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鸦片战争： 不懂国际规则 耆英自作聪明的制夷“智术”

文章来自近代中国电子杂志（微信公号jiwonu）我们的大家栏目，原标题"略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耆英的制夷思想与实践"。栏目主持人：杨莉，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史2016级硕士研究生。编辑：王佳敏，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2015级硕士研究生。军官团文字编辑：范国平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王开玺

耆英是鸦片战争中的重要人物。无论是当时，还是当今，人们对耆英的评价，历来都是有褒有贬，毁誉不一。由于耆英在鸦片战争中主张对英采取羁縻政策，不但时人批评其为“自有权奸以来，未有丧良心，无廉耻若耆英之极也”，当代学者亦多认为“耆英心目中根本没有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完全成了侵略者的应声虫”，“是中国近代投降外交的鼻祖”。但又有人认为“耆英之见识，实出时人之上”，虽不是“大政治家”，但却不失为当时“良好之外交家”，耆英的某些主张，“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十余年间，仍然是最为开明和进步的思想”。甚至有人认为，耆英执行了“和平而开放的政策”，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开中国平等外交的新纪元”。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耆英究应如何评价？笔者拟就此略作析论，不当之处，敬请先学指正。

1 自作聪明的制夷“智术”

人们谈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耆英时，多会对其“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分析评价，而笔者在此则称之为“制夷”思想。这是因为，此时的耆英并不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思想，也不可能展开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不过是如何“制夷”、“驭夷”而已。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长期的政治统治中，常常宣扬堂堂正正的施政治国，同时又经常施以各种统治的权术、智术。韩非子即曾公开宣传最高统治者应善于利用君主的权、术、势。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清统治者在探求各种制夷方法时，“驭之以术”，不但未被批评为有违儒家诚信的欺伪诡诈，反而被视为是御侮制夷的智慧表现。耆英不可能超越其历史的与阶级的局限，在对外交涉中，往往借鉴历史上的某些政治统治经验，自以为是地耍弄一些小小的外交“智术”。

耆英制夷智术之一，即是在对外交涉中外示诚信，希望通过与外国来华代表建立起个人的感情联系，以影响中外交涉的进程与方向，使中外条约的内容更有利于中国。这是就耆英的主观动机而言，而非就其客观结果而论。耆英在对英、法、美等国交涉时，都是有所表现的。

1843年6月，英国代表朴鼎查致函两江总督耆英，求与其“定期会晤，面商大局”。耆英认为此事重大，率广东臬司黄恩彤等前往香港，与朴鼎查等会商，虚与委蛇。回广州时，朴鼎查向耆英赠送洋刀一把，及其妻女照片。耆英以自己所佩金环及书画纨扇一柄回赠。事后耆英向道光帝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非奴才甘于抑志降心……盖不如是，则疑团不释，彼此相持，迄难定案”。

耆英与法使喇萼尼的交涉谈判，更具典型性。

1844年9月，法国公使喇萼尼来华，力图与中国建立国家间的政治、商贸关系。每一次会见中，耆英都用心良苦地极力称赞“三个世纪以来中法两国友好的关系”。在有的会见中，他至少三次“重复中法两国万年和平与友谊”，甚至声称：以后他将与喇萼尼两个人“合二为一，只有一个钦差大臣来处理两国事务”。会见结束后，耆英又主动与喇萼尼拥抱告别。很显然，耆英是希望通过与喇萼尼的个人友好关系，维持大清国与法国的和平友好关系。

通观耆英对外交涉的全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外示诚信，仅是其对外交涉的一种思想或方法，与之相对应的还有中国封建统治者的传统“智术”。其实，在耆英的心理天秤上，大清皇帝的尊严、大清帝国的利益，是占有绝对至高无上地位的。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明确说明了“外示诚信”与“驭之以术”的关系，“从来抚驭外夷，但当计我之利害，不必问彼之是非”，对于外夷，固然应该“格之以诚”，但考虑到中外的利害关系，“尤需驭之以术”。

鸦片战争后，英国人不断要求进入广州城，驻华公使德庇时甚至向两广总督耆英威胁说，英国将以武力强行进入广州城。广州人民表示坚决反对英国人入城。耆英等人多次上奏清廷，诉说其处境之艰难。

