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尊严还是苟活，两个皇帝截然不同的选择，到底孰是孰非？

前言：在古代，女真人建立过两个少数民族的地方政权。国号都称之为“金”。他们不仅称霸东北，而且经常南下，劫掠中原。然而面对蛮夷入侵，宋明两代皇帝却有截然不同的态度。

建炎三年（公元1130年）腊冬，南宋流亡朝廷已经在舟山海域漂泊数月。刺骨的海风肆虐着摇曳的御舟，冰冷的海水拍打着皇帝的行宫。

由于金人祸乱，船上的人甚至不敢登岸补给。年关将至，宋高宗无以为贺，只得拿出几个橘子，与群臣分而食之，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年。

靖康之变已过三年，但中原依然板荡。淮河以北的抗金斗争一直此起彼伏。为表杀敌决心，不少志士会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或“誓竭心力﹐不负赵王”八个醒目大字于面，时人皆赞为“八字军”。

古人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尊为儒学行为准则，脸上刺字更是一种用于罪犯的侮辱性刑法。为了国仇家恨，连脸都不要的人，战斗力可想而知。所以每次南下，金军都非常惧怕这些“不要脸”的家伙。

有人把誓言刻在脸上，还有人把誓言刺在背上，此人就是“精忠报国”的岳飞。岳家军曾在郾城以数千兵力大败金军三千铁浮屠，一万五拐子马，梁王都元帅完颜宗弼几乎只身逃离战场。

长期以来，女真人以“俗勇悍，耐饥渴，喜战斗，上下岩如飞，浮马渡江河，不以舟楫”而席卷中原。此役后，也让金人明白，南朝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羸弱不堪，照样能把他们杀的片甲不留。

但对于高宗，战场胜负并不是他最关心的事，如何长期安稳的做皇帝才是当务之急。当年，由于徽宗不待见，将他亲手送进金营为质。但凭借自己武艺和才华逃了出来，之后就在外招兵勤王。

没想到因祸得福，汴京城破后，他是唯一硕果仅存的赵宋皇室。

称帝后，赵构先是经历“苗刘兵变”，从众望所归的皇帝，一夜之间变成阶下之囚。虽然后来得以复辟，但在他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不仅如此，每次金军南下，高宗都领着臣僚“搬家”；金兀术亲率骑兵追击南宋小朝廷，突破长江防线，占领建康，直扑临安。赵构便从临安逃越州，再逃明州，最后入海避敌，美名曰“巡视”。

但兀术依然不肯善罢甘休，启动“搜山检海”行动，也乘船入海，发誓一定要生擒赵构。万幸的是，金军不习水战，途中遇上风暴，被宋军水师击败，只得退回明州，望洋兴叹，恨恨作罢。

长期的颠沛流离，不仅让高宗失去了生育能力，也失去了帝王应有的尊严。

后来，高宗遣使向金乞和，国书极其卑躬屈膝：“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一并彷徨，跼天蹐地，而无所容厝，惟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

此时岳飞韩世忠等等名将连战连捷，沦陷区抗金义军也纷纷起兵响应，金朝也认识到已无力灭掉赵宋。

于是以解除岳飞兵权，向金朝称臣等等条件，同意媾和。绍兴和议后，高宗终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如坐针毡了，只是寒了抗金将领和八字军义士的一片赤诚之心。

而五百年后的明朝崇祯皇帝，面对的局势比南宋危急得多。

关内有闯贼荼毒中原，蜀中有西贼屠戮百姓，地方州县纷纷从贼附逆，已成燎原之势。而关外经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只能凭城用炮处于守势。后金则趁机不断蚕食辽东，劫掠京师。

但从崇祯即位，先后重用孙承宗袁崇焕经略辽东。关内则派遣洪承畴，孙传庭剿灭流寇。

孙承宗走马上任后，面对一无所知的关外局势，第一步收留溃逃入关的散兵游勇，重聚军队士气。然后再以山海关为据点，循序渐进收复关外土地。

按照他的战略蓝图，先收复离山海关最近的宁远，然后是锦州，最后是广宁。孙承宗深知女真骑兵野外作战了得，明军毫无无招架之力。

所以每收复一座城镇，就一门心思修建防御工事，最终构筑起坚固的关宁防线——只要占住就不走，一寸寸向后金地盘上挪，直至把女真人全赶下海。

虽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马上击垮后金，但却是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战略。

然而孙承宗刚刚收复锦州，就遭人弹劾下台，由袁崇焕接任。袁督师则相当看不起自己老师的打法。

加上之前的宁远保卫战，袁崇焕一炮“间接”干死努尔哈赤，更让他刚愎自用到了极点，甚至吹出：“五年之内，全辽可复”的豪言。最后袁崇焕在北京城外与皇太极缠斗时,殊不知死亡也已悄悄向他靠近。

随着袁崇焕的死，收复辽东的最后一次机会彻底失去。

但回望这十七年，崇祯在如此内忧外患的情况下，都没有选择妥协，更没有卑躬屈膝。即使被闯贼围困于京师，众叛亲离，他依然坚信自己能够力挽狂澜于既倒，直至最后君王死社稷，煤山自缢殉国，不愧为思宗烈皇帝当中的“烈”字。

众所周知，南宋很富，是明朝收入的十几倍。明朝很穷，崇祯为了三饷逼得遍地都是李自成。

但穷，依然要穷得有骨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