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体·意识形态——关于刘铮的《国人》

此外，这个作品群中还出现了不少从传统审美观与价值标准看不宜入影的奇奇怪怪的世间怪物，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尸体与畸型儿标本。刘铮以此象征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心理的暗部。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而在这些人的身后，则还分明拖着一道长长的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影。

这些中国人形象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身处不同的现实状态，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是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的产物，是这个文化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成果。而刘铮就以如此具体、丰富的中国人形象，精心地将历史与现实组织于一个又一个幻想与现实相互拥抱、浪漫与现实不分彼此、日常与超日常比邻而居、历史记忆与事实真相纠缠不清的画面中，建构起他个人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关系，由此展开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复调演奏。同时，他也通过摄影探索与重新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摄影与记忆、摄影与现实等的各种关系。

如果对西方摄影史稍有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刘铮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1874-1940)、奥古斯特·桑德(Auguste Sander,1876- 1964)、黛安·阿巴丝(Diane Arbus,1923- 1971 )与乔尔-彼得·威金( Joel-Peter Witkin，1939- )对他的摄影风格的影响痕迹。 肖像摄影家桑德与他的被摄对象的正面相向的影像方式，阿巴丝与威金对诡异事物、对最直接地联想到生死的畸型现象的热衷，以及阿巴丝的正方形构图的运用和威金对底片的刮擦痕迹，都曾经在刘铮的作品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响应。

但是，这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说刘铮是一个没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了?我想，我们不应该只以风格学意义上的表现的对应关系来判断一个摄影家的独创性的有无。刘铮作品中的与上述大师们的表面相似之处，既是一种基于对他们的风格特征的自觉认同前提下的接近，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接近，这是基于他对于自己的主题与摄影的本质的透澈理解的前提下的必然的风格趋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格是否相近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值得探究的是，他选择这样的表现风格是否成功地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

《国人》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运用摄影方式对中国现实与文化进行魔幻描述与深刻反思相结合的较为成功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在于，刘铮毫不拘泥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也不为观念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分类所束缚。他自由自在地将他的揉合了幻想与真实的中国人影像置于中国文化设置的“三界”之中，以记忆与身体为焦点，对位了中国当下的疯狂而又错谬的现实情景，同时又将现在、过去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穿越了历史的时空而将现实历史化，将历史现实化。

可以肯定，对他来说，只有以这种不为样式与真实性所束缚的表现方式才能完整地表达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本质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的独特思考。同时，通过这些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真假杂陈浑然一体的作品，刘铮使关于国人的一切美好想像黯然失色，使人们对这个文化的残忍、阴暗的一面大开眼界。这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定义，也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索与立场。

摄影与记忆

摄影一直被人称为记忆的镜子。具体来说，这面镜子指的是摄影者通过把镜头所见的、事件、事物与场景记录、保存下来的一种记忆的物质--照片。然而，摄影的这种看似明白无误的记忆的特性受到了刘铮的挑战。

一群抗日影片中的演员，2000年，北京，芦沟桥

刘铮的《国人》不仅仅是一种摄影的构成，更是一种历史的重新构成。不可否认，他的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与知识实际上是他人以各种方式传输给他的，并且成为他的记忆的参照与依据，这当中包括了后人的各种事后制作的图像。但他当仁不让地挪用了这些图像，不管它们是否因时间、空间、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变形。他不惮成为这些记忆物质的俘虏，但却又有意试图摆脱并超越它们所设置的障碍。他以个人化的摄影复制使它们成为一种新的、刻上了刘铮的个人印记的记忆样态。

然后，他再以自己的摄影作品的方式把记忆又一次传输给了他人。这时，他成了恒久的记忆传达的链条中的一环。而这是以摄影这么一种方式联接起来的。而这一切的代价是，他在创造一种个人性质的记忆的同时，也存在着为某种集体记忆与集体意识所统一、所利用的可能性。然而，对他来说，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检验历史的真实性如何，这超出了他作为一个摄影家的能力。他要做的是，以这种方式确认自己的记忆，并为“国人”们寻找一种他认可的历史形象。

对于他的浓厚的历史情结，摄影成了一种切实的化解手段。也许这是他从事摄影的动机之一。虽然是在拍摄电影过程中的一群演员所摆出的一个演出场面或者纪念馆中的一景，也会成为修补、确认他的、还有我们大家的历史记忆的机会。对他来说，摄影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其真正的目的是探讨摄影如何记忆、确认记忆与现实的关系、揭发记忆产生、再生、传播的构造。有意思的是，他求助于某些大众文化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如拍摄电影等而潜返他的记忆的陆洲。

它们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或者说灌输)，虽然有其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动机，但毕竟也是一种记忆再造的活动。而刘铮正好借助它们，实现他复苏记忆、重现历史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拍摄，他得以把至今为止接受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各种记忆与叙述作一次个人的确认与总结。但最终，这些图像并不仅仅仪停留于个人确认与总结上，而是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图像传播、渗透开来，溶入到以往的集体记忆中去，成为其新的组成部分。