耆英力图以其制夷“智术”，摆脱这一进退维谷的困境。他一方面召集士绅，说明他将公开贴出告示，允许英国人进城，“以顺夷情而释其疑”，而实际上则是希望贴出告示后，引起“物议沸腾”，而后再“以众怒难犯，绝其所请”；另一方面，他又“授意晓事绅士，密为措置”，鼓动他人撕毁告示，并贴出反对英国人入城的长红揭贴，“以杜夷人藉口之端”，从而达到“以民制夷”的目的。

耆英这一制夷“智术”的结果，使得广州人民在反对英国侵略者的同时，还把斗争矛头对准了耆英。广州人民在揭贴中直斥耆英说：“倘有不测变端，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表示将“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剿根株”，并放火烧毁了广州知府衙门，知府刘浔狼狈而逃。

耆英等人对此颇感意外，再次发布告示说：前此所发告示，原“拟俟出示后，体察民情，再行酌办，并非即准英人进城”。同时又不无委屈地表示“其中细微曲折，实有不能遍告尔百姓之处……此心实堪有自信，恨不能剖心相示耳”。

耆英的这一制夷“智术”不但遭到了英国人的反对和广州人民的反抗，而且遭到清统治官员的批评。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上奏批评耆英等人抚夷示弱的办法，使得“粤东官民上下，其相为冰炭也”，“粤民与英夷为仇讎，即与地方官为仇讎”。对此，耆英的解释是，仇恨英夷，“此乃官民之不约而同心者”。但是，在如何仇夷、制夷问题上，“民则直行其意”，“官则驭之以术”。

对英、法、美等国夷人，施以制夷的“智术”，是耆英的得意之作。但其结果或事实则是，耆英等人施展的某些外交智术，不但远未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在许多情况下，使中国失去了许多重要的国家利权。

费正清先生曾说，耆英希望通过与来华外国使节“个人交情的笼络，通过对外交涉中的个人感情的亲善，从而来影响其背后政府的政策”，事实证明，“耆英的亲善在谈判中起了减少阻力的润滑剂作用”。费正清先生的评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耆英的上述作法不但为时人所不满，而且至今仍受到学界的指斥批评。

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哀？还是现实的悲哀？见仁见智，乐山乐水，君自择之。

2 正确与愚谬共在的“守约”思想

自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同沉重的镣铐，严重束缚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使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深渊中越陷越深。近代国人不断呼吁，奋起斗争，力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正因如此，凡是强调恪守中外条约的言行，多被目为对外妥协，甚至是投降的可耻卖国行为。

这一认识与评价，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但并非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鸦片战争时期耆英有关中外皆应诚信遵约的思想或言论是较为突出的。有学者认为，这是耆英及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的表现。笔者认为，耆英的这一遵守成约的思想，当然具有明显的愚谬成分。因为“恪守成约”，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承认外国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并使之具有不可改变的法律强制性，使中国永无废约立国之日。但是，耆英等人的诚信守约思想，又不能完全否定，至少在愚谬之中包含有某些值得肯定的正确因素。

就国际法律自身层面而言，中外条约对签约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是既可约束对方，又会限制自己的双刃剑。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外国方面，对中外条约的认识与运用，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取舍准绳的。

耆英等人强调要诚信守约，外国方面为了自身利益，在某种情况下也强调必须“守约”。中外条约将发生怎样的社会效力、效果，当然与运用该条约的人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更为关键的则在于该人所在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耆英在鸦片战争期间强调的诚信守约，明显包含两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中国方面要诚信守约。

这对中国当然是一种约束限制，但这并非耆英的本意初衷。耆英所言中国应诚信守约，主要是希望以此将外国人“羁縻”于自己的“范围”之内，不给其以重新挑起事端的借口，使中外能够相安于无事。在某种程度上，这仅是耆英防患于未然的防夷、制夷手段。在确信某一外交举措无损于中国利权的情况下，耆英并未完全拘守于中外条约的规定。

《南京条约》规定：“定海县之舟山海岛，厦门厅之鼓浪屿小岛，仍归英军暂为驻守，迨及所议洋银全数交清，而前议各海口均已开辟，俾英人通商后，即将驻守二处军士退出，不复占据。”

