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维新派想“围园杀后”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四、镇压戊戌变法

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短命，只做了十三年皇帝，就在进入第十四年（1875年）后不久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由慈禧太后的主持，将另外一个皇族，名叫载恬的孩子过继给咸丰皇帝，继承帝位。载恬当皇帝的时候，只有4岁，年号光绪。慈禧太后选择这么一个孩子当皇帝，当然是为了继续垂帘听政，掌控国家最高全力。但是，光绪皇帝长大后，慈禧太后就要“归政”，把国家最高权力交还皇帝，慈禧太后不情愿，这就有了皇帝与太后之间的矛盾。光绪皇帝有自己的政治抱负，急于改变清朝政府受洋人欺负的局面，他要搞改革，这就引发出了历史上很有名的戊戌变法，今天我要讲的主要是西太后对戊戌变法是什么态度。

洋务运动促进了中西交往，一部分知识分子走出国门，或留学、或考察，发现了“洋鬼子”的长处，不仅仅在科学、技术上，而且在文化教育及政治制度方面也有许多优点，因此主张部分地学西方，这一部分人我们称之为改良派。早期的改良主义人物有冯桂芬、容闳等，但是，这时候，他们还没有进入现实的政治领域，没有形成规模和气候，处在改良主义的萌芽状态。光绪二十年（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的结局是，地大人多的堂堂的中国败在地小人少的岛国日本手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普天忠愤”，也引起了中国人的普遍反思。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几乎都得出相同的结论：中国人必须发奋图强。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搞洋务、学西方、买兵器、练海军这么多年，还经不起日本人的一击？于是，就有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人仅仅学西方的声（学）、光（学）化（学）电（学）还不够，学船坚炮利也不够，还应该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个改变，在保存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弃旧图新。这一部分人逐渐形成了派别，有了规模，其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历史上称为维新派，或者称为改良派。

康有为是维新派的领袖人物，早年所学为传统儒学，后来读到了一些由中国人编写的介绍西方的书籍，对西方有所了解。他家居广东南海县，后又到香港游历，思想发生变化，认为西方人治理国家很有法度，不能一概看成“夷狄”，从此立志讲求西学。他不仅阅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编写的《万国公报》等新书，而且自己编写了《康子内外篇》，预言世界将发生三个变化：其一，君不专，臣不卑；其二，男女轻重同；其三，良贱齐。他开始运用生吞活剥学来的自然科学知识解说人类社会，认为天地生人，根本平等。这些，都成为他后来写作《大同书》的草案。他还吸收西汉儒学中今文经学派的思想，将他所接受的西学披上中国传统儒学的外衣，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指导思想。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是维新派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办刊、办报，扩大维新变法的影响。第三位是谭嗣同，他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家，其激进思想比维新派中的任何人都高出一筹。第四位是严复，他是跨出国门的英国留学生，对西方的了解最全面、最深刻。他的最大功绩是翻译了《天演论》，宣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他说：中国弄不好，有一天我们会被开除出地球。

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是“君主立宪”，像西方一样，在中国建立上下议院（国会）。但是，他们担心这一主张在当时的中国难以为人接受，因此在“百日维新”之前，他们就将这一主张改为开“制度局”，由部分维新人士讨论、研究、决定变法的各种问题，后来又退到开“懋勤殿”（在紫禁城内，康乾时代皇帝与内阁大学士等议论政事的地方），企图由皇帝、维新人士和部分官僚讨论、决定各项改革制度。由于康有为提出的改革建议不仅包括军事、经济，而且也包括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因此，戊戌维新是近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完整的改革运动。

政变的导火线是“礼部六堂官事件”。当时礼部有一位官员，名叫王照，他写了一道奏章，建议皇帝与慈禧太后这二位“最高领导”一起到外国考察。一则显示帝、后之间的团结；二则开开眼界。当时的礼部堂官（正副部长）不同意向上转达这道奏章，指责王照心怀叵测，相互发生激烈冲突。光绪皇帝知道后，认为礼部堂官阻挠新政，大为生气。为了“立威”，警告那些反对变法的人，光绪皇帝就决定把这礼部的六位堂官全部罢免。这六位堂官，当中有一个怀塔布，官居尚书，是礼部的最高长官。他老婆是通天的，就把此事告到慈禧太后那里。与此同时，怀塔布也到天津去找直隶总督荣禄面谋，共同阻止变法。过去，大臣的晋升和罢免这一类事件都是由慈禧太后决定的。这一次，光绪皇帝事前没有请示，擅自作主，慈禧太后认为是侵犯了自己的权力。斯可忍，孰不可忍！

