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袁世凯唯一一次会面——1912年孙袁北京会谈

　　1912年3月10日，北京前清外务部迎宾馆内，一面巨大的五色旗挂在墙上，台下坐满了文官武将、各国使节。一个身形肥硕的人，身着大元帅礼服，站在台上，满面春光地对着五色旗。此人正是新当选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此时踌躇满志，面对着五色旗宣誓道：

“民国建设造端，百凡待治，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此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期大总统，世凯即行辞职，谨掬诚悃，誓告同胞！”

△袁世凯宣誓当日在前清外务部迎宾馆内与各国使节合影

　　由此，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北洋政府也随之成立。次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临时大总统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似乎，南北双方达到了某种政治平衡。

　　从这以后，原本乌云密布的中国政局好像一下子拨云见日，一片祥和的景象。当时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这个节点上幸运地摆脱了大规模内战的危险，而后就是万众一心，共同努力建设新国家的光明大道了。

　　正是在一片南北和解的气氛之下，袁世凯多次派人南下邀请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北上，共商国家大计。然而，此时发生了一件事，使得部分南方革命党人对袁世凯表现出强烈地不信任，纷纷劝阻孙中山北上，这就是“张方事件”。

　　张振武是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但革命成功后，张振武不满于自己的地位，十分鄙视革命时被强迫作都督后来当上副总统的黎元洪。张、黎二人在湖北已然闹得剑拔弩张。袁世凯知悉后，电邀张振武来京。张振武到北京后，黎元洪密电袁世凯，称张振武：“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8月15日，袁世凯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便以黎元洪的一纸电文为依据，下令军法处长雷震春逮捕张振武及其下属将校团团长方维，次日凌晨一点就执行了枪决。这就酿成了“张方事件”。一部分南方革命党人士于此害怕袁世凯故技重施对孙中山不利，有一位女同盟会员甚至以自杀相迫请求孙切勿北上。

△张振武

　　然而，孙中山此时却表现出了对袁世凯异常的宽容和大度。越是南北互不信任，孙中山越是要北上调和南北，消除误会。孙中山甚至为袁世凯辩护道：“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袁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

　　8月18日下午，孙中山携夫人卢慕贞、秘书宋蔼龄，同盟会要员居正、魏宸组等10多人登上“安平”轮从上海出发。23日，轮船抵达天津，袁世凯命交通部准备了一辆10节车厢的火车，装扮一新，迎接孙中山一行来北京。24日下午，孙中山一行顺利抵达北京前门车站。此时的前门车站，已然是彩旗招展，军乐齐鸣。代国务总理赵秉钧奉袁世凯之命已在前门火车站等候多时，政府官员、各界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多达一万余人前来恭迎孙中山。

　　袁世凯还特意把自己的专座——一辆金漆朱轮马车派出来迎接孙中山，并命人在马车两旁装饰黄金绸缎。要知道，这黄金绸缎放在几个月前还只有大清皇帝才能使用。孙中山坐着金漆朱轮马车，在一队仪仗兵的前引下，沿着清朝皇帝的御道从正阳门缓缓驶入北京城。街道早就被打扫的干干净净，沿途左右两排军警阵势整齐，列队敬礼。街道两旁也是张灯结彩，沿街店铺被要求悬挂国旗，一面面五色旗迎风招展，蔚为壮观。

　　孙中山入京的消息，早已传遍北京城。过去清朝的时候，孙中山被污蔑成“乱臣贼子”，今天却以“革命伟人”的胜利者姿态进入北京城，北京的老百姓怀揣着强烈的好奇心，一齐挤上街头争相目睹伟人真容。于是乎，马蹄声、敬礼声、军乐声、欢呼声共同交融在阳光灿烂的北京城，一派过年的光景！

　　袁世凯把孙中山安排在自己原本的总统府就住以示尊重，就是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前清外务部迎宾馆。而袁自己则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居住。当天晚上，袁世凯就迫不及待地派人去孙中山下榻处把孙请到了自己的总统府。孙中山来到总统官邸，袁世凯亲自到门厅迎接。袁世凯搀住孙中山一直进入内厅，一副相见恨晚、英雄惜英雄的样子。袁世凯向孙中山求教：“刻下时事日非，边警跌至，世凯识薄能鲜，深望先生有以教我，以固邦基。”孙中山答曰：“如有所知，自当贡献。唯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敢筑中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和袁提出了大力修筑铁路的主张，此后二人就内政、外交、军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一直聊到深夜才结束。