由于驻守于鼓浪屿的英军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疾病，1846年英国使臣德庇时向耆英表示，英国将提前交还鼓浪屿。耆英等人认为“违约之端，不可不防”。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耆英不无忧虑地指出：“该夷用意，必有所在”，若清廷同意其先行交还鼓浪屿，很可能陷入英国人所设的清廷违约的事实陷阱。“鼓浪屿既可先交，舟山亦可迟还”，英国人“夷情叵测”。清廷“惟有坚守成约”，才能“杜其反恻之萌”，千万不要为英国人所愚。

为此，耆英回复德庇时说：英国人能“先与鼓浪屿，固属其善”，但毕竟“与成约不符”，不合于《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耆英向英国方面提出：俟将本年应赔银元交清后，“将鼓浪屿、舟山一并退还，更为直截了当”。此时英军急于从鼓浪屿退军，德庇时遂主动具结保证，“以鼓浪屿此时自可先还，定海届期亦必交还，断不延迟”。耆英收到“该夷备文订明”，确信英国人所说无误，此事确于中国无害后，才“始允所请”，同意先期接收鼓浪屿。

今日看来，耆英等人宁愿株守成约，晚些收回鼓浪屿的思想与作法，固然愚昧荒谬，但并非毫无根据的“杞人忧天”。曾遭受战争打击的清廷，特别是主办夷务的耆英等人，对诡谲异常的英夷可能包藏的阴谋保持某种警惕，防微杜渐，确属必要。在许多情况下，弱国无外交，弱国慎重于外交，当然也是必要的。

第二层含义，外国方面要诚信守约。

在敌强我弱及外国侵略者的强权政治、炮舰政策下，要求外国方面诚信守约，无异于与虎谋皮，难免痴人说梦之讥。但在对外交涉之中，将外国侵略者的既得利益和其他欲望要求等，限制在以往的条约之内，则又的确不失为一种交涉策略或武器。试想，一个贫弱之国面对强敌，如果连本来可以利用的策略武器都要舍弃，岂不更为可悲可哀？

要求外国方面诚信守约，这才是耆英等人的外交初衷与主要目的。现略举数端以析之。

第一，以既定条约羁縻控驭外夷的思想，无论是道光帝，还是耆英，都曾有明确的表述。

早在《南京条约》签订前，道光帝即曾再三再四地训诫主办夷务的耆英等人，在与各国商定条约各款之时，必须“切实议定，永杜兵萌，不可稍涉含糊，徒顾目前，仍成不了之局”，“深思远虑，切实议定”。《南京条约》签订后，道光帝仍训令耆英等人“切不可将就目前，草率了事，致令该夷他日有所籍口挟制”。他们相信，只要与外国所订条约“不厌精详”，“尽善无弊”，不但藉此和约可为一劳永逸之举，而且可凭借这些条约“裁制”外国人的诸多无理要求。

耆英在对外交涉实践中贯彻了这一思想，他坚持认为，外国所提出的某些要求，凡属“如约者，即为应允”，凡属“违约者，概行驳斥”。“凡定制所应有者，从不删减，定制所本无者，不能增添”，明确要求英国人，必须“恪守章程……不得于议定各条之外，妄生冀幸”。耆英等人以诚信守约制驭外国无理要求的主观意图再明确不过了。

第二，鸦片战争以后，耆英与英国代表朴鼎查商定，“各国商船，止准在五口贸易，不准驶往他处”。但不久就发生了英国船只违约驶赴直隶、山东等地之事。清政府多次命直隶总督讷尔金额、两江总督耆英等人，照会英国公使，要其“遍谕该国商船，各守前约，严禁越界私贩”，不得“于议定码头之外，妄希贸易，以违成约”。同时，清廷还接受耆英的奏请，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等，嗣后若在非通商口岸，“遇有夷船驶入”，“不论何国何船，查照成约，将船货一并入官”，倘若外国船只抗拒不遵，即照会该国公使，“责令交出”。清政府及耆英在此反复强调的“各守前约”、“查照成约”，不得“以违成约”等等，其主观意图显然是希望以中外条约去约束外国，以此来维护中国的利权。