对记忆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现实的态度。具体到刘铮，可以说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摄影的态度。在面对过去时，摄影的局限性显而易见。面对摄影的真实性问题，他的图像使摄影只能是一种历史片断、真实事物在胶片上的结像的摄影意识形态面临挑战。刘铮自己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许多概念，例如真和假、虚和实，而且逐渐地这些概念的划分对我来说也失去了意义。

因此《国人》对我来说虽然始于纪实却成于观念。”刘铮不为摄影的与生俱来的记录性所束缚，大胆地运用自己的影像来重新塑造记忆。他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重新加工记忆，因此这既是他的个人记忆(他经历的拍摄电影与参观博物馆的事实)，又是一种个人化了的集体记忆。他在灵活处理“真与假、虚与实”这些矛盾的同时，其实也暴露了纪实摄影本身的局限性，他最终认识到，摄影仅仅只是用于见证是不够的。

摄影也可以用于确认历史、用记忆来复制、繁殖、再造记忆。摄影只有在打破了真实性的樊篱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对真实的真正理解。一个悖论是，《国人》魅力就在于这种放弃原则、模糊记忆与现实的边界的态度。通过这种看似机会主义的方式，刘铮给我们带来了重新思考历史、记录、记忆、真实、虚构、摄影等概念的机会。

从社会的身体到想像的身体

在刘铮强烈饱满的构图与精妙的光影控制下，他的中国人形象从一种沉闷而又激越、绝望而又希望、阴暗而又亢奋、虚无而又现实、俗艳而又孤高的氛围中倔强地徐徐浮现，如一面又一面的镜子折射我们内心的黑暗、悲怆与孤独，呈现了存在于生命存在根源之处的生死的纠缠与情欲的悖错。这些照片如一束束强光，在刹那间照亮了我们的暗部，展示了在这个疯狂时代中的“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语)的无可奈何的沉沦与挣扎。

艺术表现的谱系中，身体一直是一个集约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伦理观、审美观和文化观的主题元素。刘铮对这个主题元素的始终如一的、全方位的甚至显得有些偏执的长久追踪，使得他的照片在表现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与欲望的纠缠、身体与文化的格斗、身体与社会的对峙等主题时展现了独特的说服力。显然，刘铮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实肖像摄影(姑且这么定义)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解读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历史文化心理与身体现实的视觉文本。

大蓬中的男扮女装表演，1999，河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铮的风格是存在于和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国人”们的身体所建构起来的。无论是他的雕塑照片《象征革命的城市雕塾塑，1999，辽宁，沈阳》中的象征革命与禁欲的激越、夸张的身体姿态还是北京蜡人馆中的皇帝的委琐的裸体(《“皇帝与民女私通”，蜡像，2000，北京》);无论是游走于乡间的大蓬所演出的作为消费的舞女身体(《大蓬中的男扮女装表演，1999，河南》)还是在监狱中的受到多重意义上的囚禁的身体(《一个戴眼镜的囚犯，1995，河北》)。总之，是这些身体构成了《国人》，使“国人”的意义变得具体充分，也使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一个具体的视觉参照。

象征革命的城市雕塾塑，1999，辽宁，沈阳

也许，刘铮通过这些照片想要宣示的是：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错谬与错乱正是由这些疯狂的、无意识的身体所构成与体现的。这里不存在价值判断上的对与错，有的只是文化与传统、意识形态与权力、财富与罪恶等的各擅胜场与相互角力所形成的紧张关系，“国人”们的身体则宿命地沦为一个战场。而摄影，则自然地扮演起为这种紧张关系的形成推波助澜、制造戏剧性效果的角度。由于照相机的在场，许多身体都面对镜头作出了本能的调整，因而在掩饰了身体可能会暴露的隐秘的同时，也暴露了身体背后的心理秘密。当然，这同时也暴露了摄影控制身体的强大力量。

一个戴眼镜的囚犯，1995，河北

比如，在《千禧夜的两个富人，北京》中，刘铮以正面相向的构图让两个时代新宠充分展示了自己。他的观看客观中性，只是让镜头来记录看到的一切，表情、动作、服装、环境、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他们与环境的关系等。这两个人的顾盼得意与相互期许的亲密姿态，显示对成功的自豪与信心。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面具。

千禧夜的两个富人，北京

有了面具的遮挡，他们更可以放松地面对镜头了而不必担心会暴露什么或者让镜头看出了什么。然而，照相机并不是只从面部表情来捕捉内容，它会把它所看到的一切一无遗漏地记录在案。被记录在胶片上的这两个人的开胀欲裂的身体同样在某种程度上揭发了他们的生活品质与内容。但他们本身也许不会意识到照片会提供这么多的分析的依据。而人们这时会注意到，身体其实也是一个承载了许多关于身份、阶级、教养等社会人类学参数的载体。

总之，不管是社会现实中的身体还是历史想像中的身体，在刘铮手中，都成了构成他的“国人”形象的重要素材。它们既是他确认、再造记忆的素材，也是他表现的素材。因此，以摄影的真实性来衡量他的作品就会显得捉襟见肘。他决不拘泥于真实与虚构的二元论式的教条。而是在这两者之间，用这一张张透明的影像薄膜搭建起一个可以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游刃有余地去来的空间。在他设下的有时是真假难分“视觉陷阱”里，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入地思考摄影与身体、摄影与真实等的关系问题。这也许就是他的摄影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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