　　△《走向共和》中孙中山和 袁世凯 会面的 剧照

　　26日一大早，袁世凯又亲自来到孙中山下榻处回拜孙中山，二人又谈了许久。28日晚，袁世凯在总统官邸宴请孙中山一行，各部总长、北洋高级将领、参议院议员、满蒙王族以及各界名流等五百多人列席。

　　宴会厅中间的主桌被布置成“口”字形，孙中山及其随行人员坐北朝南，袁世凯及内阁成员坐南朝北，二人坐在各自一排的中间，相对而坐。东西两排坐着北洋将领。

　　席间袁世凯盛赞孙中山为共和做出巨大贡献，并感谢孙中山能在这一特殊时期来北京消除南北误会，最后袁世凯举杯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全场嘉宾跟着高呼，掌声雷动。

　　不得不说，袁世凯在接待孙中山的每一个细节上都是花尽了心思。从孙中山迈下火车的那一刻，无论是盛大的入城仪式，还是礼让的住宿安排，孙中山都感受到了袁世凯满满的诚意。此时此刻，孙中山是发自内心地信任袁世凯。

　　孙中山在感谢袁世凯的答词中极力称赞袁：“我中华民国成立，粗有基础，建设事端，千头万绪，须我五大民族全体一心，共谋进步方可成为完全民国。现有少数无意识者，谓中国空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大不满意于政府。殊不知民国肇建，百废待举，况以数千年专制一变而为共和，诚非旦夕所能为力。故欲收真正共和效果，以私见所及，非十年不为功。今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为得人庆。” 说完，孙中山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五大民族万岁！”整个宴会在南北两大政治巨头互相称赞声中达到高潮。

　　席间觥筹交错，孙袁二人相谈甚欢。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十年之内，请其训练陆军五百万，而自己负责修建铁路二十万里。二人一个负责政治，一个从事社会实业，共同推进中国进步。袁世凯则回答道，“办铁路事君自有把握，若练精兵百万，恐非易易而。”袁世凯接着说：“俟国会选出新总统后，鄙人亦可一息仔肩，退为国民，与诸君子共谋社会上之事业。”又是一副无心恋栈的架势。可孙中山却信以为真，连忙劝阻道：“国民属望于公，不仅在临时政府而已。十年之内，大总统非公莫属。”孙中山让袁世凯至少任十年总统，后来又多次对新闻媒体阐述，并表示自己至少十年之内不会竞选总统，而是专心发展实业。如此，袁世凯当正式大总统又多了一个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孙中山在北京期间曾抽空视察京张铁路，图为孙中山在张家口车站留影

　　此后，针对部分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不信任，孙中山在接受北京媒体采访时公开表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云。”

　　在原本革命党人激烈反对的“张方事件”上，孙中山也逐渐对袁世凯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孙中山认为：“据我观之，张、方不可谓无罪。但在鄂都督（指黎元洪）似当就地捕拿，诛之于武昌，即不生此问题。假手于中央，未免自无肩膀。”这也就是暗指黎元洪借刀杀人，自己缺乏担责的精神，此事不能怨袁世凯。张振武案也随之不了了之。

　　此后袁世凯又多次找孙中山共同商议国事。孙中山在北京的将近一个月期间，袁世凯与其会谈共达13次之多，一般都是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晚上10点、12点，有几次甚至谈到了次日凌晨两点才结束。所谈内容包括军民分治、政党内阁、实业建设、拓展外交等诸多方面。而讨论此等机密事情时，袁世凯总是屏退左右，只留下总统府秘书长又是孙中山广东老乡的梁士诒负责记录。

△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

　　在军民分治问题上，孙中山认为实现军民分治，就是要“军权收归中央，都督可由中央任命。其他交通、财政、外交、司法，皆为中央独占之大权”。如此，更是得到袁世凯的赞许，因为当时跟袁世凯分庭抗礼的主要就是南方几个革命党人做都督的省份。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议本没有错，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就袁世凯的角度加强中央集权无非就是加强袁的个人统治。

　　在政党问题上，孙中山力促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但袁世凯认为，加入任何党派必然会引起其他党派的不满，作为总统要处超然地位，故而不参加任何政党。实际上，袁世凯要凌驾于任何一个党派之上。因为在袁看来，政党归根结底仍然只是政治工具，任何一个政党都要服从其统治，而不是他要服从某个政党的管辖。