第三，1845年8月，清政府如约开放了广州、上海等五处通商口岸，2100万元的赔款亦全部交清，英国应立即遵约交还舟山。不料，英国公使德庇时却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两点无理要求。

其一，德庇时发布告示无理称：英军撤离定海后，若有清廷官员逼迫当地民人之事，中国百姓可赴本使臣处控诉。对此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之事，清政府以中外条约为武器，与英国方面交涉说，中国官吏若无故勒逼百姓，“中国自必严惩，何待英酋干预？”英国的这一无理要求，本为“条约所无”，命耆英与英方交涉说明：定海交还中国后，英国各类船只皆无权再至定海。中英既已订约，“彼此惟以信义为主，总须恪守成约，永远遵循，毋令于条约之外妄生他议”。

其二，德庇时向耆英提出，如清政府不能“按约”同意英国人进入广州城内居住建房等，英国将不能按时遵约从舟山退兵。面对英国人的这一要求，道光帝颇多疑虑，曾谕令耆英，将英军归还舟山与英国人进入广州城问题分开办理，向英国人表明，可“暂缓一半年，再令交出（舟山）”，这样英国人“必分外感激，不至再生枝节”。

耆英等人头脑还算清醒，诚信守约，又成为其对英交涉的一个重要武器。

耆英、黄恩彤等人，据约、据理与德庇时展开交涉，要求其必须“照各原议，俟银项交足，即行交还”舟山，“以符成约。至进城一事，为和约及善后事宜所未有，应察看民情，另行次第办理”，不得将英军从舟山退兵，与英国人能否进入广州城混为一谈，互相牵连，坚持“惟有固守成约，责以大信，令其归还舟山，而进城准行与否，则取决之于民情”的对英交涉原则。

在耆英等人的坚持之下，德庇时亦“自知理亏……未敢背约”，英军终于被迫如约如期从舟山退兵。

清廷及耆英等人力图利用中外条约，限制外国方面新的侵扰之事还有很多。

其一，英国方面曾以其在厦门所住“屋宇湫溢”为由，要求“留夷商数人在鼓浪屿租房暂住”。耆英担心英国人别有企图，“藉图占据”，于是“按约力争”，最后迫使英国人只得“遵守约条”，罢议此事。

其二，1845年底，英国兵船驶赴朝鲜。耆英向德庇时提出交涉，“朝鲜为天朝属国”，英国既与中国签订条约，那么“一切均应遵约，何得复遣兵船驶往朝鲜？”德庇时谎称，该兵船只是测量水路，“探水事竣，即回本国”。耆英为防后患，仍是“复与申明条约，反复开导”。

其三，1847年初，英国公使德庇时突然提出“请与西藏定界通商”，并以其即将前往天津，可能引起中英争端相威胁。耆英复照德庇时明确表示：中英相关条约载明，英国人只可于五口通商贸易，“五口之外，断不容增添别口”，现今英国“妄有所请，殊与成约不符”。耆英一方面“备文复照，将所请定界通商之处，概行驳斥”，一方面上奏清廷，“即使（英人）驶往天津，所请亦不能允准”。最后，德庇时亦只好暂作罢论。

耆英等人的上述交涉，当然算不上什么外交的胜利，但至少不是丧权，亦未辱国；虽大可不必称道赞誉，但至少是值得肯定的。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复杂而多变的，耆英的诚信守约思想与实践，也是复杂多变的。耆英在对外交涉之中，因慑于外国方面的军事、外交压力，没有充分利用中外相关条约，甚至自行违背条约的情况也是有的，1847年发生的广东黄岐村事件，即是最为典型而突出的事件。

耆英不论事之是非，不持约据理与英国严正交涉，镇压黄竹岐村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然而，我们在指出其错误的同时，也要看到并承认，耆英的“媚外妥协”，决非其办理夷务之初衷。耆英的这一错误，虽是其维护清王朝政治统治的阶级本性使然，更是英国侵略者政治、外交、军事讹诈的结果。我们在批评耆英的同时，更应谴责英国侵略者。

3 传统制夷思路下的“愚见”与“卓见”