荣禄手握北洋兵权，维新派担心荣禄先动手，便设计了武力夺权的计划。康有为等是一群书生，要夺权，自然要靠军队。当时，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同情变法，于是，康有为便派谭嗣同出面，夜访正在北京的袁世凯，建议他先夺荣禄兵权，然后带兵进京，包围颐和园，然后请湖南来的一位好汉毕永年领一百多名敢死队员，冲进园中，将西太后抓起来，杀掉，这就是康有为的“围园杀后”之计。过去，史学界都不相信这个说法，1985年我到日本访问，查阅了有关档案，看到了毕永年写的日记，才证实了以上说法。但是，就在维新派密谋之际，日本的退休首相伊藤博文来华访问，伊藤曾经协助明治天皇进行维新，使日本很快变为世界强国，光绪皇帝准备召见伊藤，还有人建议聘请伊藤为顾问，指导中国的维新变法。当时有一位御史叫杨崇伊，他密奏慈禧太后，攻击康有为等“变更成法，斥逐老臣”，“位置党羽”，并且危言耸听地说，伊藤博文很快就要进京，“将专政柄”，就是说要掌握中国的政治大权。慈禧太后感到，这将进一步威胁自己的权力，于是，迅速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下令逮捕康有为。同时，袁世凯也在天津向荣禄告密，将谭嗣同夜访所言，通通报告荣禄。结果，慈禧太后又匆匆下令，逮捕谭嗣同等，将打击面扩大了。

西太后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变法。维新之始，光绪皇帝曾经颁布过一个诏书，名叫《明定国事诏》。光绪皇帝企图通过这份诏书，将变法、改革确定为国家的根本政策。大家可能不知道，光绪皇帝颁布这份诏书之前，是请示过慈禧太后的，慈禧后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表现得相当激进，慈禧太后讲什么呢？核心是六个字，说“今宜专讲西学”，意思是说，皇帝你不是要变法嘛，很好啊！“今宜专讲西学”呀。这不是很彻底、很进步吗！进步到连光绪皇帝的老师——变法的一个主要的支持者翁同龢都觉得过头了。光绪皇帝自己是不会去起草文件的，光绪皇帝把起草这个变法文件的任务，交给了他的老师翁同龢，而且把慈禧太后的思想“今宜专讲西学”告诉了翁同龢，翁同龢改动了一下，叫做“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什么意思？就是说，翁同龢在西太后的意见的基础上，做了一点折衷，一点调和。他说，我们首先要把中国古代圣人的学问作为国家的基础，同时呢，把西方学问里对我们有用的那部分东西学过来。所以从这个例子来说，西太后她是赞成变法的，而且是主张学西方的，有些变法的内容西太后是支持的。例如，当时维新派主张要废八股文，顽固派就坚决表示八股文不能废，双方在皇帝面前发生争论，争论得很厉害。怎么办？请示老佛爷。光绪皇帝从紫禁城跑到颐和园向老佛爷请示，你们想，老佛爷是什么意见啊？老佛爷说八股文应该废！由于老佛爷都表示八股文应该废，所以维新变法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废八股文。可见，慈禧太后在一开始对变法是允许的，在某些问题上是支持的。但是，西太后的变法有一个底线，有一条不能够超越的界限。这个界限是什么？就是不能够损害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不能够损害满洲贵族的利益，步子不能走得太快，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够涉及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维新派的改革、光绪皇帝的改革恰恰和慈禧太后本人的权力以及满洲贵族的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下，西太后决心镇压，把谭嗣同他们六君子送到了菜市口，把他们杀了，把维新变法全部否定了。

杨天石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的讲演。

《近代中国“风云时代与风云人物（1840-1919）》，杨天石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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