的世界。

戴帽者一身长袍，显示其为一位男子。他前有男仆控马，后有男仆扛着担子，看来正是“远行”的“士人”。画中另两位均为背影，同样是一袭有身份男子所穿的及踝长袍，骑马而行，不过帽下的半透明围纱较短，仅过肩头。

三人帽上的垂纱均绕檐一周，应该便是“席帽”。于是，画卷还让我们得知席帽、裁帽的帽式，大致接近斗笠的形状，这与文献中的相关记述一致：“席帽，永贞之前组藤为盖，曰‘席帽’，取其轻也。后.……乃细色罽代藤，曰‘毡帽’。”（唐李匡乂《资暇录》）

“上河图”中人物众多，帽具也多种多样，但仅有三人戴席帽，且都是走在出城的路上，男仆或挑担相随在后，或扛伞步行于马前，此般描绘印证了《事物纪原》所言。在民间，垂有纱罗的帽具一直都是“远行之服”，目的在于遮蔽路上难免的土尘。

实际上，在唐代，席帽已然十分普遍。典型如唐人牛僧孺《玄怪录》所录“张老”故事中，张老给韦恕“一故席帽”作为凭信，让他去扬州药肆中取钱。

同理，“仅围其半”的裁帽同样是民间通行之帽具，据记载，五代前蜀后主王衍喜欢微服出宫，到酒肆、倡家玩乐，又讨厌被人识破，便“好戴大裁帽，盖欲混己”（《五国故事》），甚至为此而“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资治通鉴》）。

大约因为长安城中皆是土道，扬尘严重，自中唐起，京城的士大夫便形成了一道规矩：只要出门，即使大多数情况下只是在城中四处来往，一律须戴席帽。士大夫都要带“幞头”，再于其上加席帽，等于戴了双重的帽具，于是出现了“重戴”这一叫法。

如唐人薛调所撰《无双传》中即提到：“午后有一人重戴，领妇人四五辈，欲出此门。街中人皆识，云是租庸使刘尚书。门司不敢放出。”

到了北宋时代，“在京百官席帽”，京城高官出行时均带垂纱之帽。对此，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解释得清楚：“唐时席帽，乃举子所戴”，“至本朝都大梁，地势平旷，每风起，则尘沙扑面，故侍从跨马，许重戴以障尘。”

东京汴梁风沙很大，北宋承袭唐风，官员一律以骑马为出行方式，所以戴席帽、裁帽来挡风沙就成了很自然的选择。

不过，据《石林燕语》：“五代始命御史服裁帽。本朝淳化初，又命公卿皆服之。”就在宋太宗淳化（990-994）年间，朝廷正式下令，宰相等高官在京城中来往时需戴席帽、裁帽。

这一规定显然意在体恤朝臣们的辛苦，考虑到他们走在东京土路上时避尘土的实际需要。不过，由此而促成的形势乃是，京城官员们使用这类帽具的方式被制度化，人人都需遵行。

关于北宋京城官僚使用带护纱帽具的情况，文献中不乏介绍，彼此间或有矛盾之处。其中最为简明的一条当属《事物纪原》：“五代以来，唯御史服之。本朝淳化初，宰相、学士、御史、比（两）省官、尚书省五品已上皆令服之。”（“大帽”条）

综合宋人资料，概况地说，自北宋初期就形成了定制，重要机构的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出行时都要“重戴”，即在幞头之上再加戴垂纱帽。

垂纱帽还会分为两等，最高级别的官僚如宰相等戴席帽，即帽檐周围垂吊一圈长薄纱或罗；较低级的官僚则戴裁帽，即仅仅在帽檐的前半周挂有长纱罗。

至于帽的样式也有规定，衬里、系绦皆为高贵的紫色，以此与民间普通人赶路时戴的席帽、裁帽相区别。另外，在规定范畴之外的低阶官员则不被允许戴垂纱帽。

在如此的制度之下，唐时出现的“重戴”这一词称在宋代又衍生出了一种新的意思，“京城士人旧通用青凉伞。祥符五年，始诏惟亲王得用之，余悉禁。六年，中书、枢密院亦许用……既张伞而席帽仍旧，故谓之‘重戴’。”（《石林燕语》卷七）

自大中祥符五年（1012）起，只有中书省与枢密院的重要官员可以与亲王们一样，出行时由侍从在马后高擎伞盖相随。这样一来，高官骑马出行时，不仅头戴席帽，而且身后还有从人为之张举着伞盖，于是，重戴便被理解为“即有伞，又服帽”。

如此的样式也叫“重盖”：“在京百官席帽，宰执、皇亲用伞，呼为‘重盖’。”（北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一）由于“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盖”（北宋王得臣《麈史》），

整座东京城里有资格“即有伞，又服帽”之人寥寥可数，所以，如此的“重盖”形象便成为身份尊贵的象征，成为权力与威严的象征，成为士大夫所能获得的最大成功的象征，引时人无比艳羡。

到南宋时代，京城（临安）官员改为乘轿出行，同时，江南气候温润，城市中的道路均铺砖，用以在马上避风尘的席帽、裁帽便没有了用场。也于是，在北宋时代备受重视的“重戴”制度便名存实亡了。虽然“中兴后，御史、两制、知贡举官、新进士上三人，许服之”，但从文献来看，这一规定并未认真执行。

如此说来，所有那些让我们迷恋与缅怀的北宋伟大文人政治家：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曾戴着席帽或裁帽，以一方黑色的薄纱罗遮护住面容，骑马走在东京的繁华道路上。对于今人来说，这可真是出乎预想的别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