《南京条约》签订前不久，道光帝对“英夷”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深感惊异，询问钦差大臣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暋不畏死？”耆英奏称：“其人素多猛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瞻顾，临敌争先……总因孤军深入，历七万里而至中国，蹈万死以求一生，是以有进无退，暋不畏死……亦其势使然也”。耆英的这种解释，并非毫无根据的臆说，但却显然是深受中国传统的夷狄力蛮性愚，罔知利害的观念，和背水而战，置之死地而后生军事理论的影响。因其未曾涉及资本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本质，是为愚谬之见，耆英本人对上述解释也感到是以封建传统的“理”所“不可解者”。

更为可笑的是耆英在另一奏折中提出的“控驭”外夷的办法。他说：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严禁外国人携家眷居住于广州洋馆，“立法本严”，但现在看来，这一规定却不无隐患疏漏。外国夷船之所以朝东暮西，瞬息千里，是以能为遥患；外夷之所以难于控驭，正在于外国人在中国无所系恋。现今《南京条约》允许外国人在通商口岸租地建房，使之“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妻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赀，又携家室，顾恋滋多……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所以现在对外夷“控制较易”。

在耆英看来，既然英国人也同中国人一样的贪图家室生活、贪迷于利益重赀，何患对其控制无术。耆英的这种高妙“愚论”，显然又是深受中国小农生产者安土重迁，故土难离传统意识的影响。若以这种观念和办法去笼络、对付中国周边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少数民族或可奏效，但对付西方资本殖民主义者，其结果自然是不得而知了。清廷与耆英等人对外交涉的失利，与其对于外夷认识的错误愚谬有着直接的关系。

耆英是清廷大臣，其对清廷、清帝的忠诚是无庸置疑的。耆英是当时力图尽快了解外夷各方面情况，以求制夷之策的最重要的清廷大员之一，其制夷思想中亦不乏清晰精当的卓见。

鸦片战争以前，清统治者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但在鸦片战争中却被英夷打得落花流水，几无招架之功。清统治者，特别是在江浙闽粤办理夷务的清廷大吏，有感于英夷“逞强要挟，办理诸形棘手”的严峻形势，思想认识上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提出“制敌之谋，不嫌博采”之说，即试图借用美国、法国等国控制驾驭英国，亦即所谓的“以夷制夷”。

鸦片战争中，原两广总督阮元、江苏巡抚裕谦，都曾提出过借用美、法等国之力，与英夷抗衡，“以夷制夷”的主张。

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的国家关系中，“以夷制夷”方略的实施，都必须建立在自身经济、军事力量强大，或积极开展灵活外交活动基础之上。而当时清统治者“以夷制夷”的思想，则是建立在西方各国不敢断绝与中国的通商贸易，否则，各国不但不能富强，且有性命之忧的这一错误前题之下的。因此，其任何“以夷制夷”的活动，都缺乏必要的基础与实力，无法取得预期的成功效果。

耆英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关键症结所在。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明确指出：对有人建议的“借诸夷以惩创英夷”的办法，应取审慎态度。他认为，采用以夷制夷之法是有条件的，“无论夷情叵测，其离合难以遥揣，且自古中国之于外夷者，必力能制之，而后可收之以为用，未有力不能制，而可借此夷以制彼夷者”。法国人曾表示，愿意助中国以抗英人，“而臣等未敢轻听”，原因在于“其地隔重洋，非中国控制所能及”。另外，以夷制夷也是有严重风险的，“若资其兵力以剿英夷，胜负未可预必，而兵费即应筹及。不胜则英夷因此结怨，而边衅益开；即使能胜，而彼自恃有功，必不免无厌之求，更难驾驭，殊非计之得者”。耆英在同一奏折中提出的，中国不但应该“固慎海防，简练军实”，“尤必抚柔我民，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以固人心而维邦本”的主张，显然比上述不切实际的“以夷制夷”之法，要现实可行且有效得多。

在中国不具备强大军事实力的情况下，采用“以夷制夷”之法，请法、美两国直接出兵来华相助，无异于为拒虎而引狼，后患同样严重而无穷。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证明耆英的忧虑的确不幸而言中了。

鸦片战争前，在清政府断绝中英贸易期间，美国商人就曾多次为英商代为进出口货物；鸦片战争后，美国公使顾盛曾向法国公使喇萼尼提供“慷慨的帮助”，将其与清廷谈判的各个阶段情况，以及“所有涉及