　　由于此时国务总理陆征祥已经请辞，袁世凯又请孙中山一起商定下一届内阁总理人选的问题。主要在沈秉堃和赵秉钧二人中择一，孙中山认为，“沈无毅力，政治经验远不如赵，万一再为短命内阁，于国民党名誉及选举甚有关系”。这一下又中了袁世凯下怀，因为赵秉钧实际上从小站时期就跟随袁世凯，是袁的心腹之人。既然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这下提名赵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在修筑铁路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修筑铁路的经费不能以政府名义向外国政府借款，而是以有政府授权的公司名义向外国资本家借款，这样可以避免主权丧失。资金、人才、技术，都可以大胆从西方引进。孙中山进京后大力宣扬的“二十万里铁路”计划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赞许和支持。9月11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正式任命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负责组建全国铁路总公司，规划、修筑全国铁路，公司内部的用人之权，政府一律不加干涉，且每月从中央政府拨款三万元供其作为经费。

　　可以说，在这么多天的讨论中，孙袁二人就各重大问题几乎都达成了一致。而且不管讨论什么问题，袁世凯总是一副诚心求教的谦卑姿态，再加上这么多天来袁世凯的精心款待，孙中山被彻底打动了。孙中山不仅消除了之前对袁的种种疑虑，反而深深地同情起袁世凯的“艰难处境”。9月6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黄兴：

“以弟所见，项城（袁世凯）实陷于可悲之境地，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致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

△黄兴

　　黄兴接到孙中山的电报后于9月6日乘坐“铭新”轮由上海北上，于11日抵达北京。黄兴抵达北京后，也受到了与孙中山一样的盛大欢迎和热情款待。在黄兴抵达前夕，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授予黄兴陆军上将军衔。

　　黄兴抵达北京后，袁世凯邀请黄兴加入与孙中山的会谈之中，三巨头经过反复磋商，终于形成了“八大政纲”。这八条政纲是：

　　（一）立国取统一制度。

　　（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

　　（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

　　（四）门户开放，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

　　（五）提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

　　（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采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各省斟酌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

　　（七）迅速整理财政。

　　（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根据这八大政策，又制定了四项实行手续：

　　（一）实行统一：各省军政府尚未取消者，电饬其限期取消。一面派员分赴各省调查情形，军事、外交、交通各司长皆由中央委任，一切事宜均直隶于中央各部，以期统一；

　　（二）整顿海陆军：拟筹集的款，速组织陆军大学，并组织海军学校，饬由海陆军部选派人员，赴各国考察；

　　（三）兴办铁道：已归孙中山先生办理，请黄兴先生担任开矿事宜，于北京、南京两处建设钢铁工厂，以能达到全国军械皆出于自造之目的；

　　（四）资助国民组织实业银行，农林、工商诸事，官督绅办，以救政府不及之患。

　　此后，这八大政纲以电报形式发往武汉给副总统黎元洪审阅，经黎同意，9月25日，袁世凯正式对外界公布这八条政纲，是为袁、孙、黎、黄四巨头“精诚合作”的成果，历史上又被称作“四巨头协定”。

　　然而，这八大政纲除了大谈发展经济，在政治方面不仅没有限制总统权力的条文，反而帮了袁世凯一把，不断强调采取“中央集权主义”，要求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都收束归于中央。说明白点，就是让辛亥以来兴起的革命党人的地方势力都服从袁大总统的领导。可以说，八大政纲完全是袁世凯借孙、黄、黎三人之口说出了自己的心声。至于发展实业、兴办铁路都是冠冕堂皇，不疼不痒的官样文章，对实行民主宪政，防止袁世凯权力过大根本没有任何作用。

　　9月17日，孙中山带着对袁世凯坚定的信任和对未来中国美好的憧憬离开了北京。

　　孙中山，毫无疑问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但伟大的人不代表身上就没有毛病，就是完美无缺的。孙中山作为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个时候犯了“政治幼稚病”，他天真的以为一纸“临时约法”就可以限制住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中国从此走上了民主宪政的轨道，自己可以安心从事社会建设了。

　　袁世凯，那个时代最有权势的枭雄。作为一名在官场上打拼多年的老手，实际上有自己的谋划，绝不会让别人来给自己设计好道路，更不会当一个可有可无的虚位元首。但我们也不能就此判断袁世凯对孙中山是不真诚的。孙中山一直在袁的面前，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实业，这不正是袁所期望的吗？袁巴不得孙中山此后不过问政治，一心一意修他的铁路，从此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对手，却多了一个帮助建设的队友，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这次孙袁会谈的最大问题是，表面上两巨头达成诸多共识，但二人似乎有意无意地绕开了核心的敏感问题，就是对约法的遵守和总统权力的限定，而是在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大做文章。当时间线拉到一年之后的1913年，宋教仁领导国民党赢得国会大选，成为内阁总理，使得袁世凯真正感觉权力受到了威胁。于是，1912年时南北团结一致的气氛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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