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目的。他认为历代史书太冗长，就删节出对治国理政最有用的事件，按照年代顺序，编撰出我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编年体通史，宋神宗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书成之后，成为历代帝王的必读教材。近代以来，毛太祖也从中汲取政治智慧，据说读过十几遍。全书可以说是案例教学法，选取典型历史事件，司马光在叙述完事件后，自己作出点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司马光在点评中也加入了浓厚的个人主观色彩，主要以道德标准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我们在读《通鉴》时，还是要多思考的。
《资治通鉴》并没有像《史记》那样，从上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开始写起，而是从东周时期，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开始。历史事件的叙述只有这一句，但司马光的评述却占据了很大的篇幅。
司马光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四海之广，亿万之众，仅靠天子一人，是没有能力全部管理的，因此就需要在中央设置三公，在各地分封诸侯来管理。三公和诸侯也没有能力一个人管理其治下的所有事务，因此，诸侯要分封卿大夫来管理百姓。这一整套管理体系是周朝封建制的基础，统称为“礼”。这套系统之中最重要的是“份”，也就是各个位置的人的职责、职份。每个人在各自的位置上发挥相应的职责才能保证系统的稳定运行。而发挥职责最重要的是“名”，也就是每个职位都有相应的名号，名号既指示每个位置的职责，也是礼的载体。天子和诸侯通过授予“名”来确定“份”，通过确定“份”来维护“礼”。“礼”和“份”都比较抽象，不易理解，而“名”却是实际的，因此，授予封号是天子和诸侯的本职工作，也是专属权力。
但封建制的“礼”是基于血统的，血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可改变性。一个人一旦出生，就一次性的确定了血统，终身不能改变。这也是封建制能够稳定存续上千年的基础。“礼”中最重要的是“份”和“名”，但也有一些辅助的工具，比如“器”和“仪”。通过一些器物和仪式，还从形式上加强这种秩序，这也是“礼”的运作方式。“礼”通过这些“名”、“器”、“仪”来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司马光评论道，现在魏、赵、韩三家的卿大夫联合起来杀了国君，分了封地，按理说，天子是要集正义之师去讨伐的，就算不讨伐也决不能承认他们。三家来请封，也是要借天子的威来正自己的名。在当时，如果周王不册封，三家是没有名份的。所以三家即使事实上有了自己的国，但缺少周王的执照。而现在周王竟然册封了他们，等于是自己推倒了自己生存的基础，承认了以后诸侯的名位可以通过努力来获得，而不是像以前一样依靠血统。这样一来，天下就大乱了，周王室的统治基础就塌了，周王室也就逃脱不了被吞并的命运。
在作者看来，其实这个基础动摇的时间应该再往前追溯一些。东周平王东迁洛阳时，册封了自己的车夫为秦国国君，将当时还在犬戎手中的西周故地封给了秦国。并告诉秦国，如果你能夺回来，就是你的了。后来秦国确实把这些地夺回来，配合上周王发的执照，秦国就名正言顺了。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血统为基础的封建制就已经动摇了，只是三家分晋更有代表性一些。司马光通过这第一课告诉后世的帝王维护统治秩序是帝王的天职，器物、仪式这些事不能假手他人，名位正才能职分清，统治秩序才不会乱。这一点，对于我们现代的人从事管理工作，也是很有启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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