的礼节、仪式的问题和会谈的方式” 等均提交给喇萼尼，使其很快摸清了清政府的外交底牌，非常有利于其对华的外交讹诈。从根本上说，在如何尽快打开中国的大门，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等特权的这一问题上，西方各国是完全一致的。顾盛的得意炫耀之语，“美国及其它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开放了中国门户。但现在，英国和其它国家也须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便是西方各国共同侵略中国本质的明确表露。其后的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证明了这一点。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被人们视为力主对英议和妥协的耆英、黄恩彤等人，却明确指出了“以夷制夷”的诸多不可行之处。耆英分析说：法国与英国，“即有夙怨，究系邻邦”，若欲借法夷以制英夷，“恐未肯舍近求远，自伤同类”。协助耆英办理夷务的黄恩彤，对此问题的认识与议论更为明确深刻：“当时议者，皆以英为祸首，佛、米素与不睦，故佛每进助顺之说，米亦深以英为可恨，以为资二国之力，可制英人……余每谓三国外若水火，内实狼狈，在西洋则不无蛮触之争，在中国则隐有辅车之势，必不肯戕同类以媚天朝”。

诚然，在耆英的对外交涉之中，确也存在着明显的“以夷制夷”的思想。例如1846年1月，耆英曾上奏道光帝说：法国与英国“久经构兵”，美国与英国“亦有夙怨”，而法、美两国却“与中国均毫无衅隙”，在办理夷务之时，“欲使英夷有所畏忌，必先不失法、美二夷之心”。耆英还特别重申，如此作法“似与以后办理夷务不无小补”。

但是，耆英的这一思想与前述其他清廷官员有着很大的差异。清廷其他官员的“以夷制夷”主张，不仅仅是思想或外交层面的，而是要求在鸦片战争过程中付诸实施的切实的军事行动；而耆英的“以夷制夷”思想，则仅限于中外未发生战争时的思想和外交层面。利用法国、美国与英国的矛盾，及其与中国间较为和好的关系，去牵制、限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英国，不过是其办理夷务活动中的一种外交手段、方法，而不是付诸实践的具体行动。对此，耆英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有明确的表述：当此法国对舟山颇有垂涎之意，而英国又借口不肯立即归还舟山之际，似可“以夷制夷”。即“如英夷未就范围，则当藉法夷以控制英夷，令其不得不还（舟山）；迨英夷既遵成约，还我土地，则又当藉英夷以牵制诸夷，俾各有所顾忌而不敢轻动”。耆英在这一奏折中特别提出，在以夷制夷过程中，“不必实资其力”，即不必付诸实际的军事行动；“而以夷驭夷，于中国实未尝无益”，即是说，作为一种外交策略和方法，完全是可以试行的。

耆英在思想与外交层面的“以夷制夷”，虽然也存在着主观空想性，但却不失为一种外交方法，且不会立即产生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若如同某些人所设想的那样，将“以夷制夷”付诸实践，则不但祸患立至，且祸患大矣、重矣。

耆英虽未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制夷之策，但却不乏清醒而深刻的识夷卓见。

4可贵的御夷“反思”

鸦片战争以后，清统治者开始对中国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探求御夷之道。身为清廷直接办理夷务大员的耆英，就如何制夷等问题，发表过一些错误的言论，也与外国签订过一批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是，耆英在如何制夷的问题上，也确曾有些可贵的见解，于此，我们同样应该予以承认和肯定。

1842年10月26日清廷寄谕沿海各将军、副都统、总督、巡抚、提镇等，要求他们将鸦片战争后的“种种善后事宜……各就地势，悉心讲求，妥议章程具奏”。于是，清朝君臣纷纷大谈“总以造船制炮为要”，“练兵造船，乃当务之急”，“惟当以训练兵丁为第一要务”等等。自中央朝廷至各省地方，展开了一场规模不大，但也不算小的整饬军备的风潮。

耆英对中英武器的巨大差异有着深刻体认。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说：中英交战之时，英军可躲藏于船舱之内，“身有所护，目有所见，装药下子，又甚捷便……我之炮力，本不如彼炮之远……官兵容身无地，不及装药再放，是彼炮可以连环接续，而我炮止有一出。发而不中，等诸无炮”。清军之败，“并非战之不利，亦非防之不严”，实是中英武器相差甚大所致。因此，鸦片战争以后，耆英积极主张整军经武，并发挥了较为重要的影响作用。

首先，耆英提出了师西法造船造械的主张。

《南京条约》签订不久，耆英即上奏道光帝，“英夷虽已就抚，控制匪易，亟应练兵铸炮，以保将来”。稍后，耆英又上奏说：“筹议江海防守，自应首先讲求战船炮械”，明确提出练兵造械以制夷的主张，颇合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另外，耆英还命人“将《演炮图说》刊刻，颁行各营，令明白文义之人，与各弁兵先行口讲指画，日夕讲解，俾知放炮之法，然后照式试演，以利军用”。

其次，耆英提出了水陆并重的守御原则。

1843年2月，漕运总督李湘芬上奏说：对于来犯夷人，“拒之于水，不如拒之于陆”。这是建立在中国长于陆而短于水的认识基础之上，力图扬长避短的战略战术考虑。但鸦片战争的事实已经证明，清军无论是陆战，还是水战，均处于劣势。基于对中英两国军事实力的综合认识，耆英对舍水守陆之说表示反对：“舍水守陆，则水师废；水师废，则不必夷人之或有反复，即沿海土盗已足为害”，力主中国筹设防守，“必当水陆并重，不可偏废”。若一味株守口岸，或凭城自固，“是为无策”，必仍如鸦片战争期间一样，处处被动挨打。

耆英从宏观的战略角度，分析了海防、江防、城防等的利弊得失。“议海防者，以出海会哨，毋使入港为上策；循塘拒守，毋使登岸为中策；出水列阵，毋使近城为下策；不得已而守城，即为无策”。耆英提出了中国设防的两个层次。

第一个是最基本的层次，即是考虑到目前中国水师落后，“海防未备”，尚不能外国争锋海上的现实，“不得不先议江防”。但是，“防江之法”，并非是将清军全部布置于陆路内地，静待敌军前来进攻，而应“训练舟师，巡哨于江海之交”，拒敌于江海相交的边境地区。

第二个是中国设防御夷的最高层次和最终目的，即是讲求海防之道，“出海会哨”，拒敌于海上。

耆英的上述重视海防思想，虽未被清廷付诸于实践，未能取得实际的防夷御侮效果，但却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御夷之策。19世纪80年代清政府编练海军之举，可算是耆英海防御夷思想的一个物质结果。

再次，耆英首先关注清军将士基本战斗素质的培养。

清初，八旗兵精于骑射，骁勇善战，清朝各帝皆以骑射为立国之根本。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清统治者必须重新审视传统的练兵原则与体制。耆英等人便是首先变改传统练兵方法，关注清军将士基本战斗素质、技能等的培养与训练，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先行者”。

1843年1月，两江总督耆英与江苏巡抚程矞采、江南提督尤渤等，鉴于以往清军水师遇有将弁缺出，均于弓箭兵内考拔，因而造成有心上进者，亦不得不“皆习弓马，而不习水务枪炮”等弊端，奏请道光帝改变清军水师将弁的考拔办法，即应“以讲求操驾舟楫，辨识风云沙线，熟悉大炮鸟枪为首务，不重骑射……嗣后水师营将备员弁……专取水务枪炮，即骑射稍有生疏，亦准录用”。道光帝颇为赞成，立即批示：“若不变通，难收实效”，谕兵部核议，并妥议水师营简明章程。

半个月后，兵部核议复奏称：“外海舟师，迥非陆路可比，若非平日讲求水务，演习技艺，何以收发纵指使之用？”今后，沿海各省考察水师将弁，应“专以练习枪炮为要务”，使之或“一人能兼数技”，或“一人专精一技”。水师营各将弁兵士，平日有关航海、驾船、操炮等事的习练情况，应于平时逐一考验，分别等第，存记档案。如遇有缺，“按照等第，核实拣拔”，以适应近代火器战争的需要。

道光帝以上谕的形式钦定，以后水师遇缺，可由各督抚于“练习水务，精熟枪炮”的将弁中选取，“出具切实考语”后，送部以备引见。兵部官员应对引见之员的枪炮技能进行检验。合格者，“准其带领引见”，“如不能合式，即将该员退回本任，并将原保督抚提镇分别议处……以示劝惩”。

鸦片战争以后，耆英有关“安内”与“攘外”关系的认识，是其思想中更为值得称道之处。

1843年3月，耆英给道光帝的密折中指出：“自古远猷，攘外必先安内”。只有“司民牧者，抚绥得宜，教养有法，使民各遂其生，官与民有休戚相关之谊”，才能“内安而不患外侮”。然而，当时的情况是，“今之牧令，不理民事，不问疾苦，动辄与民为难，以致民情涣散”，慨然喟叹“内不自安，何暇攘外？”

耆英在如实揭露了江苏等处地方吏治败坏的四大突出表现后指出，正是由于地方官府和官吏的腐败，造成了阶级矛盾的激化，“官与民，民与兵役，已同仇敌”，“民生日困，民皆疾其长上，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此实不能御寇之由”，这才是中国在鸦片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

有鉴于此，耆英明确提出，在鸦片战争后的种种善后事宜中，“首重慎选守令”，应首先“从约束书役，清厘词讼，严拿盗贼，作为下手功夫”，然后“渐推而至于省刑罚，薄税敛”，切实缓和官民间的阶级矛盾，“以收人心”。只有如此，才能够“俾良民为我所用，莠民亦化为良，虽有强寇当前，而众志成城，彼亦无能为役矣”。英夷以区区“有限之游魂，安敢轻视我无尽之兵民？”

吏治官风的腐败，是历代封建王朝的通病顽疾，一切较为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吏或开明帝王对此多有揭露，并探求整饬之法。就此而言，耆英所揭示出清廷吏治的腐败情况，并无更多值得肯定的政治价值或社会意义。但是，耆英将清廷吏治的腐败，造成阶级矛盾的激化，与中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的斗争联系起来，将“安内”的重点放在整饬清廷吏治，蠲减苛捐杂赋，安抚民生，以达到官民一体，共同保家卫国，解决中华民族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矛盾的目的，无疑颇具政治眼光，在客观上顺应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要求，不失为正确的治国、安民、御侮国策。

当然，由于阶级的局限，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耆英本人，都不可能长久坚持，更不可能真正将这一思想付诸政治实践。然而，这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已不在本文论说的主题之内。

5余论

耆英是中国外交从封闭到开放，从传统到近代转变时期的封建官员，无论是其夷务思想，还是办理夷务的实践，都必然带有明显的愚昧成分和旧的痕迹，我们既不能因此而宽宥其所犯错误，也不能以今人的标准去苛求他。通观耆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制夷思想与实践，其人似难被称道为开明、进步的外交家，但却无疑是一位力图重新认识夷人，探求制夷之策的“夷务”大员；耆英虽未必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主战者，但亦决非如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位可耻的卖国者、投降派。

鸦片战争后耆英给道光帝的奏片值得研究。“自英夷犯顺以来，言事者纷如聚讼。主战者无不以抚为非，主抚者无不以主战为难。即臣前在盛京将军任内，体查该处情形，实有天险可恃，战虽不足，守则有余，亦主战而后抚，以示恩威。迨抵江宁省城，目击凶焰鸱张，竟有战守两不足恃之势，不得不暂事羁縻，以免斯民之锋镝”。

从上述奏片中可以看出，耆英本人最初亦是主战者，只是后来鉴于“战守两不足恃之势”，才“不得不暂事羁縻”。特别值得我们玩味的是，耆英在谈到主抚论者时说，主战者以主抚为“非”，即认为主抚、主和是错误的；而主抚者，却仅是以主战为“难”，是考虑到中国继续进行战争，将面对诸多困难，而不是以主战为“非”，认定主战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耆英等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期之所以主抚，并非是从根本上反对对英战争，而是因与英国相较，中国各方面实力较差，“难”以战胜英夷，故“不得不暂事羁縻”。

黑格尔说：“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耆英及其制夷的思想与实践，当然也不能超出他的时代，更不能超出自己的皮肤。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